前几天《中国经济网》报道外卖变贵了,“外卖自由”正在离我们远去!然而,作为一个毕业半年吃饭全靠外卖的小职员,既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外卖自由”,也不认为混到吃外卖了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不过,既然来谈 “外卖自由”,那就有必要揭露一下这饕餮盛宴背后的辛酸和资本的逻辑。

目前外卖价格相对年前来说确实是上涨了五元左右,五元看起来不多,但是相对于本来也就是十几块的的外卖来说,这一次外卖价格上涨幅度就显得很夸张了。这种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当然会使得长期吃外卖的群体感到不满,抱怨“外卖自由”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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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大家都可能去点外卖,但只有特定的群体才会将外卖当成“家常便饭”,而这个群体一般是年轻且没有结婚的企业职员。他们一般在繁华地段办公,却拿着郊区工厂职工的薪水,享受着“不包吃、不包住”的待遇,极低的收入迫使他们无法承受繁华地段高昂的物价水平。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点餐。

笔者所在的企业有几百号人,而点外卖的大部分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午十一点左右大家就开始点外卖,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半就是一个“点外卖——等外卖——拿外卖——吃外卖”的过程。不点外卖的同事分为两种,一种是早上带点菜,中午用小电饭煲煮点饭凑合着吃,这种同事虽然收入也不高,但一般是有家庭的,带的菜是家里隔天晚上做的,这样吃一年能省几千块钱;另一种则是去外面餐馆吃饭,这些人年龄一般比较大,而且很多是公司的管理层,收入相对较高,有能力消费。

而笔者就属于刚毕业,没有结婚,低收入的小职员,所以为了降低消费,这半年来几乎都是靠外卖度日。为了吃上便宜点的外卖,不仅自己的手机号开通美团和饿了么超级会员,而且为了使自己多有几张优惠券,甚至拿同学的手机号也开了超级会员给自己用。点外卖也是遵循便宜原则:什么优惠、什么便宜就点什么,不再考虑什么外卖卫生以及安全问题。

很多人以为点外卖的人主要是图个方便,是懒得做饭或没有时间做饭。对于个人来说,什么原因都是可能的,但是当一个群体只能以吃外卖为生的时候,点外卖的行为就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了,那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是企业职工(或者叫白领阶层、脑力劳动者)贫困化的一种表现。贫困绝不仅仅只是衣食住行的无法满足,更不是1.25美元能够表现出来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困当然只能是在一定社会下才能反映。现在媒体喜欢将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解释为“生存压力”的增大,但“压力”正是贫困化在人们情绪上的反映。劳动者维持自身的发展变得艰难,维持家庭和后代的繁衍(劳动力再生产)变得艰难,这些就是“生存压力”的根源。环球网写了一篇“从外卖依赖看年轻人生存压力”的文章,文章中写道“这届年轻人所面临的职场环境与父辈不同,很多人没有单位附近的宿舍,也难以享受物美价廉的单位食堂;况且在许多城市,高企的通勤时间成本已让人精疲力竭,加之一些行业和单位奉行996工作制、加班文化,一个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10点到家的上班族,哪里还有时间和力气买菜做饭刷碗?”这段话描述的就是企业职工贫困化的表现,贫困使得他们住在偏远地带或者只能租一个简陋的小单间,过度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将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使得他们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做饭。点外卖为生只是他们贫困的结果表现,而迫使他们陷入贫困化的就是现代雇佣制度,他们与上一代的雇佣劳动者不同的只是套在脖子上的无形绳索更紧了,以至于生活中笼罩着一种窒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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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很早就有,最早的外卖形式是打包,即客人到店点餐付款并带走。后来随着电话和手机的普及,电话订购逐渐成为外卖行业的主要方式。但是电话订餐有它的局限性,一方面得先去过那家店才能获得那家店的联系方式与菜品情况;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店家不愿意接太远的外卖订单(一般不超过500米),所以有距离上的限制。这些客观的条件使得资本无法大规模的注入到外卖领域,外卖行业也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而随着21世纪到来,互联网的普及,外卖行业终于迎来了春天。在技术上,随着互联网快速地发展,网购使得外卖这种形式变得简单又快捷,人们在网上可以直接看到商品的样式图片与价格,并且各外卖平台为了使外卖配送距离提高,纷纷雇佣外卖骑手,使得外卖行业突破了原来行业的局限性。在市场上,一方面随着国企大量地倒闭,而没有食堂的小公司越来越多,以及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使得人们就餐的市场急剧扩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雇佣劳动制度,迫使企业职员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自己解决就餐问题。同时,由于地域限制,在具有大量企业职员的公办地带,实体餐饮店一般不能在一定时间容纳突然增加的就餐需要。这些客观上的变化,使得外卖行业就像一个“香饽饽”一样,只要资本投入就有盈利。

面对利润,资本就像猫闻到了鱼腥味,变得焦躁起来。大量资本注入外卖行业,各外卖平台为了抢占市场,纷纷采取烧钱补贴的低价促销手段,吸引大批商户和消费者,外卖行业在资本的催发下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在线外卖收入年均增速约为117.5%,是传统餐饮业的12.1倍,占全国餐饮业收入的比重从1.4%提高到10.6%,2018年我国在线外卖收入约为4712亿元。与外卖行业爆发式发展相伴随的是尖锐的竞争,在烧钱补贴下,短短数年间外卖行业经历了群雄混战到双雄争霸时代。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团外卖市场份额占64.1%,饿了么占33.7%。

外卖行业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仅仅只用了几年时间,这背后当然是资本逐利的结果。有些人指出,外卖平台前期的疯狂补贴,导致经营成本上升,盈利压力加大。但是经营成本的上升,账面的亏损,不一定是经营导致的亏损,往往是业务扩张导致的亏损。

美团早已宣布,外卖业务从2017年5月就已经开始收支平衡,如今已经是处于盈利状态,从餐饮外卖毛利率上看,美团2018年要比2017年高出5.7%。至于美团为什么亏损,美团高级副总裁王慧文曾说:“很多时候,亏损业务不一定是因为竞争而亏损,而是因为业务增速太快,决定了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可见,很多时候所谓的亏损,不过是将利润拿去扩张业务从而为了更大的利润,为了资本可以奴役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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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市场总是有限的,当市场趋于饱和,补贴促销也就失去了意义。“据美团点评研究院报告指出,经历了2014年的增长高峰之后,2015年至2018年,外卖市场规模和用户数增长均连续4年下降。市场增速由2014年的71%锐减至18%,用户增速则从51%降至15%。”

市场趋于饱和,市场份额已经瓜分完毕,外卖行业已经形成美团、饿了么两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垄断必然带来的是垄断高额利润。而垄断高额利润远超平均利润,这超出的部分一般是从劳动者的工资、小生产者的收入、中等资本家的利润中扣出来的。

美团、饿了么这次涨价的承担者主要是消费者,此外商家、骑手也是此次涨价的承担者。国际餐饮连锁品牌赛百味某负责人黄经理表示:“春节前后,我们使用‘饿了吗’平台的佣金就提高了2%,平台通知我们是因为提高运营成本和人工费用增加,需要我们配合。作为商户我们没有话语权,佣金上调后,我们的利润自然稀释了。”“今年年初,全国多地曝出美团上调佣金至22%,也就是说100块钱要给美团22块,这还没有包括保底的。”面对平台涨价,很多外卖骑手称,虽然配送费涨了,但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该拿多少还是多少。今年1月,美团发布《2018年美团骑手外卖就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有270多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有三成骑手的月收入过5000元,另外七成月收入不足5000元。不足5000元的工资相对外卖骑手的劳动强度和劳动量来说不算多,而且一般能够提供大量外卖骑手岗位的城市都是一二线城市,各种生活开销大。因此,外卖骑手的收入说到底也仅仅是勉强维持生活。

外卖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而这个产物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压迫。互联网信息技术本应该带来方便和快捷,结果却成了资本奴役劳动者的方便和快捷。外卖平台控制下的无数商家,无数骑手,以及成千上万的消费者通通成了平台的养料,滋生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虫。“外卖自由”从不自由,只有资本奴役劳动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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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让我看不到“外卖自由”-激流网(作者:启。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李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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