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女性打破沉默之后她可能遭遇什么?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打破沉默所付出的代价,看清它们,然后有勇气走得更远。

每个女生都以为站出来将会结束整个故事。但却只是个开始。先是生活里留下了奇怪的后遗症。在朱军的事之前,有人说弦子好看,她会很高兴,但现在她会害怕。24岁的花花之后来到广州,开始跟一些男生约会,只是回家之后会忘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都会变成那个人。

这件事也在慢慢失去关注。从2018年7月23日花花指控雷闯性侵,到今天已经170多天,少有人追问最后的结果。她的一位朋友发消息给她——看腻了。但亲身经历的人再听别人的故事,依旧是个冒险。她花很长时间听完这些故事,还是会惊讶,没有普通的痛苦,也没有重复的痛苦。

令幸存者绝望的是,这件事情和它包含的糟糕回忆成了未来生活里漫长的、了无边际的日常。它们像尘埃一样悬浮在周围。另一位指控迷笛周翊性侵的当事人罗丝坐在地铁上,听到有人提到“性侵”和“官司”的字眼,就会痛苦——这种痛苦来还自对自己敏感的无能为力。这些女生见了面,随手就能掏出起诉书和受案回执,就像掏一张演唱会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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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3日,花花发文指控公益人雷闯性侵。雷闯承认文章中的事实,并声称考虑向警方自首,但至今没有结果。花花在胳膊上纹了身,图案是“2018.7.23”,“我现在对这事最大的贡献就是努力消费我自己。”

花花觉得故事有可能不会结束了。她曾经回到事发的酒店,想弄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家酒店周围是一个静谧的居民区,孩子在小区里玩耍,老人坐着聊天下棋,他们当时是她最羡慕的人,羡慕到恨,她的世界已经碎了,而他们的完整无缺,可以笑、生气、玩玩具。

酒店的房间实在太小了,她静静坐在里面,想起了无数个细节,想起为什么没有继续要求他睡在地上,是因为洗澡之后水漫出来了,没有办法铺被子。她半夜起来,坐在马桶上,搜科普文章,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很多人对幸存者的真实生活了解太少了。” 花花反而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是安慰别人,安慰知道她故事的人,她安慰他们这件事没有那么重要,这是人生很小的一部分。但性侵的故事当然不仅是性侵,最后如果无法疗愈,性侵就会是整个人生的底色。

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人们不仅描述了性骚扰本身的粗俗和不堪,也描述了当时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但大多数人第一时间都在质问自己。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他误会的事?刚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反应?

赵嗷嗷在举报大学教授谢灿之后,曾无数次拷问过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让他误以为对他有什么倾慕之心?有没有不检点?翻到记忆最深的地方,反复勾勒,什么都没有,她才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受害者。

很快也有人说弦子“风评不好”。她需要发几千字来解释,其中包括大学里跟男孩吃过几次饭。发给别人她就把那个人删了,不想知道回复。她知道这个东西没办法解释清楚,会一直折磨她。

很多人一开始都还为对方考虑。花花在第四天的时候,梦到雷闯的孩子,后悔了一下。她担心他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赵嗷嗷在媒体工作,知道说出来的后果,如果他只是一时冲动呢,还有老婆孩子。但事情发展的肮脏程度远超过她们想象。花花现在最后悔的是,“当时没把最坏的东西说出来。”

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表达了对他们家庭或工作会发生未知事情的恐惧。对一些人来说,恐惧源于身体暴力的威胁。当鲸书的骚扰者开始在公开场合跟踪她时,她感到困惑和害怕,但她无力阻止他。她很快取消了社交网络上对朋友的关注,因为朋友也被骚扰了。花花犹豫要不要去广州的学校上学,因为“雷闯的办公室就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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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4日,鲸书指控姚峻从2015年起持续3年对她进行性骚扰。姚峻起诉她侵犯隐私权,和她起诉姚峻侵犯人格权均已立案,正式进入诉讼程序。

只有王嫣芸在当时就拿水壶盖砸向了对方。这在她的人生里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在她小的时候,家人就总打架,而她喜欢画画,画完挂在窗户上,感觉很特别。大人们拿凳子砸窗户的时候,看见一幅画,每个人都会愣一下。画有什么错呢?尽管她砸完水壶之后,也是一路哭着回家的,“在想自己做错了什么,什么也没做错”。

很多人都提到了另一种恐惧,一种区别于“受害者有罪”和“羞耻感”的真实感受:如果你站出来了,你的控诉就成了你的身份。他们被要求维持“受害者形象”,关注、转发的必须是相关内容,否则就会被质疑。他们不再被当成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在有些时候,他们成为子弹和筹码。

罗丝害怕上微博,因为“在那个ID里我是一个受害者”,她没有办法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那里面的她就该是个压抑的人,应该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受害者、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状态。她之前养了一只猫,偶尔也想发猫的照片。

赵嗷嗷也面临了类似的处境。她的第二篇指控写得逻辑细密,还仔细整理了证据。很多人过来骂她。但在第三篇里,她无意识流露出的崩溃情绪,却让她更像个受害者,支持和关切毫无保留地覆盖过来。“我太冷静了,会显得我很强势,人们不喜欢强势的女性,他们会因此不信任我。”

这类遭遇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开始,未来则各有不同。有的人看上去被摧毁了,有的人坚定了想法。之前没有人经历过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办,什么是正确的路。

当女性打破沉默-激流网△ 2018年7月25日,王嫣芸举报称,自己2015年遭性骚扰。

对罗丝来说,她的身体先是被摧毁了,然后工作和生活也被摧毁了。在7月28号她发出指控后,她向单位请了假,躲在家里,拉上窗帘,三个昼夜没有吃饭和睡觉。手机屏幕的微光闪在脸上,她无法停止刷新看评论的动作。那种感觉是“生死疲劳”。最后她睡不着,吃了医生开的药,把剂量翻了倍。后来她见到弦子,总说:“姐姐微博上每天很多人骂我,我好痛苦,我还要跟他们解释。”

紧接着,她的全名对方被公开,照片也被曝光了。因为官司反复前往北京,原来的工作丢掉了。她有过很多构想,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工作。但现在所有的都暂停了。她被生活留在了原地。

她发现对方顺着她的微博,关注了她的大学同学,她大学班级的微博账号,她大学老师的账号,她之前参加过活动的官方账号,“他甚至在用自己的微博参与我母校的活动”。他重新进入她的生活,四处观看,但一言不发。她晚上一个人待着就会哭。但她不希望好朋友猜到是她后来关心她。可又担心老师同学看到这件事,因为害怕伤害她不来问,那他们相信了谣言怎么办?这对她又是一种恐怖。

即使熬到天亮,事情也不会变得好转。她去报案,做笔录的也都是男性。她被问到:“怎么当时不报警?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才来说?你现在说有什么目的?当时怎么不反抗?”她第一次报案独自一人去的,因为觉得尴尬和羞辱。但再一次的羞辱不可避免。“当时有多用力反抗?你没有强烈反抗吗?你如果强烈反抗他怎么会得逞呢?”更多的是细节,她当时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颜色的内衣内裤。他穿的什么颜色的,他用了什么体位用了什么姿势,她要详细描述出整个过程。

所有人看她的眼光都不一样了。周围的人会互相询问,这是个什么案子?人们的眼光让人很不舒服,很粘腻,眼光突然变得有分量了,变得有形了。那天下午在公安局,她始终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低着头像做错了事,“官司还没有开始,还没有把他判刑,我已经被这个世界判了无期徒刑了”。

在各种各样的痛苦里,无法将自己认为的真实传递给别人,是一种最大的痛苦。罗丝强烈地知道某些真实,但文字又难以传递,像对着空气说话。她要解释的是周翊性侵在前,她“说服”自己喜欢他在后。罗丝指控周翊在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结束当晚,在酒店实施了性侵。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我说服自己去喜欢上他。光是喜欢的话也不能够支撑我的痛苦,我就会特别爱他特别依赖他,我觉得要像普通谈恋爱的男女之间一样更依赖他,更信任他。他说什么我都会相信”。

弦子后来说,自己可能是那个“完美受害者”。因为在朱军这个事情里,“没有涉及我需要自责的地方”。罗丝的痛苦在于,她在内心可能要复盘自省几百次,每一次伤害都在加深。

这个自省让人难过。罗丝也会想她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不检点的行为。“但其实我整个大学,直到大三遇到他,都没有谈过恋爱。” 她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幸好她大学没谈过恋爱,所以这一点才没有被做文章?但这种幸好很悲哀。“只要我自愿,交往多少个又有什么关系?”

在舆论场里,有时候解释越多,争议就越多。很多人无法理解当事人怎么说服自己爱上对方,也很少有当事人能解释清楚其中的模糊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施加的控制,这需要极大的耐心,需要忍受反复的羞辱和灵魂的折磨。

但幸好有林奕含。这位出色的写作者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完整、清楚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控制的存在。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提到了她的帮助,读者也读懂了这个故事。在罗丝的微博评论里,齐刷刷写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罗丝之前没有看过这本书,在举报之后,她花了三个月时间才看完。她看了第一章就不行了,每次看都会哭得喘不过气。“如果不是她的故事先于我,我甚至会觉得有人剽窃了我的人生。”罗丝感激林奕含所做的一切,“因为周翊说过的很多话和李国华是一模一样的”。

她被诊断出双相障碍,去看了医生。她现在一移动手会抖特别严重,手脚会发凉。最开始只是手麻,现在已经到了小臂,碰到就会痛。医生的诊断是一种因为情绪压力过大的躯体化障碍。她想自杀的一次是在2018年初,“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面骂我,说我一点都不坚强,他说他也有抑郁症的朋友,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消沉,他说我自己怎么不坚强一点,为什么老是坐在地上跟他说话,能不能站起来”。

那天晚上她哭着睡着,醒来发现长大后第一次的,尿了床。“你知道房思琪那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看到那一段她失声痛哭,就是在最后一章里,“而她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怎么剥香蕉!”

其实从发微博那天起,她完全没有想过之后可能要再报警再打官司。她不知道如何被一步一步推着走到了今天。报警、做笔录、打官司、回忆自述,她当时发出来的时候是想解脱的。

她理解李依依站在楼顶的感觉,同样,她也知道林奕含把她的故事写出来的结局。“我们没有直接的交流,也从没在一个时空上对话过。”但她希望有一个新的结局——官司能赢,这是支持她走下去的依靠。“我觉得李依依和林奕含都是把一条路给走到了尽头之后,提供给了我另一种可能。”

让人无法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女性之间所展现的友谊。弦子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沉默的羔羊》这本书:“我觉得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她非常容易被一个具体的感受所影响。当有痛苦的人靠近她,她能感知到那种痛苦。她逃避看林奕含,也无法接受陶崇园的死亡。她跟男朋友说起这事,在商场里就哭了起来。她无法接受不可挽回的结局,“以前老觉得事情都会得到解决的,但现在发现,其实不会”。

她对其他当事人的关切和耐心令人惊讶。她宽慰他们,长时间关注他们情绪的变化。她帮其中的一些人推荐律师。她愿意把自己的感受跟别人的感受联系在一起。这让女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友谊,这种友谊不是因为利益而联结,更多的来自感同身受,却有着稳固的力量。

帮助弦子发声的麦烧也是一位女性,在此之前她们既不认识,也没见过面。直到麦烧被房东威胁,她们才互相加了微信。弦子觉得她跟麦烧有一点比较像,“做一件事情是看对还是错去做,但不会想它带来什么后果。”

花花最难忘的时刻,是接受采访那天,很多女性围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很感激我收获了这样的宝贵的关注和凝视”。她同样记得,她见到其他女性当事人,她们一起躺在床上,共享了经历。

在此之前,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伤害不仅来自当事人,还来自观看的人。素不相识者的谩骂更让人难过。赵嗷嗷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头像是一位年轻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她尤其难受,“她可能自己都是弱者,都也许将在生活中遭遇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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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赵嗷嗷举报某著名高校生科院研究员谢灿性骚扰。9月12日,学校在与她面谈中认为不存在性骚扰行为。她患有躁郁症,因吃药而体重上升20斤。

同性别之间的伤害也会更加痛苦。“那些语言真的不堪入目,最开始我只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但现在我可以准确地说出那是什么,说你是‘婊子’‘荡妇’。”罗丝原本以为只有男性在成长过程中不了解女性才有这种想法,但后来发现不完全是。更多的原因是“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很正直的人走在路上,一个好人,然后就突然遭遇了这样无端的灾难,因为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世界”。

有段时间,罗丝觉得自己再不把这些说出来就要不行了。在诉讼阶段,很少律师愿意当事人接受采访。但她现在的律师告诉她,如果真的觉得痛苦就什么都不要管,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位律师也是一名女性。“她会跟我说,你写自述的时候,那些让你觉得大众还不知道的不堪入目的细节,你想说就说。如果觉得说出来还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如果当庭对质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太痛苦了,简直活不下去那么痛苦,那你就别写。我们可以去搜集其他的证据。”

但既是受害者“羔羊”,又是救助者的双重身份也会让事情变得复杂。比如弦子一直没有察觉这个事对麦烧的压力,直到有一天律师在群里说朱军可能撤诉了,“麦烧当时就说如果是真的,她高兴得想跳楼了”,她才明白麦烧的压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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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26日,弦子发布长文指控著名主持人朱军猥亵。朱军起诉弦子名誉侵权,弦子起诉朱军猥亵,两案均进入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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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烧是弦子的支持者,她帮助发布了那篇长文指控。她作为当事人之一也被朱军起诉名誉侵权。

2018年中秋的时候,罗丝住在弦子家。她那天要去派出所,很晚了,弦子和男友就陪着她。但在过程中她感受到了:“你比其他当事人幸运,这个东西也很折磨你。”她时常会愧疚,人家的号被封了,她的还天天有人给她续会员。

她很难拒绝别人,让开微博就开了,采访也不推辞。“如果我妈妈说你别搞这事了,这个不是我纠结的,我不会考虑这个。但拒绝一个媒体的采访我会纠结很久。”

但弦子的母亲能理解她为什么愤怒,她父亲不太理解,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事情会很影响她的工作,觉得不值得。她母亲提过,年轻的时候自己在公交公司上班,认识一个女的很漂亮,有一天一个流氓过来很大的声音说你跟我睡觉睡得舒不舒服啊?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但是他就是说这样的话让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个女孩真的嫁不出去了,她最后跟那个流氓结婚了。她母亲说,就是很不公平。

后来她母亲有一天偷偷来北京看她,没说让她放弃,也没担心别的什么,就是怕她被打,“我妈总觉得有人要打我”。

这半年来花花见到了更多的受害当事人。“普通人只会说,你没有做错什么,这不是你的错。你知道那些幸存者会怎么说吗?他们会说只要讲出来,那个欺负你的人就会害怕,原谅他并不是你唯一能做的事。”她吃惊于这种力量。她要找到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她分享她的经验,让分享超越这个事情本身的界限。她的一个朋友说:“你半年前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会非常的痛苦,想结束这个故事。但现在你在努力地使这个故事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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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豹是打破沉默女性的支持者。“我觉得情况在变好。这样想会太乐观吗?几年前,女明星的隐私照片曝光时,大众发表的意见,和如今的意见很不一样。现在当然也还有不好的声音,但更重要的是声音多元化了,有好的声音,响亮地抗议抗衡,表达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支持和对曝光者/传播者的谴责,反对身体羞辱,反对贞洁观和羞耻论。当然大众是多层次和多面的,但我还是觉得情况在变好。碰到一些事情时,我总会想(幻想?妄想?),到我的孩子长大时,社会不再是这样。”

弦子接受了更多的无法拒绝的采访,她作为编剧的身份开始拖起了稿。但她一直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个小孩在海边拯救一群搁浅的小鱼,路过的人说这件事没有意义、没人会在乎这件事,但小孩每救一条鱼,就说“这条小鱼在乎”。对她来说,“生命和个体的存在是最至高无上的,我相信没有任何机构和集体比生命重要,我也正视我自己作为个体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愿意让任何看似庄严的存在摧毁我自己。”

没有被摧毁的人还有罗丝。她最初的时候只是希望那个迷笛那个小的组织能够做一些什么来预防,但他们显然没做到。她希望官司能赢,那就是一个新的结局。

现在她向大家说自己的事,她知道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可能不会马上显现,但给它以充分的时间,就一定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可能《人物》写李依依故事的记者也不知道,会有一个女孩在晚上抱着手机看那篇文章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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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像罗丝一样的人没有出现在镜头前。2018年7月28日,罗丝指控迷笛音乐节志愿者负责老师周翊性侵。8月6日,苏州警方就此案报立刑事案件。之后,周翊以名誉权纠纷起诉罗丝和帮她发文的网友落生。“他们觉得伤害一个女孩特别简单特别容易,像林奕含说的一样,整个世界都觉得她有罪,到最后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罪,这就是我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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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打破沉默-激流网(作者:王天挺。来源:谷雨实验室。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