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梁羽生的“江湖之争”-激流网

1954年,梁羽生写出第一武侠小说,两年后,他的同事查良镛见猎心喜,也推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写了10年后,两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有!答案是肯定。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佟硕之”公案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虽然是新武侠的推手,但他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读书》第2期),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也。

在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上,梁也是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也有不足,“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那么就少不了金庸的看法。于是长袖善舞的罗孚,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梁、金同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的软肋,但文章平和,也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的“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想来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做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的“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势微和金庸的凸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九十年代至两千年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争”的背后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金、梁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中共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即陈凡)。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今日金迷们津津乐道金书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多,其实,只要了解香港电影史,当应知道,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八十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因为曾有抨击中共的举动,没有被重视。到八十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九十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炒作”,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在时代裹挟下——或者说,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金庸的风头当然也知道。梁对此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五十年代的金庸,有六十年代的金庸,有八十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金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内地,到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中共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八十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中共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江湖上高手博弈,讲究的是“十八般武艺”,而对于以“名士”自居的梁羽生而言,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现在,金庸也魂归道山。如果梁羽生在世,该送去怎样的挽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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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梁羽生的“江湖之争”-激流网(作者:徐庆全。来源:八十年代。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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