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宗派集团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王明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过分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等等错误主张。这条错误路线,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简称“上反”),领导全市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反”的党团成员有五人,书记老洪、委员老赵、老郦(即郦成明)、小李和我(当时规定都用代姓)。老洪是个知识分子。老赵是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回国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老郦是个饱经风霜的地下工作者。小李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当时所谓改变各级领导成份的干部路线下,工人党员得天独厚,我从塘山路街道支部书记一下子被提升成了“上反”党团成员。“上反”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是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等活动。我们印制了许多标语、传单,发给“上反”在各区和各基层组织里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到热闹的马路上去散发。有时他们乘坐公共汽车、电车经过闹市中心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叠传单抛出去。有时他们到南京路几个大公司的屋顶花园里把传单丢向马路上。我们还分区发动一个或几个单位的群众举行飞行集会或游行示威。有一次,我在杨树浦平凉路一块空地上,组织纱厂工人示威。正在集合开会时,我发觉巡捕房的一个密探已经盯住我们,估计大批巡捕马上会开来。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发动群众包围密探,我们才好脱身。于是,我通知总指挥马上发出打走狗的信号。此时,密探从袋里掏出警棍要抓总指挥,一霎间,组织好的工人纠察队包围了密探,扭住他不放。这时,已听得见警车的喇叭响声了。负责纠察的同志一面催我和总指挥马上离开,一面不顾被捕坐牢的危险,毫不畏惧地和密探进行搏斗。

王明“左”倾路线对上海地下斗争的危害-激流网王明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抗日救国斗争的新高潮。但是,王明路线却错误地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列,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反对国民觉的一切派别并列,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和发动冒险行动。有一天,“上反”党团开会,老洪传达上级指示说:现在日本步步侵略,国民党不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剧烈反对。红军已经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这些都证明革命危机已经发展到了尖锐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内都已经动摇、恐慌万状,中国革命出现了全国性的新高潮。他又说,当前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军阀都是一致的,就是资产阶级也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应当采取进攻路线。他接着又说:在进攻路线下,“上反”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老赵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一听到党中央这些指示他马上提出:现在群众要大干,要革命,我们先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行业发动反帝斗争,然后扩大并推动全市的反帝斗争。他还具体建议,人力车工人在大革命中表现勇敢,他们生话苦,受压迫深,最恨帝国主义开设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抢去了他们的生意。如果发动人力车工人去砸公共汽车、电车,斗争一深入,一定能够引起全市反帝斗争的高涨。他认为“上反”党团应该成立具体组织这个斗争的指挥部。这个错误主张得到了老洪的同意,于是,便指定老赵和我去发动这场斗争。

我们到了人力车工人聚居的潭子湾棚户区。人力车工人每天作牛作马地日夜两班拉车,老婆、孩子去捡破烂、挖野菜,还是不得温饱,长年挣扎在饥寒之中。他们日日夜夜地渴求改变这种非人的生活。当时,我们是这样进行宣传鼓动的:现在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步步胜利,苏维埃政权扩大到了半个中国,穷人的出头日子为期不远了。你们的饭碗给帝国主义的公共汽车、电车抢走了,要报仇,要伸冤,大家要积极参加斗争,迎接天亮呀!那些年壮气盛的小伙子,一听到要去砸公共汽车和电车,立刻激动起来,摩拳擦掌地要上。我们就把他们按照英商、法商公共汽车,电车的路线编好组。第二天一早,大家埋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等到公共汽车、电车开过时,用石共对准车头掷去。由于出其不意的袭击,使几条路线的车辆一度停驶。开始,巡捕房一时查不到线索,斗争似乎“胜利”了,但以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再去行动,不少群众就遭逮捕。被捕工人家属的生活因此陷于绝境,群众斗争情绪就此低落。后来,虽然指挥部布置群众继续行动,但大多数人不肯冒险,只有几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勉强应付一下,斗争已流于形式。

这场斗争引起了“上反”党团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老赵曲解人力车工人斗争的失败为胜利,说是“成绩很大”,主张要以此为基础发动全市的暴力斗争。他还提出:要吸取组织这次斗争的经验,要把党、团、赤色群众组织、工会、学联、妇联、互济会等力量集中起来,统一组织“运动委员会”,斗争才声势浩大,才能持久。老郦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人力车工人仇视公共汽车、电车是从狭隘的行会思想出发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还不到政治上自觉斗争的程度,现在他们的斗争受到挫折,原因不是什么声势小的问题……老赵不让他把话讲完,就暴跳如雷地扣大帽子:你看不到反帝运动的胜利发展,看不到全国革命高潮,看不到群众迫切的革命要求,反对采取进攻路线,这是可耻的取消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老郦严正地提出:从“四一二”事变以后,党的战斗力还刚刚恢复,人力车工人中党团力量本来不强,现在斗争遭到挫折,党团员大部分被捕,这种没有政治方向、孤立的暴力斗争,是脱离多数群众要求的。他还对下一步要推向全市的暴力斗争,表示怀疑。老赵听了,蛮横地说,老郦的思想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老洪一向支持老赵,我和小李支持老郦,大家争论不休。老洪只得说向上面请示汇报以后再作决定。后米,党中央派来了一个领导同志。他听取了双方的陈述以后,认为老郦的意见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以后,老赵竟以老郦“反对党中央的反帝斗争路线”、“不满‘上反’党团的领导”、”不坚决执行‘上反’党团的奂定”等“反党”错误报上级,决定撤销老郦在“上反”党团的职务,并责成他写出书面检查。这时,正是上海地下党开展“反两面派”斗争的时候,不少知识分子成份的党员遭到批判。老郦也被诬陷为“改组派”、“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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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中央批准老赵提出的组织“运动委员会”的主张后,“上反”党团要求把反帝斗争从局部推向全市。一九三二年,为了纪念“九一八”一周年,“上反”与“上海人民反日大同盟”(简称“民反”)准备召开一次全市性的由各界群众参加的示威大会。为此成立了筹备处,并在租界的大旅馆里开了几次筹备会议。会议最后确定大会地点在泥城桥,因为那里马路纵横,行人众多,易于分散;同时组织一部分群众事先在北站集合,以转移巡捕房的注意力。会议还规定了集合、开会、全市游行与分区游行、解散等联络暗号,各区纠察队人数,秘密与公开的总指挥人选。我被指定为公开的总指挥。那天上午,泥城桥一带成千上万的工人、店员、学生、教师等好象是若无其事地在逛马路,其实是聚精会神地在注意集合暗号。

由于巡捕房的注意力在北站,这里只有一队巡捕来回巡逻。九时正,秘密总指挥通知发出集合的暗号,我马上右手拿了帽子向分区指挥走去。霎时间,一个工人在集台的会场中心高举起一面红旗,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推后拥地向中心汇合。“纪念九一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强盗”等口号声四起,传单象雪片似地飞舞。主持会议的人站在红旗下讲了几句话,就通知整队出发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西藏路涌去,少数巡捕怎么也阻挡不住游行人群。到了南京路,巡捕房的警戒突然森严起来。红色警车、救火水车和骑马的“三道头”,杀气腾腾地排在那里,准备冲散游行队伍,镇压革命群众。秘密总指挥及时通知发出分区游行的暗号,各区队伍就按事前规定的路线,分散前进了。

在此前后,“民反”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共舞台戏院召开了上海各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党团员或赤色群众中的骨干分子。那天开会,每个代表胸前还挂着一条红绸做的代表证。我负责带闸北区的队伍去参加大会,在会场里看到老郦也挂着红绸代表证。为了怕闸北区有些代表进了会场找不到队伍,我就去大门口等侯。但刚出去一会儿,巡捕房的摩托车队就到了会场门口,立即封锁了大门。随即捉人的红警车和大批巡捕都来了。已经进会场的二百多名代表无一幸免,全部被捕。后来,听说租界当局将被捕者中比较重要的干部,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押送到南京入狱,其中有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敌人用机枪扫射,壮烈牺牲。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下,不少同志遭到了无谓的牺牲,但是他们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仍在同志们中间传颂着。一九三三年我被捕后,曾听到难友为我讲老郦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老郦被捕后,国民党认为他是“共舞台”会议的领导人。他被押送到南京后,国民党特务就来劝降,但他干脆拒绝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信仰共产主义,决不动摇。特务们在失望之余施加酷刑,妄图逼他就范。但是,他坚贞不屈,直至殉难。他曾经对难友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的未来,才决心抛弃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如果在敌人的威胁下,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或以别人的生命来保存自己的生命,这不但会被人民所唾弃,连敌人也会瞧不起的。这样比死还不如!像老郦那样由于敢于坚持真理,受到错误路线打击、排挤,却仍然坚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以后又遭到反动派屠杀的同志,何止一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直接或间接地葬送了很多久经考验的同志的生命。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派特务混进了我党内部和各级领导核心,从中进行破坏,而且威胁利诱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不满分子,先让他们秘密办理叛变手续,然后伪装革命,继续在革命队伍内部扩大缺口,进行破坏。从一九三一年到三四年,上海笼罩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迭遭破坏,迫使党中央机关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往苏区。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决定缩小党组织,撤销“运动委员会”,恢复各级组织的严密领导。如杨浦区被划分为纱区、烟区两个产业区委,并以齐齐哈尔路为界,划分齐东和齐西两个街道区委。我被任为齐西街道区委书记。工作方法实行单线联系的方式,省委设巡视员领导区,巡视员单线和区委书记联系;区委所属的支部和党员,也都是单线领导。区委设立绝对保密的机关,以家庭形式作掩护。我爱人陈琳当时就“住机关”,负责安置安全信号,与省委巡视员联络。当时,不但白色恐怖严重,而且党的经费很困难,要求基层组织的干部一般不脱产,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我和陈琳是脱产工作的,组织上每月发十二元,房租、车费、生活费都在内。我们往往要降低到起码的生活费开支来应付意外支出,帮助更困难的同志。对失业的区委委员,组织上每月只发给四元津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地下斗争。

一九三三年四月,省委巡视员小李把我的领导关系交给了老沈。一天,老沈通知我,烟区已遭破坏,但是还留下一个关系要我去接上,然后由齐西区委来领导。傍晚,我按照老沈说的地点和暗号找到榆林路一条弄堂里的一个灶披间门口,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痕迹,灶披间的门也是按规定虚掩着的。我正伸手推门跨进一步时,只听见“不许动”,我的手被铐住了。原来,这个地方是敌人破坏烟区组织后有意保留下来引诱老沈上钩的,我代替了他。敌人把我当作老沈,草率刑审后,就被押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

我们这一批押送南京的共有四个政治犯。和我铐在一起的是黄励。在狱中,我才知道黄励在“共舞台”事件后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为叛徒出卖,在租界里遭秘密逮捕。从上海列南京,尽管反动派蜜言引诱或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忠贞不渝。

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由于反动派管制严密,政治犯对外面形势盲无所知。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黄励物色了一个青年看守,耐心细致地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开始这个看守听了默默地走开,以后就主动讲了一些外面的消息。黄励再设法把消息传到男监,大家都佩服她能抓住机会,创造条件,解决了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此,监狱里的政治空气比较活跃了。后来,这个青年看守被特务搜查出黄励托他带出监狱的信,即被逮捕枪决。黄励受尽非刑折磨,于七月五日清晨,在雨花台壮烈就义。

(上海党史调查组沈忆琴、薛森荣一九七九年九月访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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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左”倾路线对上海地下斗争的危害-激流网(作者:林立。校对:如晦。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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