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2017年2月11日14时23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矢志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95岁。李老1937年16岁时就参加革命,无论是战争年代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还是建国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李成瑞同志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离休之后,当很多和他一样身居高位的老同志背叛了当初的革命理想、脱离了孕育了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工农群众的时候,李老一直没有忘记当年的“初心”、停止革命的步伐,一直关心着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命运。本文系2015年12月20日李老与青年交流时留下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李老讲述了他一生的革命经历,表达了对局势的看法和对青年的殷切希望。谈话长达五个小时,当时李老已94岁高龄,且病痛在身,但始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对青年的殷殷之情,可见一斑。激流网有幸获得这份谈话记录,不敢私藏,现刊发以飨读者。

革命老人李成瑞自述-激流网李成瑞探访上访村

我写了个简单的提纲,(如果全部谈)恐怕要谈四五个小时,因此重点说两头:一头说抗日战争,一头说文革和改革,围绕毛泽东主义(这个线索)来说。我今年九十三岁,七七事变时十五岁,七十八年的时间可分为两段,前三十九年是毛主席领导的,1937年到1976年为前半段,从1976年逮捕四人帮算起,至今也是三十九年,(这一段)毛主席没有直接领导,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继续奋斗。现在我写不了多少东西了,七八十岁我还能写不少东西,这两年只能偶尔写很短的东西。后半段有曲折,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对于修正主义集团认识还不那么清楚,以后逐步才清楚起来,打倒四人帮时我也喊过口号。

我7岁上小学,12岁上河北省正定师范,河北第八师范,正定古称常山,常山赵子龙。为什么上师范?国民党年代按西方的办法,师范是官费,一个月有四块大洋的伙食补贴,实际上吃三块五,还能剩五毛钱。正定有两个中学,一个叫第七中学,一个叫第八师范,当时人说有钱的考七中,没钱的考八师,我在农民中算比较富裕的,农民连小学都上不起,百分之八十的文盲。我们那个村,360户,小学生最多时70人,实际只有20%的小孩能上学,土改时我家定为富农,但是这个富农也是紧紧巴巴的,本来学校要补贴饭费,但开学时国民党突然变了,财政困难,说前三年不补贴了,我们改为附属初中班,后三年才补饭费。我记得那时家里有时借不到钱,交不了饭费,食堂就公布哪些人没有交饭费,要赶快交,也没说不交不让吃饭,但意思是不交钱不行。我很苦恼,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没有交饭费的那些人张着大嘴,贴在那里。那时没有所谓大字报,但也有地方贴。我的漫画得到穷学生们的一致称赞,说画得好,画得好!我画得技巧不能说好,但我将感情表达出来了。

我读到后期师范一年级,相当于高一,开始享受四块钱的补贴了。暑假时,我有点事情在保定,七七事件那天我正在保定。从保定回唐县的家,要坐四站火车,然后走一站才能到家。上午十点车到,结果等到下午一点,有人打电话说长辛店的车开不出来,那时还没有卢沟桥的说法,就是长辛店。说长辛店出事了,又不知是什么事。那时广播也不普及,后来回来到看到报纸,知道是卢沟桥发生冲突了,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会变成全国抗战的起点。为什么?因为在卢沟桥事变前,类似事件发生过多次。当时在华北,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变色,要不然日本为什么合法地驻到宛平?国民党有个《何梅协定》,对外不公开,但有小报透露出来了。在此前发生过丰台跑马事件,日本一个马跑了,跟中国闹起来了,还有个日本坦克穿城事件,日本坦克在北京大街上穿城而过,都不了了之平息了。这一次我们以为也会这样。事变后,日本人请29军军长宋哲元到天津谈判,实为缓兵之计,趁机调大部队来,因为日本虽有驻军,但比较少。宋哲元从天津回来,看到前门堆着沙袋,说,搞什么沙袋?还打仗啊?不打啦,我在天津跟日本达成协议了。宋哲元这个人有两面性,最后在日本人逼迫下抗日了。总的评价我们还是肯定他的。那时我们经常看报纸,我们离县城八里地,经常到县城取报纸看。日本人从南苑发动进攻,整个包围了(中国军队)。29军缺乏准备,佟麟阁和赵登禹战死,北京现在有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都是仓皇应战。后来事态扩大了。七七事变后,我在保定唐县,离保定一百多里。阴历八月十五,日本鬼子就占领保定了,后来往西开进,离家乡只有十几里路了。怎么办呢?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呀?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倒是开到河北了,打破了河北的界线,但见了日本人一触即溃,没怎么打就往回跑。我们家乡门口有条公路,当时说准备抗战修的公路,老百姓都很积极。结果咱们没有用,日本鬼子的坦克装甲车汽车用上了。老百姓说,这都是给日本人修的,出了大汉奸了!百姓问国民党退下来的兵,你们见到日本人了吗?有的就回答,我们要见了日本鬼子,还能跟在这跟你说话吗!恐日病、失败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往南逃的时候还骚扰百姓。国民党军骚扰百姓,老实讲比地方军阀还稍好点。地方军阀抓夫抓牲口还强奸妇女抢东西。中央军比他们好点,不强奸妇女不抢东西。但抓夫抓牲口,这个老百姓受不了。抓夫,将劳动力抓走了家就没法支撑了,牲口是种地不可缺少的,老百姓半个家当。国民党军一直往南撤,没影了。老百姓就骂,骂他们不干正事。

我记是是八月十六开始逃难,那时国民党军靠不住,八路军我们还没听说过,知道共产党改编了,但是在哪里呢?当时不知道。我记得八月十六的月亮圆得很,我们一步一回头,掉眼泪。我那时有个幻想,认为日本鬼子过不了黄河天险,只要逃过黄河去,就可以安定下来继续上学读书。那时也没太高的理想,就是读完师范,能够当个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一辈子就行了。至于上大学,虽然家里是富农,但上不起。另外,师范毕业生五年以内不能上大学。师范是官费的,必须服务五年以上,当小学教师,才能考大学。五年以上也没那个钱。所以上大学是实现不了的梦想,只想跑到黄河以南继续完成学业。跑到邢台,保定南三百多里,邢台有个亲戚,先到他那里了,到那后他找好家了,委托一个山区里的小学校长,王校长,招呼我们住下了。日机每天轰炸,我们就躲在屋里。有次买的粮食堆在那里,我就躲在粮食后面,敌人机关枪将瓦片都打飞了,我没受伤。呆不住了,到山里躲一躲吧。因为带的钱很少,我们不能老吃人家喝人家的,每天吃两顿饭,也不能太饱,我就生病了。当时人叫黄病,可能是黄疸症。眼珠是黄的,脸是黄的,皮肤也是黄的,走不动路了。我说这糟糕,这不是等死吗。我父亲是小学教师,他懂些中医,他说有个中药叫茵陈,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用三月四月采的茵陈晒干了,可以治黄病。他就打听村里有没有茵陈。结果有个老乡有,拿来给我喝,还真见效,喝了就好了。但营养不好。小学教师就说你到我们学校来,可以吃饱饭。我在那住了两天,有天早晨突然听到当当当的紧急的铃声,到大教室集合,要上《最后一课》。王校长是个爱国校长,他将都德的《最后一课》印出来,不管年级,一人一份,王校长说,日本鬼子离我们几十里路了,今天上最后一课,就开始念都德的课文,念了两句他就掉泪了,说我们快要做亡国奴了!课文大家回去自己看,在黑板上写字。都德写的是“法兰西万岁”,我想他一定写“中华民族万岁”,结果他写了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他说,今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就是遇到掉脑袋的情况,你也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就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喊了四五次,王校长说散会,回家,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课。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喊的五个字很得要领,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后来学校散了,怎么办呢?只能回老家。带的盘缠也没了,出来时穿的单衣,现在天也冷了。怎么办?父亲说要饭吃吧。一说要饭吃,我就哭起来了,觉得不好意思,很难受。实际上要饭,老乡很热情,老乡都说,我知道你们不是要饭的,是逃难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年头没法了,我们有饭吃不能看着你们挨饿。邢台离我们家七百华里,走了十几天就到家了。问家里周边的情况,日本鬼子过来一趟后就走了,他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驻下。那时八路军还没到,地下党组织游击队,领头的人叫张伯平,张伯平解放后当了航空学院第一任院长,后来当教育部副部长,老地下党员,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那时地下党受破坏很厉害,他只联系两个党员,他们三个人开会,组织游击队。组织游击队一要找人,二要找枪。找人不难,想抗日的小伙子多得是。枪不好弄。有人说,国民党南逃时,公安局有三十多条枪埋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知道,咱们动员他找出来,结果找到那人,那人不愿说。反复给他做工作,弄来三十多条枪。三十多条枪还不够,城里有维持会,国民党走了,有汉奸组织的维持会,维持会有120条枪,先将维持会端掉。怎么端?30多条枪打120条枪,不好打。用计,先侦察,发现他们吃饭时枪都挂在宿舍,一个人找到维持会长,对他说,你下交枪的命令,其他人将食堂包围了,到宿舍里将100多条枪取走了。这样总共有近200条枪,象个样子了。这时候八路军来了。那时候村里一看来了兵,老百姓就喊,快跑,快跑,过兵了!过兵了!因为过去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军都是祸害老百姓的。八路军来的时候,我们村北是山,山上有好多土窑洞,这土窑洞是1900年德国鬼子在我们村驻了一个月(住的地方),当时我们村有义和团,还有红灯照,我们家的砖墙上一直有德国人用黑油墨写的字,但我不认识德文。建国初期我们家还有这个墙,后来拆了没有了。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就跑土窑洞去了,那时地里有几个刨红薯的,没听见喊过兵了,这时一个战士过来说,老乡,我们想买几个红薯吃,老乡说,你要在地头上吃,管饱,一个钱也不要,你要带走,可以给钱,地头上吃不能要钱。战士说,我们军队有纪律,我们是八路军,不能拿老百姓东西,必须给钱。老乡不要钱,他就用土坷垃把钱压在地上就走了。走了后,这几个刨红薯的就到处说,哎呀,这个军队叫八路军,这个军头可好啊!回来吧,回来吧,没事!八路军骑兵营,老百姓说,骑着大马,戴着大草帽,背着大刀,拿着枪挺威风的。在***消灭了日本鬼子,还捉回来一个鬼子。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就围着这个鬼子,有的老太太就拿着剪刀要刺日本人,八路军就保护这个俘虏,说不要杀他。老百姓就说,八路军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们杀日本人。老百姓开始不理解,后来就慢慢了解了俘虏政策。

革命老人李成瑞自述-激流网1945年,涞源,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李与瑞(时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财务科科长)

115师平型关战斗下来,根据毛主席的命令,聂荣臻创立了晋察冀边区。晋是山西,五台山那一块,晋东北,察是察哈尔,张家口那里,冀是河北省,河北省西北部。北边是北平到大同铁路,东是平汉路,南边是正太路,西边是同蒲路,在这个范围内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那时候政府和部队分开了,我们开始参加的时候,组织游击队,有个白店头村,是山川交界的方,进可攻退可守,我当宣传队长,宣传队长什么都干,首先是宣传,两句话,广泛开展游击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具体任务,第一就是动员参加游击队,那时还不能叫八路军,最初有枪的不到十分之一,后来十分之二三,很多人是大刀,锚子枪,最初叫义勇军。我们两人,四五天时间动员了二十来个小伙子参加游击队,特容易,第一抗日不当亡国奴,第二因为没饭吃。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很多人冬天春天就揭不开锅。百姓说,到白店头打鬼子吃粮去!一个打鬼子,一个吃粮,动员很容易。到战争后期,根据地青壮年都动员完了,后来动员也不容易了。后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我是民运干事,有个村叫加贝,加贝村每个人我都认识。村里就剩下一个拐子,别人都参军了,结果好多大姑娘都追那一个拐子。另一项工作就是合理负担,合理负担一项工作就是筹粮,那会一般穷苦百姓没有粮食,在县里找了几十个地主,地主家有粮,客客气气地将他们请到县城去,给他们吃饭,和他们谈话,讲爱国是光荣的,都是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好多地主也拿出粮了。有的不拿,我们不说软禁,反正不让他回家,最后也拿出来了。当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一条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这个,我们加个有粮出粮。这口号没人能反对。后来组织老百姓扒铁路,晚上去,前面有人放哨,一方面破坏交通,另一方面收获钢轨。那时正在筹建兵工厂,兵工厂的钢材就是用扒的铁道。再一项工作是骚扰敌人。骚扰敌人有多种办法,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买鞭炮放在洋油桶里,当时都是棉籽油点灯,少数人用苏联老鹰牌煤油,听起来声音很象机关枪。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放,放完后我们就到远处的村睡大觉去了。日本鬼子在抗战初期弹药充足,特浪费,他们就通通通打一宿炮,后来他们也节约起来了,弹药不足。

开头组织名称叫“唐县武装抗日救国自卫会”,既是政府,又是游击队,当时国民党政府跑了,马上建政府也建不起来。后来八路军来了,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建立了边区政府,县政府和各级政府都建立,军政分开了。我在宣传队,就划归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要搞宣传部门,国民党时代有民众教育馆,我们沿用这个名字,叫民教馆,实际是县委宣传部,部长是我们的主任。搞个油印小报,刻钢板,一张腊纸大概能印二百五十份。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自己分发,还有其他的宣传。

1938年,这时候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出来了,当时是件很重大的事。那时还没有书,怎么办?新华社在延安每天广播,念得很慢,有人记录下来,刻钢板,印发下去,我们看油印的,每天看一部分。我们看《论持久战》,大开眼界,可以说是五体投地。《论持久战》里有一句话,“四万万人一起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这句话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那时跟老乡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道理讲不出来,一看《论持久战》,大开眼界,没看过这样的政治军事书,逻辑性特别强。《论持久战》有个副标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以及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个为什么,一个怎样,原来有个很长的副标题。最后正式出版时将副标题去掉了,但内容还是按这个结构。《论持久战》120节,每一节都是编号。第59节叫“能动性在战争中”,前边的部分是讲客观是什么,也就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后半部分讲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前边是客观条件,后边是主观方针。毛主席常讲,历史提供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若有正确的指导,能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正式版本中话剧改为戏剧了。没有正确的指导,虽有条件也不能胜利。

前面部分驳速胜论,后面批亡国论,失败论,非常精彩,有句话,一个乡下的学生写信来,说是地主们都说中国打不赢日本,最后还得亡国,他们的影响比我们大,后来知道写信的人叫杨展,我一个同学,杨开慧的侄女,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期和我一块学习。人们知道她是毛主席的亲戚,什么亲戚她也不讲。大家很敬重她,一次夜行军中从悬崖中掉下去牺牲了。解放后我看毛主席书信集里有封给他岳母的信,里面说到“展儿”,说展儿已经在华北抗战中牺牲,当时没有告诉您老人家。当时批亡国论和速胜论,重点是亡国论,亡国论很盛行,速胜论是次要的,一个平型关,一个台儿关大战,根据这两仗就发生了速胜论。八路军刚到边区时百姓也流行速胜论。前者是机械论,后者是唯心论。我当时还动员一个说书的老先生,叫王尊山,他不仅能说,还能编书,他就编了个书段,设立了两个人,一个叫张二楞,一个叫李小胆,张二楞是速胜论,李小胆是亡国论。很受欢迎。文章里有一段,叫“问题的根据”,“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进行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都在这里。”从实际出发,将特点全抓住了,一方是帝国主义,一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战争是决死战争,根据这个,说双方的优缺点,有四个对比,一是敌强我弱,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组织力,经济力量都远超中国。二是敌小我大,日本土地少,中国土地大,人多,第三敌退步,我进步,这条太重要了,日本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没落的,列宁的定义,中国已经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中国在进步,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在以前没这条,也大不相同,抗战是在建立新中国,不是恢复旧中国,建立民主的、人民的新中国,这时的共产党已经过两次失败而趋于成熟,一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是毛主席指导,毛主席指导没犯过错误,一直是正确的,英明的,党成熟了,且锻炼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四是敌寡助,我多助,过去有句话叫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中国是正义战争,所以得到世界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支持。四项对比,总结十个月的经验,引证出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防御,第二是相持阶段,第三是反攻阶段。最艰难、最关键、最长的是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是我们由弱转强,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相持阶段的后期我们力量逐渐地超过敌人,形成最后的反攻阶段。这三阶段,看了后心里豁然开朗。如何打法,总体是采取人民战争的路线,军事离不开政治,说了三个辩证关系:第一是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上是持久战,战役是速决战。第二是外线中的内线,整个敌人是外线,我们是内线,如我们采取主动的进攻,则可以反过来。第三是防御中的进攻,第一阶段我们是防御的,但战术是我们要采取进攻,不是单纯防御。落脚点,兵民是胜利之本。国民党是单纯军事路线,他是脱离群众的。毛主席军事著作,全世界都学习,五大军事名著,有人说《论持久战》名列其首。当时感觉是五体投地,以前对毛主席是敬仰的,但不具体。《论持久战》太高明了,所以《论持久战》一直到不久前我还经常重读,重读时我是把它当哲学书来读的,它从实际出发,辩论地看待各种(关系),比如持久中的速决,外线中的内线,防御中的进攻,这是军事辩论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军事学。毛主席讲过,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敌人不能利用的,资产阶级不能运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有次蒋介石见了叶剑英,叶那时是八路军的总参谋长,说你们红军、八路军长处是打游击,以后国军也要学习游击战,就在庐山脚下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请叶剑英来讲游击战术,叶就讲了,以后国民党派一些军队到敌人后方打游击,但打不成。因为他脱离群众,都失败了,有部分后来当了汉奸,变成伪军了。

1940年,毛主席又出一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是解决军事路线,《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路线,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污蔑共产党的反共言论,(他们)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一个是指导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就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来执行的。我在晋察冀边区,那时彭真是书记,聂荣臻是司令员,就是按这个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首先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是关键,各革命阶级,这里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也没有明确排除在外,排除在外对统一战线不利。但是,各革命阶级,暗含了一层意思,你要革命就参加进来,你要不革命,那就要考虑考虑。经济上,现在是减租减息,将来要以必要的形式实行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话。同时,大银行、大工业归国家所有,当时没有提出落收官僚资本,当时搞统一战线,不能说,这是用的孙中山主持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里的话,同时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现在我们还用这个(提法)。《新民主主义论》一出来,(我的)思想马上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抗日战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仅仅打走日本鬼子,这点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了,个人体会是非常大的提高。

抗战中提“减息减息”,老实讲“减息”没有太提,因为你减息,他就不借给你钱了,所以后来不太强调这个了。群众的生活也主要不能靠借贷,根本问题是减租。土地改革改为减租,我开始认为是个很大的让步,后来真正做起来,感觉到减租的意义非常重大,这给地主留了一定的余地,团结地主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一些开明地主,这是必要的,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些都向群众讲清楚了的。但是,通过减租斗争,农民翻身,夺取了政权,根据地有个政权问题。政权在我脑子里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上面的政权,晋察冀边区,边区下边的专区,专区有专员,县里有县长,这个问题都不大,因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都是八路军派的,聂荣臻派的,彭真派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和共产党友好的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份子占三分之一,留一步分中间份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边区政府主席叫宋劭文,宋劭文解放后当国家计委副主任,他原是地下党,后被捕,出来后面目改变了,当山西五台县县长,阎锡山任命的,因这他有这个身份,所以让他当边区政府主席。实际上他还是秘密党员,聂荣臻单线领导。副主席叫胡仁奎,胡仁奎表面上是国民党,实际上也是我们秘密党员,抗战中间蒋介石让晋察冀派人去汇报工作,就派胡仁奎去了。胡仁奎汇报后就回延安了,解放后胡仁奎当外贸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些开明士绅。上面的好安排,关键是基层,广大农村谁掌权,八路军在,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向着穷人,但是见了地主还是有些害怕,减租他们叫恩赐减租,农民不愿意亲自跟地主交涉少交租子,让上面派的干部跟地主去说,不愿撕破脸,这时就要发动群众,我做减租工作不少,发动群众就是“要翻身先翻心”,在农民中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过去地主有个说法,我要不让你租种我的十亩地早把你家饿死了,农民也有这样的说法,我要不租地,我自己没有地,我吃什么?人家租地给我,对我有好处。农民搞不清这些问题。谁养活谁?土地是天生的,是农民费力留汗种出粮,背上口袋送到地主家去,谁养活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论的一个通俗说法。你跟他讲剩余价值论他搞不清楚,你说谁养活谁,这个能搞清。当然严格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地主剥削不能算剩余价值,只能算剩余劳动。“要翻身先翻心”,翻心之后,农民就理直气壮,要农民自己跟地主去讲理,要撕破脸才行,不跟地主撕脸不行。地主也有各种鬼花样,有个地主,开减租大会,他就拿出一盘小磨子,说我为什么成为地主,是因为我的祖先特别勤劳,除了种地外还磨豆腐,赚了钱,所以地多了,你们的祖先种完地就睡觉去了,所以减租好象是不大合理的。这个时候就跟农民开会,向地主算账:你磨豆腐,一天能磨多少?一天能挣多少钱?磨上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能买多少地?为什么你现在有二三百亩地?值多少钱?是磨豆腐磨出来的吗?这样把地主驳倒了。所以要通过减租,把农民思想转过来,然后在减租斗争的基础上选举,把政权拿过来,光选举不顶事,西方人将选举说得天花乱坠,你要不经过斗争,那选票还是地主占优势。群众翻身翻心后,农民能够自觉,基本群众掌握了政权,那时搞统一战线,不用阶级的提法。所谓基本群众,就是贫农,贫下中农,中农,还有小工商业户。没有基本群众掌握政权,过不了相持阶段。后来敌人开始扫荡,后来都不得不退出,他是以小国凌大国,不可能驻很多军队,最后实行碉堡政策,加上伪军汉奸,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候,如果是地主掌握政权的村,最后都倒向日本人,坚持不住,要掉脑袋的,地主不可能坚持。各地维持会长都是地主,不会是穷人。只有穷人,基本群众掌握的政权,才能在相持阶段坚持。动员参军也好,交纳公粮也好,照顾伤病也好,侦察敌情也好,给八路军引路也好,所有这些,没有基层政权的变化是不行的。另外,基层政权巩固的后果,地主的生活也能维持,但比农民高不了很多,所以地主很多卖地的,农民买入土地。过去我有些统计材料,我搞农业税,做过调查。所以到47年土改的时候,老区的老百姓说土改是“割封建尾巴”,因这减租以后地主的地大部分都卖掉了,土改仅剩下尾巴了。减租政策,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书上没有,我说的是亲身体会。

抗日战争说到这里,解放战争不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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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人李成瑞自述-激流网(作者:李成瑞。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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