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一)-激流网

某乡建机构每年举办许多乡建学子班,假期招收在校大学生参与乡建知识学习。2018年他们在众多乡建学子班以外临时举办一个强调社会主义理想的乡建学子班,我被邀请过去讲“当前经济形势”,共三个小时。我拟定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之所以采用“叙述”一词,而不是“分析”一词,主要原因是时间短,内容多,分析难以展开。次要原因是我的写作常常是分析隐含在论断中,论断即分析,分析即论断,这可以说是一种辩证式叙述,但一般人不以为是分析,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质疑,故采用“叙述”一词。讲座时间是2018年2月6日,地点是福建厦门某村办公楼。这次录音整理,不做扩展,只做校订,除了为了表述更为准确而做必要的修改,基本保持讲座原貌。

目录

一、经营:资本竞争的机制

二、补充一个方法: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

三、土地:资本化机制

四、劳动:雇佣化机制

五、“新时代”:21世纪中国大资本时代的意识形态

六、新生产方式: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

七、行动起来,把农业合作组织做真做实做强

八、关于农村支教

九、关于生态农业的问答

大家好,我不是大学老师,讲座也做得比较少,又是农村出来的,普通话不好,今天过来讲,说真心话,有点不安。从大学起我就不喜欢听讲座。大多数讲座很肤浅,把学生当白痴。我来讲三个小时,不想浪费大家时间,不能不忐忑不安。

据说在座学员大都是大学在校学生,对乡建和社会主义有兴趣。讲前先做两个小调查。来自农村的请举手……哇,占一半多,出乎意料。有留守儿童经历的请举手……近一半。看来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新一代工运知识分子已经产生,新一代乡建知识分子已经产生。这跟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十年前乡建志愿者大多来自城里。当年刘老石曾发很大的牢骚,说多年来乡建志愿者招不到农村来的孩子。现在这种变化,对于乡建知识分子,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后面我会讲到为什么是坏事,为什么是好事。

我是一个追求系统论述的人。在这个碎片化时代,系统论述尤其重要。时间短,一个系统论述不一定讲得清楚。讲不清楚,知识就是支离破碎,就会加剧人的碎片化。举办方让我讲当前经济形势。我不喜欢单一地讲一个东西,就把经济形势、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还有行动——乡村建设,这四点结合起来讲,让大家感觉到有高有低,有深有浅;既观点鲜明,又引而待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另一回事。

这次总共讲六个主题。第一个是“经营”,第二个是“土地”,第三个是“劳动”,第四个是“新时代”,也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个是“新生产方式”,第六个是“行动起来”,也就是“乡村建设”。

前四个主题是怎么来的?马克思当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是资本册,第二册是土地所有制册,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册,第四册是国家册,第五册是对外贸易册,第六册是世界市场册。今天要讲的前四个主题,对应的是马克思所规划的前四册。“新时代”对应的是“国家册”。“资本册”又分成“资本一般篇”、“竞争篇”、“信用篇”和“股份资本篇”。我们读到的《资本论》,是“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部分内容没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议,有人说《资本论》已经把后面的内容写进来。我的主张是没有写出来。

“资本一般篇”写到“竞争”,即《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章,也写到“信用”和“股份资本”,但这都是在一般意义上论述资本竞争、资本信用和股份资本。我最近两年的思考就是这六册结构计划在《资本论》(“资本一般篇”)基础上怎么往前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资本论》不足以具体地揭示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发展。我们不能停留在一般意义上揭示和批判现在的资本主义,也不能停留在一般意义上探讨资本主义在今天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掘墓力量。我们这一代有使命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后面的部分写出来。

这是我讲的前四个主题的由来。后面两册内容比较复杂,没有讲,但会在里面带出来。

一、经营:资本竞争的机制

“经营”主题是讲“资本”。它是讲资本竞争的机制。为什么采用“经营”这个说法,而没采用“资本”这个概念?

这两天我们一起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驴得水》,一部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驴得水》的核心主题是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我们从这部电影中首先发现政治是教育的前提,后来也发现另外一个层次,即教育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教育为谁服务,谁是教育主体,在这里至关重要。政治前提没解决,教育过程就会出问题。《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核心主题是政治与发展的关系。政治是发展的前提。它是两条政治道路、两条发展道路之间的战争。

这告诉我们考察任何事物,首先都要考察事物的前提。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上讨论呢?这个前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乡村建设面临的基本前提,是市场与乡建的关系。基本前提——市场没有解决,乡建就会遇到《驴得水》那群教育家所遇到的那份尴尬,就会遇到纳赛尔武装所经历的那份艰难。现在市场成为我们最大的政治。我们要么是把这个市场前提改变,关键是现在没有“延安”,《驴得水》中的孙佳最后可以跑向“延安”,我们没地方跑。一时改变不了,就得面对这个资本主义市场。在《驴得水》这部电影中政治前提给他们提供的空间,就是欺骗,就是瞒和骗。他们搞教育,一开始条件不足,就通过欺骗手段把条件创建起来。在那样的政治前提中,只有通过瞒和骗,一个“伟大理想”才能启动起来,但也因此陷入一个又一个瞒和骗中。在《不可避免的战争》里,政治前提提供的条件是必须搞纳赛尔,搞武装斗争。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要么改变中国最大的政治,即市场,要么是如何“驾驭”它。如果“驾驭”不了,这两部电影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就可能都要面临。

经营之一:核心问题

现在乡村基本形势是从生产性农业向经营性农业转变,也就是从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向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转变。这种论述在《资本论》里属于商品经济一般范畴,尚未进到资本领域。在资本领域,还要向为剩余价值而生产转变。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讲向为剩余价值而生产转变这一环节,而是用商品经济一般范畴描述整个资本经济过程。现在的中特理论也有这个特征。

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商品经济一般形式,也就是市场形式,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一方面直接探讨作为经营主体的资本家的经营之道和治理之道,另一方面遮蔽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本质。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在资产阶级条件下,我们探讨具有经营性质的乡建,不得不暂时采用经营角度描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批判的角度,聪明的资本家从《资本论》不仅能学到经营,而且学到高超的经营。在当前资本主义前提下,我们去不掉资本主义市场这个政治前提,就得懂一点经营之道。否则的话,我讲《资本论》,有些人就会反问为什么不指导大家把资本主义推翻,有些人还有可能因此成为一个绝望者。有些人读完《资本论》,走上社会就非常绝望,觉得自己颠覆不了资本主义,也不知道在这个时代中怎么活出自己的主体性,除了披上各种文化外衣的精神胜利法。

从经营角度看,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一次在“三农服务群”与群友讨论,我做了这样的概括:自己去卖,不一定能解决市场问题,反而影响自己的专业化,影响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但如果专业化,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搞上去,市场问题则更大,亏损可能更严重。同样是市场问题,如果是亏损,前者是小亏损,后者是大亏损;如果是收益,前者是小收益,后者是大收益。这就是经营的核心问题,也是所谓风险的收益问题。

如果和一线搞农业经营的人交流,就会知道他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但如果和乡建人士、乡建知识分子交流,面临的就不一定是这个问题,而可能是一些美好的理念,甚至可能会反对把这一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对待。

经营之二:竞争结构

这里说的经营核心问题,一般称之为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大小,首先看竞争结构。产业经济学会讲竞争结构。我这里讲对内竞争结构和对外竞争结构。

对内竞争结构,是经济主体数量决定竞争激烈程度。在同等情形下,一个产业,经营主体越多,它的竞争激烈程度越强。经营主体质量决定竞争的充分度。所谓充分度是什么?竞争激烈,但门槛低,谁都可以进来,这种竞争就不充分。有些产业竞争饱和,进入这个产业很难。农业虽然竞争激烈,但人们容易进入这个产业。

农业一直是竞争强度最高的产业,它比其他产业高出若干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但也往往是竞争不充分的产业。在美国,即使是大农场,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也比美国工业产业任何一个行业的数量多出几十倍。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只把合作社当成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也是多如牛毛。这个问题用理论讨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冲突;用信息经济学说,它与信息不对称相关,信息主体太多,这种不对称相互之间十分混乱;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理论说,个体知识主体太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归到《资本册》,它就是一个资本竞争的问题。

对外竞争结构,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的竞争。工业和农业的竞争是机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竞争。农业再发达,它最关键的生产过程是以自然过程完成的。未来可能是实验室农业,这种农业核心环节还是自然过程,尽管在外表上和工业很难区分开来。

农业与其他领域的竞争都依附于工业和农业的竞争上面。农业有可能和服务业竞争,和金融业竞争,和流通业竞争,但这些所有的竞争都依附于农业与工业的竞争。农业有一个优势,即农业是一切其他产业活动的基础,一切人的生命的基础,任何一种产业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不管赞不赞成,工业资本家也得掏钱支持农业,因为没了农业,所有人都活不了。其次,很多生产资料来自于农业。农业虽然不赚钱,但人人都离不开它,也因此它有时就被当作空气。

这两种竞争结构的结果是,农业市场波动不仅巨大,而且常态化。过去农业被天气旱涝所折腾,现在农业被市场波动所折腾。过去是看天吃饭,现在是看市场吃饭。一线搞农业经营的人对这一点感受很深。现在很多人谈生态农业,但还得面对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生态农业,多少有点像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农村的道德想象。

竞争后果之一:积聚和集中

在产生竞争以后,我们就要面对竞争后果。这又回到马克思的角度,不从经营角度去描述,而是从资本角度描述。第一个问题是积聚和集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聚就是用攫取的剩余价值作为资本投入,进行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就是不同资本集合起来。从经营角度讲是规模效益,经营要讲规模。在工业领域,这表现为从手工作坊到工厂,从工厂到企业、公司,从公司到大公司、股份公司,最后到跨国公司。这是一个资本积聚集中的过程。

农业资本积累,农业资本积聚和集中,最终建基于自然生产力。一块地一块地,不能像厂房一样运作。工业资本积累(积聚集中)的速度是农业资本积累的无数倍。工业是一层一层的叠加和组合,可以无穷地叠加和组合。一层楼一个厂房,十层楼十个厂房。农业土地是不可能这样生产的。机器是人为设定速度,但人不能同样给自然生产设定速度。因此农业资本积累自始至终比工业资本积累慢很多。但农业也在实现资本积聚集中,比如小农向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转化,也要通过规模解决市场风险和资本竞争问题。

这里讲一讲工业农业的二元互动。工业农业之间的产业摩擦所带来城乡互动,是工业资本积聚集中速度和农业资本积聚集中速度不一样带来的问题。以下是我在微信公号文章里写的一些段落。

“单论农民在生产上的主动权和自主权,集体经济中的农民肯定不如拥有土地的农业小生产者,但在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农业小生产者瞬间纷纷破产,即使拥有土地,也会成为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者。中国80年代的分田到户及农民的命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分田到户成为农业小生产者所获得的相对更大的主动权、自主权,事实上是没几年就直接转化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

他们最后都去广州和深圳打工,做农民工。回到小生产者,不做工业,只做农业,面临的就是这种命运。在大工业时代,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没人能逃脱这种命运。美国农业靠政府大力补贴,也是很艰难。

下面考察前三十年的农业剩余提取问题:

“农业剩余提取的‘度’问题,在不存在奢侈消费条件下,其本质是工业农业比例问题。所谓工业化,其实际是将过剩农业产品、过剩农业劳动力和过剩农村土地用于发展工业,实现机器生产力。最早的工业部门几乎就是对过剩农业产品进行直接的机器加工,比如纺纱业。最大化的工业化就是将农业所有剩余即时用于发展工业。”

全面实现机器生产力,就是工业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前三十年工农业之间的产业摩擦,因为分配相对平均而主要表现为工农业人口比例和城乡人口比例失调问题。温铁军分析的九次危机,前几次大多属于这种失调。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一旦超越当时的农业剩余最大承载力,就会引发相应的严重的短缺危机。每次出现这种情形,中国就会出现工业人口返农和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性调整。”

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知青下乡也有这种性质。

“改开以后实行分田到户和农民工制度,工业农业间劳动力转换主要是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世界市场快速发展城市资本主义工业,通过市场竞争将分田到户形成的农业小生产者推向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成为拥有农业土地却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工业农业人口比例问题被这种自由出卖遮蔽。”

为什么呢?农业养不活,就去打工;工不好打,就回来,这似乎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过去是政府统一调度,我们能直接感受到工农业人口之间的摩擦,就能直接通过这种摩擦描述出几次危机,而现在已经通过所谓自由选择将这种摩擦常态化。这种摩擦及其带来的成本让农民自己全部承担,来回奔波。

工业人口农业人口比例互动被遮蔽之后的城乡关系,决定于工业及其资本率先积聚集中区域的外溢状况,包括资本、知识、劳动力的外溢。所谓外溢是指资本率先集中的区域出现相对过剩,就是说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知识过剩,它们就往外走。中国40多年来这种外溢路径呈现出从东部到中部到西部、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的过程。这个大家都能直观到。这是不是先富带后富呢?当然不是,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常见过程,这个外溢过程也是一种殖民过程,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温和的。如果把这看做先富带后富,社会主义革命就失去合法性。

乡建活动和农民工返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外溢水平。2004年我跟刘老石争论过相关问题。乡建知识分子越多,往往意味着城市知识分子越过剩,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城里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减少。假如大家在城市里都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我们那一代已经开始往现在方面转化,但总的而言城里还是有很多机会,对在公司里的待遇也有一定的期望,而且有可能实现,从事乡建的就少一些。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到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看。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下乡的规模和质量,总体上决定于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的资本、知识、劳动力的过剩水平和外溢水平。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伦理角度去讲,从道德角度去讲。我并不是要质疑和否定乡建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和人格魅力,但从大的方面考察确实是如此。

在我们一起观看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这部电影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解放军战士排队数数,他们只能数到二十,过了二十这些战士就不会数。这个镜头不是没有特殊意义。它至少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即使城市资本主义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农民战士也不可能拥有这些机会。一个数不到20的人到城市工业里就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避免的战争》这部电影不但讲了政府的不道德性,也讲了纳赛尔解放区的尴尬性,它也没有发展的机会。这就好像外溢,在它这里外溢就没用。

竞争后果之二:信用

因为风险问题,就发展出信用和金融,用金融分散风险,将亏损和收益用金融手段做时间上的平均化,亏损时有小钱赚,收益时也只有小钱赚。这是实体经济在金融时代的实质极限。

为什么这么说?赚钱时,可以把钱存起来,亏钱时拿出来用。或者亏钱时,到银行去借钱,市场波动过去,赚钱时就把银行的钱还掉。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里就是所谓的时间差价,认为利息来源于时间差价。钱存起来过几天有利息,他们认为利息来源于时间。

但是农业有一个很大问题,是什么呢?美国一篇获普利策奖的新闻特稿作品讲美国农场,周边农场纷纷破产,但文中主人公没破产。他为什么没有破产?在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他没去银行贷款以全面更新生产设备。周边农场却把生产设备全面更新,都想自己设备比别人好,在下一轮农业生产中可以收益更多。可接着是农业经济形势糟糕,这些有贷款的农户不得不破产。文中主人公只是将生产设备维修一下,没出现资金链断裂。日本知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把两个企业做成世界500强,在他写的书中说到他赚再多的钱,也只存进银行,不玩投机性经济。文中主人公和稻盛和夫的做法显然是赚钱时把钱存起来,亏钱时再用,而不是亏钱时向银行借贷,赚钱时再还。

可以说,战胜市场波动,才是经营的要义。农业资金在市场波动中的均衡分配便成为农业经营的核心要义。这个均衡性分配,从农业角度而言,非常重要,否则就是破产的下场。任何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均衡分配控制好,心里一定要想到,农业是没有多大利润空间的。

竞争后果之三: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是资本积聚集中借助现代信用体系而实现的高级形式之一。有了信用体系,资本积聚集中就可以跨界。没有信用体系,这种跨界难以普遍化和形成规模。

乡村产业融合,也有类似意思。基于自然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的区别,工业内外(商业、金融、公共事业)产业融合的速度和规模,又是农业内外产业融合的无数倍。工业和商业、金融、公共事业都能融合,而且都可以快速融合,但农业跟他们任何一个融合都非常艰难。

这是在大的经济结构中看整个中国的经济过程,同时也看咱们所讨论的乡建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我从两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中国这10年,20年,30年的经济过程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乡村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只要是基于自然生产力这种生产结构一直存在,它在产业融合上就存在巨大差异。自然生产力的速度慢。养鸡算比较快的,也得20多天生产一批鸡,比一批电视的生产速度慢得多。

第二个层次是乡村振兴必须建立在乡村工业化基础上,寻找乡村工业和乡村农业结合的道路,否则只是加强乡村对城市资本主义的依附。如果不走这条道路,农业做得越好,它对城市资本主义的依附越强,不管是工业化农业、绿色农业还是生态农业。

现在谈谈“小农”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来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小农”概念其实是基于中国80年代初的农村经验。1949年以前的“小农”是男耕女织结构,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结构。现在很多研究专家使用的“小农”概念,基本上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涉及到了,也不是把它作为这一概念的核心意思。但从我的家族记忆看不是这样。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就有分工合作的痕迹,我大伯副业是织布,我父亲是裁缝,农闲时做手工业,农忙时做农业。这是过去的小农的典型结构。但是现在的“小农”概念变成纯粹的农业概念。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理解呢?新中国前三十年,手工业集中,发展乡村集体手工业,为公社工业化做准备。我父亲是裁缝,和乡里其他裁缝都被集中到公社。但是公社工业化这条道路被中断,被改革开放政策终结和颠覆,乡村集体工业化道路就成为对“小农”结构的大破坏。分田到户,已被破坏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结构无法再生,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农业和农民工结合结构。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结构变成现在的农业和农民工的结合结构,成为农业经济和打工经济的结合结构。这是现在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基本方式。我们从农村可以观察得到,如果没有农民工打工,农业和农村都难以持续,生态农业也搞不起来。

发展到今天,“小农”概念一直没有手工业这一环。现在有很多的农业专家和乡建专家所使用的“小农”概念都是没有手工业这一环。不仅仅如此,他们不少还反对乡村工业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要工业文明,我们要农业文明,我们要生态文明。很多人把“大农”理解为组织起来的农民。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组织起来的农民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结合,才可能是真正的“大农”。“小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毛泽东时代,“大农”是以公社为单位的农业和工业结合。

竞争后果之四:技术创新

读过《资本论》的都知道,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有两种,一种相对的,一种是绝对的。技术创新属于相对的。这里不细讲,后面讲新生产方式时再讲。

竞争后果之五:股份资本

资本特别巨大,组合方式需要做调整。这里谈股份资本概念,只讲三层意思。

第一层,它是资本集中的方式。资本竞争,要实现资本集中,就要采取可普遍化的方式。股份资本就是一种可普遍化的集中方式。这样才能将资本规模及其效应不断扩大。

第二层,它是大资本融投方式。风险投资及其收益要做到普遍化,其实有一个前提,即大资本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人们要想创业,就可以且必须到大资本那里搞融资。现在搞创业搞创新几乎都是到大资本那里融资。在大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用自己赚的钱去创业创新,越来越不现实。此时的股份资本和其他情形中的股份资本就大不一样,比如与作为资本集中方式之一的股份资本就大不一样,但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不区分这两种股份资本。

第三层,它是股份所有者主权,也即股份普遍化。马克思认为股份资本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雏形。在大资本融投时代,创业创新越来越多,从大资本分割股份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可能会导致股份普遍化运动。这种股份的普遍化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形成股份所有者主权,并引发相应的主权运动。这种股份所有者主权社会算不算社会主义,算不算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肯定不算,因为它在另一方面是对创业者创新者雇佣的深化。现在国内有一些御用文人把这种状态乃至它的初级形式看作社会主义,说资本的社会化就是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大资本对创新创业者(即被雇佣的资本家)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超强的,他们的劳动强度也是超强的。这些创新创业者非常辛苦,甚至有些直接累死。作为被雇佣的资本家,创新创业者对被雇佣者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则是加倍超强,这些被雇佣者的劳动强度也是加倍超强的。他们对脑力和体力的使用,都达到一种最高状态。如果这种状态发展到普通劳动者都依靠创业创新才能生存和成功,这种社会无疑会疯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创业必然演变成这样的状态。

我这里谈了这三种状态,三种方式,尽管它们尚未全部显示出来,但是只要资本主义依然存在,这个过程肯定会发生,而且会以各种曲折乃至残酷的方式发生。中国目前开始建设“股份资本”这一部分。中国股份资本这一部分也可能走出另一种可能。农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经济,就可能走出另一种可能来。

二、补充一个方法:作为条件的、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

“作为条件的”、“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是考察时代变化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一种复杂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方法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重要差别。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不区分这三者,而是把它们打包在一起,甚至捆绑,构造成一种模式,一种均衡模式,一种一般模式。

以马克思的“信用体系”概念为例。信用体系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但是资本在竞争过程中,资本主义又发展出”信用体系“。这不自相矛盾吗?前面说有“信用体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后面又说资本通过竞争发展出“信用体系”。这两个“信用体系”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作为条件的,是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很高的社会条件。第二个是作为结果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两个连在一起,也可视为资本主义对自身存在条件的再生产。

“作为结果的”“信用体系”,也就是许多大银行的出现,需要通过资本竞争才会出现。资本竞争导致资本平均利润率。这在《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章讲得比较清楚。平均利润率出现,才会出现“作为竞争结果的”一个信用概念,即利息。许多大银行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一般利息才会出现。这就是竞争的结果。一开始它们是分散的。

反过来,它们又“作为开端的”。信用“作为开端的”,则是金融资本居于主导地位乃至统治地位,其他的都依附于它,都以它为开端。同一事物,“作为开端的”,“作为条件的”,“作为结果的”,都是不一样的,反映着不同的历史形态,而不是所谓的模式方法论所能涵盖的。

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等于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占主导位置,银行服务于工业,但是银行做多做大,就会产生一般信用、一般利率,渐渐地使工业依附于它们,它们说了算。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问题,劳动价值论好像消失了。这里牵扯到很深的理论问题,整理文字省略这一部分。】

紧接着该如何把握“作为条件的”、“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在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寡头出现。金融寡头的出现,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对金融的趋同性还不是很高。到凯恩斯主义时代,他们强调国家财政。有些人可能会疑问:金融寡头已经出现,为什么还要搞国家财政的刺激政策?他们就会说这理论不对。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国家财政已经具有金融的功能,金融投资的功能。换言之,作为国家资本之一的中央银行和国债的金融功能已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还需要激发作为国家资本之一的财政的金融功能,以调节劳资在经济结构中的冲突。它和后来的货币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这时,它就从“作为结果的”转变成“作为开端的”,所有的资本得听我的,都得从我这里衍生出来。

这里可以讲讲从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转变的一种历史真相。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放任。我们国内的人也这么讲,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一个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过程。根据我的考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从来没存在过。这里关系到政府的作用和功能。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凯恩斯主义之前,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都在强调自由竞争,讲政府没作用。这种论调你们都看得到,现在很多人还这么讲,说那个时期政府不起作用,直到凯恩斯主义出来,政府才发挥作用。

凯恩斯主义之前,19世纪强调自由竞争的经济学确实比较普遍,但我们不要只读那个时期的经济学,还要读那个时期的政治学。如果阅读当时政府官员的文章,读当时的政治文章,你会发现他们天天在谈政府的作用,那时政府的作用在哪?在外面打仗,给国内的资本家抢地盘,给国内的资本家抢市场,给国内的资本家抢劳动力。政府都在外面给国内资本创造优良条件,国内资本当然可以表现为一种自由竞争关系。

资本家相互之间要寻求市场,寻求劳动力,最后发现市场很广阔,廉价劳动力很充足,就像我们讨论行业转移一样。他们在内部转移和在外部转移易如反掌。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都在讨论哪个地方可以抢过来。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些功能,只看到国内的市场,资本家把钱全投出去,就有钱赚,因为市场在当时似乎是可以无限增长的,直到世界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如果只看经济学,就看不到这些。

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黄金时代”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又该如何看?这一时期经济形势特别好,有人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起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是大萧条是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干预而解决的。我看到的不是这样。我认为是战争解决的。战争不仅解决大萧条,还为后面的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创造相应条件,为凯恩斯主义发挥作用创造相应条件。战争为什么能创造这些条件?一切正义的战争都会重新铸造人民,一切正义的战争都会使人民处于相对平等地位。二次世界大战同时重新铸造全世界的人民。虽然他们差距依然很大,但是和二战前的差距相比小得多。《高盛帝国》那本书就讲到一些高管的来历,其中有平民子弟在战争期间和富家公子在一起干活,而此前他们是没机会认识的。一富家子弟负责战争后勤物质工作,自己不干活,雇佣一些平民子弟来干,其中一个干得很好,这个人后来成为高盛资本一个有作为的高管。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哈佛大学,战争结束以后很多军人被安排进去读书,成为一代英杰。也就是说,二战造成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才使得凯恩斯主义有一定作用。到70年代,平等的社会条件逐步消失,社会差距拉大,凯恩斯主义也就出现危机。

我们国内可与此相类比的,是高考。这些年有一种观点,认为高考使我们有平等的机会。而其实是平等的社会条件使高考发挥平等化的功能。文革给我们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是高考给人创造阶层流动和平等机会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不平等结构形成,高考就会成为拉大差别和制造不平等的东西。

我因此重新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取消高考。简单地说,就是考虑到阶级和阶层最后会表现为一定的家庭条件。其最大的结果之一是家庭资源继承关系。毛泽东就要打破这种家庭资源继承关系,就从工人农民中直接推选。十七年教育主要是考试道路,如果再搞十年,从全国来说,考上大学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和社会精英家庭的子女,就不可能有高考恢复时的社会平等条件。现在又开始差别越来越大。

现在还搞素质教育,搞自主招生,工人农民子女更没有机会。学校搞素质教育,一天只上讲几个小时的课。然后报兴趣班,家里钱多的,会选择的,就可以报优质兴趣班。这已经拉开很大的距离。到了高考,又搞高考改革。试卷题目类型和范围发生变化,要考大家的知识面广不广,课外知识掌握得多不多,考考纲里没有的东西,工农子弟很多应付不了。

还有就是招生方式改革。一家孩子去参加自主招生面试,你们知道问了什么问题吗?问的是股票投资问题。这个问题让农村出生的中学生回答,肯定会失分。

所以说,当年高考给我们公平的感觉是因为文革给它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这跟二战有点相似。关于五六十年美国黄金时代的解释,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分歧特别大。经济学家建构了很多关于美国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的解释模式,经济史家则用大量数据说明这些解释根本不通。《剑桥美国经济史》这本书就反驳了经济学家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它自己也找不到解释。他们都不从社会结构角度去讲,不从二战政治后果去讲。

再讲讲自动化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人会说,美国的自动化肯定是科技发明带来的结果。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用大量资料证明自动化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资本家考虑如何剥削工人。第二个是美国军工产业。

应该说从40年代就开始,美国工人大多打仗去了,在国内工作的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资本家想怎么对付这些工人,就研究工人的工作行为,也就是现在的工业行为学,哪一些行为使工人工作效率高,哪一些行为可以标准化的。他们一旦找到可标准化的工作行为,就不招高素质劳动力,而是招低素质劳动力,对这些低素质劳动力的行为进行标准化训练,就可以高效率完成高复杂工作。这些复杂工作都有自身的机制,如果不把相关的工作行为规范化,工人从事这个工作就需要了解这些机制,而现在不需要工人了解这些机制,只需把他们的行为规范化。这一来那些有水平的工人,就容易被没水平没文化的工人替代。

然而工作行为一旦标准化,就可以用机器替代。首先是有工作行为标准化,然后才有机器标准化,机器标准化以后才有自动化。这不是说我们拍拍脑袋就能搞成的。将来有一天你去企业工作,老板告诉你,我们明年要用机器人生产,你帮我去找合适的机器人。每个工业流程不一样,每个产业的空间结构不一样,企业机器人都需要软件设置来调配。必须首先了解自己公司独特的工作流程,独特的职业标准要求,然后反映到软件里。不是说把一个机器买来放在那里就行,因为软件不对,你带来的机器人就可能破坏很大,会毁坏你的产品,你的设备,甚至你的厂房。

一个公司要引进机器人,必须要了解公司已有工人的行为标准。这个标准化并不是现成的,需要观察和研究。我曾在一家企业工作,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它要搞销售标准化,要用财务软件统一管理,结果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根据本公司独特的客户要求,本公司独特的业务需求,不断实现调整,如果调整不当,就不会发挥良好作用,销售员人也因此多做大量无用工作。使用机器人也是如此。

基本状况是如此。复杂的机器人我没有见过,见了也可能没有感觉,但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基本状况。现在很多人想象智能化,似乎很恐怖,特别是人文学者尤其觉得恐怖。我认为智能化其实一点也不恐怖,假如我们都有机器人,每个人都有机器人,你们猜猜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最大麻烦是死机。这跟电脑一样,现在最大麻烦就是死机。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人指挥机器,将反过来对我们的语言进行规范。将来人必须学会说机器人听得懂的话,它有它的语法。尽管现在机器人具有模糊计算功能,人们也在加大它处理模糊的能力,但是无论它的模糊功能有多么强大,我们对他不可能像对人一样随意说话,我们的说话肯定会受到一定规范,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会因此有所改变。但是最大的麻烦还是死机和系统混乱。系统混乱,人发出的指令一旦错了,机器人可能会把人打伤。但最主要的麻烦还是死机。

我们面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明白技术对人的压迫,并不是技术本身对人的压迫,而是资本对人的压迫。就像我们昨天看《驴得水》。还有就是要明白机器本身本身解放不了人,只有生产关系调整才能解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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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一)-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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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一)-激流网作者:范仄。来源 :微信公众号“南水兮”。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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