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一共4节课,期间有一个大课间。刘森一下课过来,喊张勋一起上厕所,我跟着一起出去,这是大家一个出去聊两句的暗号。

厕所在校门口附近的角落里,这给了我们更多在外逗留的时间。回教室的路上我正抱怨模考的事,张勋突然对我们说:“我爸让我转到新疆读书。”

刘森和我同时放缓了脚步,“真的假的?”

其实“高考移民”在我们身边并不新鲜,我只是没想到,张勋也会走这一步。他学习成绩比我逊色一点,考个二本肯定没有问题。不过张勋自己肯定不甘心读二本吧。我常听他说,他姑姑在南京当大学老师,每逢年节都会给他带南大的校园纪念品,鼓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要读就得读南大这样的名校。

张勋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脸上带着难掩的兴奋,说现在还没确定,不过他爸的朋友说了,这事儿八九不离十。我们都觉得新疆省使用的全国高考III卷比我们简单,刘森激动起来,“考全国III卷,你不得考680多分!”

“2005年河南省全省高考报名人数72万,而本科录取人数只有10.2万!刨除民办的三本院校,还能剩多少?同学们,明年考生人数势必突破80万,而录取增幅远远达不到!这是个什么概念?”

班主任在班会上侃侃而谈,说着走下台来,“就好比咱们班这96个人,”他扬起手臂在全班画了个弧线,然后走到第二排,大手朝身后一挥说,“第一排的这几个同学可以读一本。然后他又朝后面走了三排,你,你,还有你……我身后的这些是可以上公办本科的。”

刘森在前面坐,他和其他几个同学扭头对着我们后面无声地笑。班主任没有在意,他对着第四排之后的同学缓慢地宣布:“你们这些人,考完试可以联系东莞和杭州的电子厂了。”

十年之后,高考仍是我的噩梦-激流网剧照 | 《中国门》

全班哄堂大笑。班主任一脸正色的说:“笑,有你们哭的时候。”

所有人又都不笑了,我鼻子突然有些酸,不得不承认,我现在如此躁动,也和张勋那句话有关系。他的一次策略转变,让我突然紧张起来,仿佛那万人同挤独木桥的命运突然近在眼前了。如果不能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我该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望着黑板上方贴的红字:倒计时193天。

午饭的时候,我们三个在食堂里打了馒头和菜,走到外面蹲在地上吃。我问张勋,“你爸的这个朋友是专门做这个的吧?花钱多吗?”

张勋嚼着馒头口齿不清地说,“一共下来要三万多块钱。也还好吧,我爸说,毕竟是一辈子的事。”

是啊,只要能给办新疆的户口和学籍,花十万也值得。

张勋突然来了兴致,问刘森要不要给他爸说一下,把他办过去。刘森并没有动心,“拉倒吧!我在哪儿也考不上。”

“就是你这种成绩去新疆的最多。在河南勉强考得上,到了那边可以冲刺一本啊!”

张勋颇为成熟地分析起来,大概这都是从他爸的朋友那里听说的。刘森咽下了一块豆腐干,过半天才慢吞吞地说,“我姨上回也提过这事儿呢。她家在安徽,你们知道不?安徽也比咱们分数线低不少。”

“你说你走了,赵丽莎可怎么办?”刘森又问。我也嬉皮笑脸地望着张勋。张勋脸上红红的,看不出什么态度,只冷冷地说,“还能怎么办,凉拌呗。”

赵丽莎是我们高二时的同学,高三被分到了奥赛班,张勋暗恋她很久,说她气质才华俱佳。下了晚自习已经十点多了,他们回宿舍,我去校门口的公共话吧。我每周一次来这儿向爸妈汇报情况,常常会觉得没话说,像完成某种仪式一样。今天却不一样,因为张勋要“移民”的事情,我和爸爸说了十几分钟。

“咱也有亲戚在青海啊!”爸爸似乎突然被启发了,语无伦次地说,“让你姑奶去派出所打听下,她那个孙子叫什么来着,和你是同岁的,都在街道办参加工作了,可以用他的户口嘛。”

他在话筒那边问着妈妈,“对,叫王亮亮。你就叫王亮亮也可以,就是姓有些麻烦,不知道好不好改……”

我有些烦躁地将电话线缠在手指上,听他讲着,目光在话吧里游来荡去。

我知道爸爸只是说说而已,自己依然和其他人一样,每天早早起来看书,做习题做到深夜。我和刘森会不时地询问张勋,事情进展怎样。自从第一次之后,张勋变得有些不愿意讲这件事情,只是漫不经心地用一两句话带过:钱交过去了;发去个人信息,派出所在办理户籍了;请当地教育局的人吃饭,准备重新做学籍……

我觉得,他说这些的时候神色慌乱,像犯罪一样。毕竟我们都骂过教育不公平,他现在要去占便宜,就是在背叛我们。

二模成绩下来,我对自己的分数挺满意,照这个成绩,有机会考一本。午饭后我去洗衣服,进宿舍楼时,碰见了慌慌张张跑出来的张勋。我觉得应该安慰他两句,因为这次他发挥有些失常了。还没等我张口,他竟然主动对我说:“晚上咱们出去吃,我请客。我替你们给班主任请过假了。”

我问他是不是快走了,他说明天早晨。我没想到这么突然,瞬间呆若木鸡。他不等我言语,又说,“今晚上叫了赵丽莎,你给我老实着点。”

晚上我们是在学校对面的一家土家菜馆吃的。一开始赵丽莎有些意外,她以为会来一桌人,没想到只有她一个女孩子。见她拘束不已,我开玩笑说,“张勋明天就走了,他想让刘森和我作证,与你在这里结拜兄妹。”

赵丽莎一听哈哈大笑,气氛这才活跃了一点。张勋笑着说,“人家赵丽莎学习成绩那么好,我做哥哥不够资格,也就当个跟班的吧。”

我夹着菜,百感交集地想,你小子这是提前奔“211”、“985”去了,她赵丽莎就是学到吐血,将来还不一定有你考得好。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各自躺在宿舍的床上,也没聊多少内容。宿舍里其他同学都知道张勋要走时,接二连三说他命好。刘森郁郁寡欢地说:“你走了,以后就是我和猛哥两个人吃饭了。”张勋叹了口气,“咱们以后考一个城市吧。”

我们把南京的学校挨个数了个遍,好像除了“211”和“985”院校,其他院校对河南考生来说也太高不可攀,每个专业只招收1、2个人,如果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一个外地的普通二本,真不知是赚了还是赔了。

张勋走了,课间偶尔闲聊的时候说起他,谁也没有明显的感伤情绪,所有的高三生都被高考的使命感锻造得没有了私人感情。

在紧张的第二轮复习期间,我碰到过一次赵丽莎。下完晚自习去水房打水的路上,我抬头瞧见了她那件米色的厚棉服,她被包在里面,提着水壶走得很快。我从后面追上去喊她,问起她们班最近的复习进度。得知奥赛班比我们讲的快,第三轮复习已经开始了。我提了一句张勋,“不知道这小子结束二轮复习没有。”赵丽莎深吸了一口气,恹恹地说:“有些人就是命好。我要是生在北京……”

她话没说完,就将开水壶提到了热水水龙头底下,报复似的拧到了最大档。她手上有一块冻疮,就在握笔的那个位置,在水房的灯管底下是黑红色,看起来有些瘆人。

春节期间,我们高三学生放了10天寒假。大年初三的时候,我搬了把凳子坐在门口,掏出《学英语》报在阳光底下读,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果不其然,是张勋从新疆打来的。

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假期只有两周,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河南学生回家。他说他特别想回来,除夕那天和一群同去的河南学生在班主任家里吃了饺子,回到宿舍就哭了,太想家。我听着他沙哑的嗓音,也有些难过。

他和我东拉西扯了半天,我弄明白他们一共去了120多个学生,新疆的那所中学专门为他们开了两个“河南班”。授课内容不变,身边也都是河南人,只是他整天会莫名心慌,有些提心吊胆。

我苦口婆心地劝他:“我觉得你这是心理作用。觉得跑到那里参加高考像犯罪是吗?记住你以后就是新疆人,全国III卷、低分录取,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挂完电话,我再坐下来读英语,心头就多了几分凄凉感。我想不通,和那么多人挤独木桥,难道是我应得的吗?

开学返校不久,我们在操场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誓师大会”。所有学生坐在冬寒未消的草地上,听副校长语重心长的训导。副校长送走了二十多届的毕业班,经验丰富,他很懂得讲话时在哪里停顿,在哪里加重语气。听到他讲起我们的父母,很多人都哭了,我向来多愁善感,更是没能压制住内心的情绪。

副校长发言完毕,所有人都热烈鼓掌。接着又有一个瘦瘦的男生走上台,李校长介绍说:“这是前年考到北大的学长,寒假回老家过年,我们把他请过来,给学弟学妹们说几句。”

一听是北大来的学长,台下立刻人声鼎沸起来。等底下安静了,这位学长开始抑扬顿挫地讲述自己如何考上了北大,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讲到曾经的高中生活时,他大概也被自己感动了,嗓音几度哽咽:“同学们,当我和其他省份的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你们知道我有多感慨吗?一个北京人读北大的概率,大约是我们河南人的60倍。我们想要读一所像样点的学校,太难了。而如果你不努力争取考出去,将来你的孩子也还要面对这样的命运……”

他的一声“谢谢”还没有落下来,下面已经是掌声雷动。那天晚上,很多人在熄灯后仍点了蜡烛在教室里看书,我觉得这种短暂的头脑发热不可取,毕竟还要保存体力,10点多就和刘森一起出了教室。我们的高三教学楼是“U”型结构,以中间的教研室为分界,对面的20多个教室是复习班。第一年考试不理想的同学,会选择二战、三战。我扭头看对面,每个窗户都亮着蜡烛。

“没准里面就坐着今天那个北大学长的同班同学呢。”刘森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半开玩笑地说。班主任也经常拿对面的“复习班”来教育我们,“你们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就要去对面,不怕苦的就尽管迎接“二战”吧!你们将有做不完的模考题,吃不完的馍夹豆腐干。”

“馍夹豆腐干”是我们学校食堂的特色,有同学嫌吃菜耽误时间,就匆匆忙忙啃完两个夹着豆腐干的馒头,回教室复习。刘森就曾经说过,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啃“馍夹豆腐干”了。

我虽然常常鼓励刘森说:“只要再加把劲,今年考上本科绝对没问题。”但其实我对他并没有多少信心。他属于“三分钟热度”的人,宿舍的墙上、课桌上都贴着满满的计划,但每次执行起来都会打折扣。在接连的几次模考中,我的分数在600分左右波动,而他总是过不了400分这个门槛。这让他和我都很郁闷:每次公布成绩都会影响我们中午吃饭的心情——他不说话,我也不敢多说,只惭愧地把馒头掰成片,泡在菜汤里,慢慢地吃,似乎觉得自己考得比他高很不应该。

距离高考还有40天的时候,刘森发了毒誓,说考不过400分,就把眉毛烧了。那时候,发毒誓在我们中间也很普遍:剃光头、裸奔、穿女人衣服,为了激励自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站在他面前听着他慷慨陈词,顺手从他课桌上的参考资料中抽出一本,翻了翻,前面几页改得很认真,红笔批阅的痕迹到处都是,再往后就惨淡起来,别说红笔批阅了,连做都没做完。

很快,他又一次品尝到失败的滋味。过了一周多,数学老师将我们的一次测验发下来讲评,我考得不太理想,抬眼看到刘森将卷子团成一团塞到抽屉里,开始趴在课桌上睡觉。他面前的课本和资料立在面前,堆成了半包围结构的小山,将他和这个世界隔绝。

数学老师从他身旁经过,面无表情地继续讲着。全班96个同学,除去提前退学的5个,还剩下那么多,他根本管不了,也不愿意管。按照班主任的话说,该说的都说了,最后这一个月是自由选择的阶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还引用了《圣经》里的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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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层面的“黑暗”和“光”还不能为我们完全理解,但现实生活中的“光”与“黑暗”在我们这里却十分清楚。事实证明,我们是更喜欢“黑暗”的。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最害怕的就是天亮,天亮了就要起来拼命。有几次上晚自习的时候,整个教学楼突然停电,所有人立即发出欢呼声,等过了一会儿灯又亮了,众人又是齐声哀叹。

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也是如此。宿舍楼里喧声震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所有人将脸盆、水壶朝楼下扔,噼里啪啦的声响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也伴随着“嗷嗷”的叫声,摔了自己的热水壶,听见水银玻璃的碎响,内心涌动着报复的快感。其实我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又是在向谁报复。

等待成绩和录取的过程漫长而焦灼,我没有像之前想的那样大睡三天,然后坐车郊游。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发呆,不上早晚自习、没有试卷做的生活很不习惯。偶尔我拿出来高三时做过的模考题,觉得那些公式像梦里一样飘渺,甚至不敢确定那些繁复的演算过程是自己写的。我和刘森通过两次电话,他也是这种感觉。

成绩出来了,我考了591分,比重本线只高了一分,还是被河南大学的俄语专业录取了。我怀着有些复杂的心情去学校领通知书,心想最终还是没能够走出河南省。发放通知书的老师从一堆红色信封里找到了我的,仔细检阅了下,然后说,“你这个分数,擦边球啊!”

“擦边球也行,一分都没浪费。”我笑嘻嘻地接过通知书,接受了他的调侃。

再次走在校园里,脚步都有些发颤。本来说好和刘森一起领取通知书的,结果他只考了396分,还在家里等待专科录取。

又过了两天,张勋给我打电话,说他拿到通知书准备回河南了,被录取到了南京某重点大学。我跟着激动了一把,“太棒了!那学校我想都没敢想过。”我又问他,“你考了多少分?”

他支支吾吾,说600分多一点。我听得出来,他说自己的分数,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我告诉他我考到了河南大学,他用很热烈的语气说,“那真的不错啊!老牌学校,丝毫不输给211。”

他提议我们去县城聚聚。“等刘森录取了吧!”我这样说着,顺便把刘森的考试结果告诉了他。

“我都不敢联系他。还是等见了面再和他聊吧!”

挂完电话,我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情绪。说不嫉妒是假的,凭什么人家就能读985,我却不能。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我在家里也确实无处可去,于是跟着爸妈来到集市上,坐在摊位前发呆。

一天,我正给顾客装早点,突然看到初中同学孟金峰远远走过来。我大喜过望,总算遇到了一个同学,就拉着他在早点摊后面聊天。高中时他和我同校不同班,说起高考后的百般无聊,也深有同感。听到我说我被河南大学录取,他非常惊讶,“我差点和你上一所学校了。”

“啊?你滑档了?”

“没有,”他低声说,“我们班主任帮我把学校卖了,我再考一年。”

这样的事我以前也听说过,有些家境不错的考生自己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家里花钱买了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从此顶替这个名字读大学。卖了学校的同学会选择复读,算是为来年挣一笔学费。

我问他卖了多少钱。他说,“我那个是二本专业,卖了一万七。人家找关系把户口和学籍重新办好了,还是用我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祝贺他,但看他的神情,对这笔交易还是很满意的。他告诉我,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县城复习了。

“二战。”我望着他笑笑。

“哈哈,是。”他想了想,又补充说,“不过咱们学校免了我学费,我是过了二本线的。”

“明年肯定可以冲击985了。”我对他说。

他没有接我的话,只是说,“又要吃一年馍夹豆腐干了。”

暑假接近尾声,我和张勋才终于见了面。刘森在电话里说他要跟爸爸去无锡一趟,让我们好好聚。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不想见面的借口,也没有继续追问他。后来他又说自己要重新复读了,说的时候语气淡然,像已经看透了。

张勋和以前比变得白胖了许多,个子也长高了。他把我领到天龙湖公园附近的一家新疆饭馆,兴冲冲地说,要带我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大盘鸡。我们聊得很开心,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说,“赵丽莎考到了郑州大学,你知不知道?”

我眼前又闪过她那件肥大的米色棉服。没想到我们那么多人都没能考出河南,虽然没有她考得好,我还是觉得有些同情她。

“你们俩还有没有可能?”我问他。

他一开始说肯定要试一试,准备过几天就表白。后来他又突然狡黠地笑起来,“还是找个近点的吧。喜欢是喜欢,爱是爱。”

我夹着土豆,觉得挺意外。我没想到他这一年成长了这么多。

九月中旬,爸爸送我去河大读书。新校园比我们的高中要古朴、漂亮很多。我拉着行李,看到那么多人在校园里散步,而不是在自习室里奋战,忽的有些迷茫。

入学第二天,我正在宿舍整理衣服,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我接了电话,竟然是刘森。

“你在哪个宿舍?”他开口便问。

我愣了神,“你,不是在高中吗?”

几分钟后,他从楼下爬上来了,气喘吁吁,一脸得意的笑容。

“你看,你上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我够不够意思!”

我还处于极度的惊讶之中,拍了拍他胖胖的前胸,一个劲儿问他,“你怎么会在这儿?”

他朝周围扫了一眼,宿舍里除了我和他,还有一个室友。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拉着他走出了房间。快走到楼下时,他才告诉我,他爸妈通过各种找关系,帮他从学校老师那里买了一个通知书,以后他就在河大读本科了。

我看他喜不自胜的一张脸,忍不住想损他一句,“死胖子,你这保密工作做那么好,前几天还说要去复读,你咋不去做演员。”

他嘿嘿笑着,又说,“记住以后去我们宿舍玩,要喊我孟金峰,别弄错了。”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刘森看我脸上的表情,解释说,“我就是买的这个人的通知书和档案。对了,你们还是一个乡的呢!”

我盯着他,缓缓地说,“这人是我初中同学啊。你当时花了多少钱?”

他一脸错愕,“四万多吧。我爸他们还请那老师、派出所的人吃了个饭。”

哎,那他们班主任也太黑了,我心里这样想着。实在有点不忍心告诉刘森,孟金峰最后拿到了多少钱。

开学的第二周是新生军训。九月的开封还相当炎热,训练了一个上午,身上的迷彩服完全被汗水浸透了。就在我发愁吃完饭如何处理这一身湿衣服时,辅导员走到队伍前头,从教官手里接过扬声器对大家说,“下午一点在二厅集合,带好纸和笔,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吃完饭,我们取了纸和笔来到学院二厅。没过多久,年级长抱着一摞厚厚的试卷走了进来。

“难道要考试吗?” 有人小声嘀咕。

卷子发下来,我看了一眼上面的“试题”,心扑通扑通跳了起来:答卷人被要求写出个人姓名、父母姓名、家庭住址、高考时的作文题目和大致内容。我握笔的手有些颤抖,满脑子想的都是刘森,他这次完蛋了。

晚上九点,我结束了军训就朝刘森的宿舍楼里跑。他正在收拾被褥,宿舍里其他同学都怔怔地站在他周围,不知道能帮什么忙。

我陪他在操场里走了几圈,听他用各种脏话骂天骂地,骂学校,也骂卖给他学校的那个老师。骂完之后,他开始用男人的方式无声地哭。我跟在他身边一言不发,满腹的困惑。我渴望高考对每个人都公平,可19岁的我们早早便认识到社会的黑暗面并利用它,这该怪谁呢?

刘森最终去了河南一所专科学校。他的家人打听到这所学校还在补录,找人疏通关系,很快便安排他重新入学。离开的那天,我帮他拎着一兜衣服,他爸爸和叔叔在前面,我俩走在后面。

走到校门口时,刘森打量了几眼庄重的正大门,大门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几个金字闪着光。我问他,“要不要在这儿合个影。”

“得了吧,你笑话我呢。”

“别有思想压力,都是在河南,咱们还经常见面的。”

他的眼神显得十分疲惫地望着我说,“不一样了。我一夜从本科变成了专科生,上哪儿再找机会走出河南。”

本科毕业后,我去了北京读研,毕业后应聘到成都的学校工作。到成都不久,我就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张勋在成都某重点大学读博。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五、六年没见面了。这个消息点燃了我内心的怀旧情绪,我赶紧跑到他的QQ空间里留言:我在成都了,快出来接驾。他过了两天才回复我,说他目前在美国做交换生,等回国了一定喊我出来聚。

这件事过了一年多,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后来再看他晒自己在成都的吃喝照片,我胸口就忍不住扎起来。我无法理解,当年无话不谈的朋友,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生疏的地步。我看着他的状态,还会带着点愤懑不平:如果不是当年去了新疆,他会有今天的一切?这个世上有多少并不光明正大的力量,正改变着潮水流动的方向。

刘森劝我想开点,毕竟人都在成长,时间长了,有些朋友是会走散的。我和刘森还在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他毕业后在郑州的一家公司做了几年业务员,后来结了婚,和老婆一起去了湖南开饭店,生意还挺红火。

但我不相信“高考”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阴影真正消失了。去年夏天,我与刘森在视频上侃大山,聊起当年的往事,他突然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又拿出那套说辞,说如果在其他省份考,他不至于读不了本科,也不至于出那件事儿。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人生不能再少年,那是我这辈子永远的痛。”

我笑话他是不是经常在饭店做酸汤鱼,说话这么酸。他笑着点起了烟。我又说,“倒是没想到,咱们最后跑得一个比一个远。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北大的学长,号召我们走出去……”

“你听他瞎说呢。我现在就想回老家!做梦都盼着回河南。”

视频那头他翘着二郎腿,在他家的饭馆里坐着,大口小口地吐着烟圈。这两年他更胖了,脑门上的头发也越来越少,和他背后的酒柜、墙上的广告在一起,十足一个中年个体户的模样。

和他聊完,我也有些想家了,想念那个哺育我二十多年的地方。让人悲哀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家乡考生挤独木桥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听一个毕业后在郑州做高中老师的同学说,去年他们学校一名女生因为高考作弊被取消考试资格,她想不开,当天晚上在学校跳楼自杀,事后学校及时封锁了消息。那个女生跳楼时想必非常恐惧,她是半夜里裹着被子从8楼跳下来的。

那个裹被子的细节,让我瞬间落下泪来。我脑子里突然翻滚起那些已经被淡忘的高考记忆,想起十二年前宿舍冰凉的洗脸水、每个人课桌上高高耸立的参考资料。同样被记起的还有大三时上过的一节文学课,那天,老师让我们翻开《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思考托尔斯泰在小说开头引用的一句经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老师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安娜抛弃自己的孩子,奔向了爱情,她的确是有错的。可是谁能够审判安娜、给她定罪,是社会的制度规范吗?如果规范本身就有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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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高考仍是我的噩梦-激流网作者:张猛。来源:真实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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