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叙伦:现代学者、书法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因为一则我晓得自己没有办事的才能,在医专的时候,还兼办文书;但是,极平常的一件公事,我还不能办得“恰到好处”,时时要汤尔和修改,觉得经过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办,也就不愿再问别事了。二则我从元年起,就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国的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一一后来改了“体例”,叫做《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时兴趣正是浓厚,又加我在北大担任着老庄哲学的科目,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象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也没有时间去问别事。

马叙伦:“五四”时期教职工的联合讨薪-激流网1956年周恩来、马叙伦等在中南海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服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做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做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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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地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

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地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二十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宫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竟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戤着他的牌头,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象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终究我是中国人,被他们格外亲热,博晨光也就此走了。但是我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倒惹动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却要求我演说。我想在这种“武装同志”监视底下,好说什么话?却又不能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一时心灵起来,想这些“武装同志”“来自田间”,“目不识丁”,我只要“咬文嚼字”,他们是不会懂的,因此,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是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却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马叙伦:“五四”时期教职工的联合讨薪-激流网徐世昌担任民国大总统

这样三日,自然有人向政府说,这样的办法不妙,徐世昌也识风头,就解围了。这时,教育总长范源廉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象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芬,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可是,风声早已传遍了国内国外,学联会派了代表向上海广州进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响应了。“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改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因此,上海教育界的人们和工商界的知识份子发起了拿罢市做后盾的要求罢免三个卖国贼,才把徐世昌吓倒了,给三个卖国贼做些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才算结束。我呢,在这次大风潮里,接触了官僚的作风,也算得些不需要的常识,我的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

有一件事情,可算“五四运动”里的插曲吧。在风潮高长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到晚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什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什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看,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什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睬,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但是五四风潮虽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教育部和校长团、教联会、学联会都派代表南下挽留,蔡先生还不肯回校,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就妨碍了大局,于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象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校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据北京,我离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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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连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也觉得政府对于教育满不在意,只是做它妆点门面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并且拒绝了他们敷衍的办法,罢课相持,直到六月三日:那时,教育部长早已没有人敢做,由一位教育厅长马邻翼升任次长,代理部务,这位马先生忒大意了,不但毫无预备,冒冒然来就职,而且对几十个老夫子的代表礼貌不周,已经引起了反感,他又大胆地答应了发还积欠薪金,他并不晓得积欠薪金总数有七八十万,政府是无法筹措的,而且他并不先查一查,各校教职员一再地辞职在先,才后“索欠”的,他不经过慰留,便许发清“积欠”,这样,便激动了大家必须叫他立刻发清,自然是办不到的;同时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澐也不会应付,早为教职员所不满;所以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沈士远先生也是被打的一个),徐世昌还要非法惩办我们,我们受伤的住在首善医院,被他派下的特务看守住了卧室。但是,人家劝他不可大意了,教书先生惹不得的,何况实在是政府对不起他们,他才走向法律路上,说我毁坏他的名誉(这是他要法律解决,法官说:“无罪可附,只有这样的一个罪名还可以办”),向法院起诉,前清皇帝载湉曾告章炳麟先生到上海会审公堂,这番我被大总统告到法院,也可入了“同书”。结果,我们固然白挨了打(首善医院的医药费倒是教育部担负的),他也失败了,因为我已设法迁入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我要谢谢一位徐鸿宝先生,他是替我设法,而且护送我到医院的),法院没法“传案”,而且各校教职员说:“要‘传案’大家都到!”后来因暑假己过,非开学不可,由各大学校长等和教育部商量,拉了两位做过国务总理的,一位汪大燮先生,一位孙宝琦先生,一位做过教育总长的张一麟先生,还有一位是清朝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时反正、做了广西都督的王芝祥先生出来转圜,他们三位先到医院来慰问,才后法院派了法官,便衣私入医院,用谈话式问了一问,就算了案。

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也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

(本文摘自马叙伦著作《我在六十岁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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