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沈虎根,1933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余杭区农家,原名季夫根。少年时在小城镇当学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会工作,并补习文化和学习写作,1954年7月发表处女作。1955年9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次年3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7月调至新闻单位。196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退休后仍关心工人阶级前途与命运,热心于红色事业,笔耕不辍。现为激流网会员刊物《红色年华》顾问。

本文节选自作者早期自传,主要讲述了作者22岁(1955年)被调往工厂从事工会工作的经历以及在此期间参加的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的情形,客观反应了那个年代工厂内的具体情况。

纪实丨毛泽东时代的工会是怎样维护工人利益的?-激流网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

这一年里的三月,我的工作调动到了塘栖崇裕丝厂。还是县总工会经常到干校看望学员女士、干校结束和我谈话以我身体“健康不良”为名把我退回原来店里的那位领导,特从县里来到镇上找我谈工作调动的事。这时,我已在镇里工作了,且已入了党,加上有文学作品发表受到县、省相关机构以及省级报刊的重视,他已不再停留在原来眼光上了。他向我表明,到了该厂将我内定为厂工会副主席,须等到换届时选举后才能公布,之前就以厂工会秘书名义工作,待遇仍按副主席(副科级)。他给我明确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厂工会主席徐美霞抓好文字工作,如“工作总结”“劳动竞赛简报”以至为厂工会主席起草“讲话稿”等等。

我是很乐意去厂里的。崇裕丝厂是一家老厂、大厂,是解放前的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合股转成公私合营企业的。它虽在杭县属地,但同是县团级别,县里凡有重大活动它必有代表参加(我就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和徐美霞因同是常务委员而见过面)。在那年头,有一组朝鲜同志被安排在该厂实习,实习中有厂长(领队)、各车间主任、技术员等全副管理层班子,可见它的地位的重要。派到这里的干部被认为是光荣的,尤其是我在搞业余创作,能有机会深入到产业工人中去,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这位县工会主要领导料不到,我调到了厂里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想。这就是我又遇到了一位如同杨有志、刘传训这样的信任人、关心人的好领导。他们的共同处就是大胆用人,放手让人工作,多担当责任。我在崇裕丝厂时间不长,仅一年四个月。在这个时期里,除了做日常的文书、宣传工作,有四件事在厂里影响尤为突出。

第一件事,我到厂里不久,就碰上了两桩人命案子。一桩是正逢改革币制,一万元旧币改成一元新币。发放新币工资的第二天,就出现暗藏反革命分子剪破新人民币钉在走廊上向人们示威。在排查当中又嫁祸于好人,经厂保卫科一次谈话,一位工会委员受冤枉经不住压力而投河自尽。这场风波未平,接着又有一名锅炉工人被榔头敲破头部死在作业场地!……破案当然是保卫科的事,但在工人中引起了恐慌,怕遭暗算,怕遇见鬼魂,日班工人不安心,夜班工人怕上路——这些安定人心、稳定情绪的工作是要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来做的。党总支(那时未形成党委)书记亓同举是北方人,口音不同,在大会上向工人讲话较难如愿,因此要求工会来做这件事,工会就推荐了我。我就在亓同举和工会的授命之下连续地分场做大会报告。从甲班、乙班、普通班一场一场的报告下来,效果竟是出奇的好。尤其是广大女工们不但爱听,而且情绪安定了下来,车间的出勤率和生产状况恢复了常态。我向工人做的大会报告,没有直奔主题,而是迂回式的从旧社会的黑暗讲起,讲到新中国的新气象,讲了解放后发生了 “十大新的变化”,因此个人遇到了冤屈也要相信党和政府,遇到了问题采取自杀的行为是错误的;继而讲到暗藏反革命分子不甘心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要擦亮眼睛识破他们,尤其要守好本职加倍努力搞好生产,不使反革命分子的企图得逞。至于讲到夜班工人上下班路上怕鬼的事,我讲了几个破除迷信、人间没有鬼神的故事(生活中的实例),然后说,我们穷人世世代代信鬼敬神,却是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受苦难,可是一旦解放就完全变了样,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首先是在厂里的工作岗位有了保障,政治上扬眉吐气,还能学文化,可见鬼神是不存在的……我知道台下听讲的那些女工们,越剧迷不在少数,我特地有感而发地提出:在越剧唱本里常常有“啊呀,天呐,我好命苦呀!”对照我们现在工人阶级的整体翻身,说明这句唱词多么荒唐!我们的从苦到甜,不是命不命的事,而是受不受压迫,受不受剥削,社会属于谁家天下的事!我不单是讲大道理,而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生动事例调动起来——如第一次当学徒,为老板挑猪食担子翻山岭,疟疾发烧时向“五圣堂菩萨许愿”的无知与共产党来了才出头的感受等等,从中体现报告的主旨。这和我正在学习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过程是一致的,也是要有较丰富的生活,平时多读文学作品,把社会生活和所要表明的思想结合起来,再经过事先精心准备(这很重要),讲者才会有恃无恐,听者也不会疲神、不会分心而入耳入脑。之前,在临平镇,工人爱听我作报告,店员工会老年委员刘楚湘给我起了个“报告大王”的绰号,说听我报告不会打瞌睡的。这时,在崇裕丝厂女工中有这样好的效果,原因也在于此。但这仅是原因的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属于主观原因。更重要的还有客观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呈现的客观形势,我只不过把客观的情况作了真实的反映,在有觉悟的工人中发生了共鸣,得到了响应。物质是第一性的,如果社会是虚伪的,讲的是虚假的,我再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是产生不了好效果的。……这一来,从此开始,厂党总支书记亓同举同志就对我十分看重。亓同举山东人,虽与孔子夫人同姓,但文化程度不高而政治素质高,尤其是为人忠诚老实,生活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可以说毫无领导的架子,给我们予良好的影响。他曾向我提出:像你这样的人能不能再从临平镇上推荐一个过来?你推荐了,我们通过组织去调动。

纪实丨毛泽东时代的工会是怎样维护工人利益的?-激流网崇裕丝厂党总支书记亓同举是作者早期第三个革命引路人

第二件有明显影响的事,是向厂方行政提出取消工人出厂的“抄包制”。在解放前,家在塘栖镇上的女工下班出厂,或住厂女工假日离厂,都要抄身,解放后这种有损工人阶级人格尊严的旧制度废除了,但还保留了搜查工人出厂门时的随身包袱的制度,每到下工时,出厂的工人在厂门口排着队,由守在门口的两个管理员挨个搜查放行。我觉得这种场面太刺眼,给人的感觉很不好。我认为这是对已成为工厂主人的工人阶级的不信任,对工人群众的不尊重。于是由我提议,在周一上午党工团干部碰头例会上讨论,在亓书记首肯之下一致通过,由我向厂长室写出书面报告,又由亓书记在总支委会上大力主张而达到共识,最后经厂长拍板取消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抄包制”。

第三件有明显影响的事。行政为了保证工人出勤率,通过劳动工资科向厂医务室下达指令:凡工人请病假,必须要有发高烧的体温症状,以控制缺勤率。我觉得这种规定有些片面。体温偏高或偏低是病况的重要标注,但不是唯一的,也有不发高烧,或开始没有拖久了才有的。当我们党工团碰头会讨论后向行政提出异议时,那位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却十分坚持己见,认为没有这一条,工人凭口头说说就能随时下岗休息,缺勤率高了生产下去了怎么办?我们也因生产任务压力山大,就不再坚持。谁知,后来有一位名叫许佩芬的女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当时因测量不出发烧的体温而没有允许她及时离开缫丝车位下来休息。她临死时还流着眼泪说:“我是死得冤的。”这件事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负面效应,同时惊动了上面的相关部门,省丝绸工业厅、省劳动局、省总工会都派人来调查,南下干部的劳动工资科长被撤职,从部队转业的厂医务室主任受到党内警告,而在幕后起决策作用的副厂长反而没事。厂工会也因仅有口头反映,也要负关心工人不够、监督行政不力的责任,省总工会派人来调查后责令工会写出检讨报告带走,报告由一位副主席起草,第一次通不过,第二次工会指令我写,工会主席徐美霞嘱咐我:“要检讨得深刻些”。我写是写了,也通过了,但觉得有些冤。好在解决这个问题有了契机。工会趁势正式打了报告,提出工人请假除了体温根据,还必须全面仔细地检查和考量(对一些特殊病种要立档,建立病情跟踪制),首先相信工人的自觉性,如遇有个别工人装病的,可会同工会考核并做好思想工作——正式修改了这一条有缺陷的厂规。现在看来,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那时工人的性命是值钱,就这一事故惊动了四面八方,处分多人;同时说明工会是关心工人的,且是有权的。作为厂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亓同举必须全面把握方向,而作为厂长行政往往偏重于生产,强调“厂长一长制”“计划就是法律”“生产压倒一切”而排斥党工团对思想工作的安排;一位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甚至为了实现高温不停工,竟把温度表移到了规定地方以外的凉风口!这样亓同举很需要工会来监督,支持他的工作,而我是属于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意见的人,这也是受他器重的原因之一。工会和行政(厂长、分管副厂长)发生争论是常事,比如年终前的两三天,年度生产计划已经完成了,工会认为这应该作为好消息广播,促使劲上加劲,而厂长则认为不能公布,公布了工人就会自满松劲,工会反驳行政抱有这种想法是不相信群众觉悟,最后照例在党政工团例会上裁决——体现出工会是会监督行政的,绝不是“摆设”。

第四件有明显影响的事,是我在厂里的最后阶段,我出席了全国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后回厂,在厂党总支的安排下,连续几场的全厂分班的报告会,把我的强烈感动倾诉给了全厂工人,工人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无比关怀劳动人民的感召下,掀起了一个生产高潮,工会趁机推动了正在开展中的劳动竞赛。这一件的详情,待在后面从头至尾细说。同时,我还以业余作者的视角,写了一些本厂新人新事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

纪实丨毛泽东时代的工会是怎样维护工人利益的?-激流网1955 年 9 月 28 日下午,毛主席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这是毛主席向热烈欢呼的青年积极分子们招手

一九五五年这一年,使我最感激动的是九月里的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我是由省文联推荐,再由团省委将名单下达到所属的县及基层单位的党团组织,征求意见,经过讨论通过再上报。在厂团委发动各支部讨论我是否有条件出席大会,经过讨论的各支部汇报会上,都一致同意,对我的努力作了口头表扬,而汪锡珍支部在大会汇报中提出的批评意见却是“太不注意休息,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违背了列宁的‘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的教导。”接着由县里派人来了解搞出一份“先进事迹”的书面材料,再由省里派人来复核与我面对面的谈话。上报的材料是说我“工作、写作两不误”,突出的重点是“刻苦学习,努力创作”。浙江共有39名代表,杭县就我一人。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是为着动员全国青年积极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召开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郭沫若(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担任大会名誉主席。会议代表(包括代表集体的)共有1527人。还有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国派出青年代表团到会致祝辞和献旗;还有到访的苏联卫国英雄卓娅和舒拉的英雄妈妈到会祝贺。大会由胡耀邦、廖承志、胡克实唱主角。大会内容,有团中央的主题报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李富春、罗瑞卿、林枫、谭政的重要讲话;各条战线的先进代表的典型介绍和发言。《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各发了社论,《光明日报》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报刊也都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令我想不到的是,在大会开幕的主题报告中,在表扬各条战线的先进人和事的报告中,我的名字也赫然在列。第二天又由新华社统一发全国各大报全文刊登的文稿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大家知道,有些同志小时候并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在进了工厂、到了部队之后,由于努力学习,不但认识了字,而且还写出了文学作品。像军队里的高玉宝、崔八娃,工厂里的沈虎根、李学鳌,就是这样的同志。”会议特别使我激动和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参加了9月28日下午的闭幕式,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领导人当中还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香凝。

纪实丨毛泽东时代的工会是怎样维护工人利益的?-激流网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每人都收到了周总理庆祝国庆酒会的请柬

会议虽是从9月20日始至28日结束,但在前后还有多个重要活动,如九月二十五日参加西郊清理名为紫竹院的废墟陵园的义务劳动,清理了大批荒草、碎石,为下一步废院变游院打下了基础;出席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晚宴(我们每人都有周总理具名的请柬,席间周总理到每一桌敬酒);经首都部队派员突击训练,国庆节那天清晨列队到指定地点,作为第一方阵参加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游行,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会议期间,我还有一些个人活动,如接受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学文化》的采访(第19期发表的专访《坚韧与顽强》内有与李学鳌、苗得雨的合影);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十月一日该报刊出记者李家兴的《向创作进军》的长篇通讯,尔后被《浙江日报》转载)。在会议期间,我还抓紧利用休会点点滴滴的时间,应本省报纸的预先约稿,赶写通讯稿,即时在《浙江工人报》发表了《上劳动课》《我见到了卓娅的妈妈》《亲过父母,暖过太阳》,《杭县报》发表了《永远难忘的时刻》。在会后又给《浙江日报》写了长篇通讯《在难忘的时刻》,替《杭州日报》创刊版写了特写《终身难忘的时刻》。回到厂里又将在传达时工人群众中出现的激动场景,替《中国青年报》写了《传达记》。一个普通的青年上京见了毛主席,在杭县我还是第一个,因此被格外看重,除了在本厂全程传达,还先后在塘栖镇、区供销社、部队驻军、三墩中学、宏畔小学等都来邀请传达。塘栖照相馆来厂邀请我去拍照,并将照片陈列在临街的橱窗。党总支亓书记,认为这是宣传新社会新景象,是好事,一概批准放行,有求必应。这时塘栖镇镇委书记王万富同志,原是我在临平工作时的镇长,是我的老领导,这回邀请我去塘栖镇传达时,一向严肃的他握着我手说:“让我们多握一会儿吧,如今你是见过毛主席的人了。”(这位山东南下老干部如今尚健在,年近百岁,不久前我与老伴去看望过老人家)。最后,我应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把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梳理,出版了一本名为《在难忘的日子里》的小册——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是我第一次出书。

纪实丨毛泽东时代的工会是怎样维护工人利益的?-激流网作者激情所至,替各家报纸写了多篇通讯、速写、小故事。事后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纪实丨毛泽东时代的工会是怎样维护工人利益的?-激流网北京归来,塘栖照相馆为了陈列橱窗,免费为作者拍了这张照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临平镇上的同事不时有人托我在“女人国”的缫丝厂里帮助介绍对象,其中有最要好的同是出身店员的朋友,还有我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前奉命下厂来写我“先进事迹”材料的同志。我很自然的先想到工会主席徐美霞已是大龄女子,既无对象,人品又好,很自然地首先选择了她进行说项。但都被一一婉拒。理由是从她母亲到她自身两代人的不幸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她已经绝念了!要我以后免谈这样的事。怪不得有人在背后叫她“顽固堡垒”,我总算领教了。但当我转而托她协助我帮助我的朋友介绍对象时,她倒是尽力的,我们俩一起做介绍人,成全了几对婚姻。就在此不久,她调往县工业部工作了。部长就是我在临平时的老领导刘传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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