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最近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蒋耘中教授不断憋出大招,招招砍向社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断感叹没有人从理论上反驳他,而只是辱骂他,尽管也有水平不一的反驳文章,但一出来就被微信当局删除。昨天在陪孩子上寒假班时用手机写了此文初稿,回到家里核对部分文献,做部分修订,算是对“蒋马”的一个粗糙回答。所谓粗糙,在这里主要是指多多少少夹杂一些通俗说法,因此需要读者通过上下文来把握其准确含义。这次编辑也不划重点,因为需要在整体中才能有较好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学校后勤部门与后勤雇佣工人是否是剥削关系,这本来是简单明了的事情,即“雇佣工人”这一词语已把剥削关系直接标志出来。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蒋耘中教授认为不是,理由是学校后勤部门没有赢利,更不存在利益最大化问题。

尽管学校后勤部门劳动关系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后勤体制人员提供劳动,一种是后勤部门直接雇佣工人,一种后勤事务外包,由承包者雇佣工人;尽管这三者相互间事实上存在直接的演化关系,即第一种向第二种,再向第三种演化,以实现雇佣劳动的普遍化和深度化,而演化的逻辑主要表现为控制成本,控制成本的另一个面相是利益最大化;尽管最大化利益获得者是谁似乎并不显而易见,但有一点,蒋教授至少也会承认,即这些雇佣工人并不是学校后勤部门的共同所有者。既不是共同所有者,又是雇佣关系,蒋教授不至于否定这两点。

至此蒋教授依然会否认这是剥削关系。从其反复阐述看,无非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学校是非营利机构,学校后勤部门不是产业部门,不存在赢利和利益最大化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存在共同所有的雇佣劳动,不是剥削关系。蒋教授似乎没有说明白其间的逻辑关系,和其他中特马一样,几乎每次都是直接做政治宣示或政治文件用语宣示。有些批评者因此认为蒋教授像小学生一样在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实,其言下之意是这样的:学校后勤雇佣工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学校是国家所有的,因此是学校后勤部门间接的共同所有者。现在的工人农民又何以是国家的主人,蒋教授是否仔细想过难以知晓,也许想过,但大概也是中特马反反复复所做的政治宣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只可能是指工农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质的),甚至不是所谓的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形式的)。这一点,我们是寻不着踪迹的。也许蒋教授寻得着。

人们常常寻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毕竟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不可能共同直接占有,但至少有两点无法否定。其一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直接表现形式是直接参与管理,管理体现的是劳动者的集体意志,而不是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其二是劳动者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直接表现形式是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创造工农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形式和渠道。其表现形式是先锋队管理、劳动者代表管理和劳动者直接管理三结合,而且第三者必须是不断增长的,而不是不断萎缩的。

从已有历史经验看,第三者才是根本性的。前两者是管理有效和效率问题,第三者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本质问题。现在的中国基本上是后两者全面丧失。从此也可知,社会化大生产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工农政治挂帅的所有制;没了工农政治挂帅,社会主义公有制便失去基本的表现形式,就会被修正主义的国家所有权替代。所谓效率或生产力首先是在此基础上寻求大的发展,其次才是反之。工农在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主人是彻底丧失了。如果这个基本事实都不承认,那就失去继续讨论的基础。用一个先锋队的领导取消后两者,是中特马的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亳不相关。

还有另一说,即工农拥有公民权利,有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甚至还会举例扶贫一类。蒋教授会不会这么说还不知道。我曾就被人质疑,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会扶贫吗?国民党会扶贫吗?

这其实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现象,在中国只是或者换了名称,或者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时有效有时无效。无论公民权利、福利、社保、扶贫等,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首先采用并推广的政策。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还搞国际扶贫呢。

马克思早就指出,作为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时是政治共同体。一方面,作为政治共同体是国家作为阶级专政的前提;另一方面,作为阶级专政的国家将政治共同体转变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统治和政治共同体的双重性及其矛盾构成国家存在的限度。阶级统治一方面必须维持政治共同体,一方面最大化利用政治共同体维持自己的统治,实现最大化的剥削利益。一旦两者之间无法兼容,国家就会破裂。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两者就表现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国家资本”,包括税收、财政、央行、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土地等,基本功能是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条件,主要表现为维持政治共同体,以支持资本存在和发展,为资本发展扫清障碍,简言之,要为剥削者维持被剥削者的存在并使其与剥削者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被剥削者死光了,羸弱极了,剥削者肯定没法剥削,所以改革一定要“民生托底”,一定要维持统一体的可持续性。剥削阶级常常因贪得无厌,把政治共同体和劳资统一体都贪崩,因此节制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贪婪也是阶级国家的功能之一。

国家于是具有两项基本职能。其一是维持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这在今天中国是“资本决定党的属性”,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基础性地位或决定性地位。其二是节制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贪婪,维持统治和剥削得以可能的政治共同体和劳资统一体前提,这在今天中国是“党规范资本的行为”,比如反腐、扶贫、打击无形金融集团等。统起来便是“资本决定党的属性,党规范资本的行为”。第二点是时下正热的所谓“驾驭资本论”,此论既为新兴儒家所崇奉,也为社会上的新时代马家所追求,区别在于前者认为第一点未尝不可,后者不愿承认第一点的存在。

蒋教授否认学校后勤部门与后勤雇佣工人是剥削关系,第二个原因是认为学校是非营利机构,学校后勤部门不是产业部门,不存在赢利和利益最大化问题。我最近在一讲座中谈及几种新型剥削方式,最后一种新型剥削方式是“公益机构与社会企业”,并分析它如何提高资本家一般剩余价值率。其实这也不难,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投资是如何维持资本主义也即提高资本家一般剩余价值率就看得出来。

首先得厘清楚《资本论》的“产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在第一卷第二卷中是一致的,到第三卷则二重化从而与第一、二卷的概念不一致。简单说,在第一卷、第二卷中,“产业资本”是“一个资本”,是完整完成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资本”,这也可以说是“总资本”。在这里它是直接实现了的,是直接完成了的。“产业资本”在第一卷主要表现为它的各种职能,比如作为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职能,在这里“货币资本”只是它的一个职能;在第二卷主要表现为它的各种形态,主要是生产资本、流通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形态,这是同一种资本在同一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形态,与第一卷的区别在于流通过程和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成为这一个“产业资本”的考察对象。

在第三卷中,“产业资本”在竞争过程中二重化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两个不同种类的资本,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商业资本在一般利润率产生之后的竞争过程中又二重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在信用体系基础上的竞争过程中独立化为生息资本,此时变成新的二重化,即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直到今天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在这种情形下,每一个资本都不是实现了的和完成了的,只有作为“总资本”才可能是实现了的和完成了的。一旦总资本成为实现不了的和完成不了的,经济危机也就发生了。关于“产业资本”这一概念的变化曾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批判是纯粹概念的建构,恩格斯撰文梳理产业资本的历史发展,分析《资本论》“产业资本”概念的演变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显然,二重化到后面,“产业资本”概念已经消失。这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总资本”存在。作为“总资本”存在的“产业资本”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是有体现的。以美国金融统计为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到二十年间,美国在基础货币基础上相继发展出巨量M1、M2、M3,等等,货币经济学家、统计部门和决策部门陷入这些巨额数字中而眼花缭乱,很难判断这些巨量数字的经济意义和边界,便推出新的统计指标,即从实体经济进入金融领域瞬间的货币数量和从金融领域进入实体经济瞬间的货币数量,任M1、M2、M3等数量翻飞。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寻求对实现了的和完成了的资本的统计。由此也可知,是不是剥削,和是不是产业部门、是不是产业资本无关。

在这一不断二重化的过程中,学校及其后勤算什么性质的经济活动呢?我们不妨先看马克思怎样分析商业流通领域的雇佣劳动。商业流通领域除了改变物质形态的商业劳动,其他商业劳动均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主要功能是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含意至少具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作为尚未二重化的“产业资本”的必要的内部职能,一种是经过二重化已与“产业资本”相区分、相对立的“商业资本”的主要职能。在第一种状态中,剩余价值直接以“产业资本”形式实现,不存在行使不同职能的两个资本对剩余价值分割的事情。而在第二种状态中,这个“产业资本”只负责生产剩余价值,不负责实现剩余价值,因此不能独占剩余价值,得留一部分分割给“商业资本”。

“商业资本”雇佣商业工人,以实现“产业资本”雇佣工人生产的价值及其中的剩余价值,并凭借这一雇佣参与分割剩余价值。商业工人的劳动是从《资本论》第一、二卷中的“一个资本”——“产业资本”雇佣的工人的劳动中分离出来的。商业工人完成的是二重化前的产业资本内雇佣工人不可分割的实现价值的职能。

因此关键还是“雇佣”,即存在一定的无酬劳动。商业工人“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版页335)马克思明确指出商业工人的劳动为商业资本家“创造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而且可以通过对商业工人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技能的延长或提高来提高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但“这种劳动的增加,始终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同上页336)。

然而,这一过程是建立在一般利润率形成的基础上。这里必须引入竞争和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一环节,而不能仅仅在剩余价值层面分析。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中,我们只能判断商业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参与分割剩余价值,而参与剩余价值分割的机制则来源于流通费用参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竞争,即“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做了一种扣除。”(同上页319)

在资本数度二重化后,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各种资本,作为预付资本,通过平均利润化参与利润分割,从而分割剩余价值。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意志,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非生产性劳动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资产阶级看来,只要对于产业资本来说是必要的预付资本,就要有利润回报;只有生产利润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另外,马克思也指出商业工人也有许多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剩余价值,比如改变物质空间形态的运输。

学校后勤外包,后勤承包者与后勤雇佣工人之间存在剥削关系,蒋教授也是承认的。分歧在于没有外包的学校后勤对后勤雇佣工人是否存在剥削。前面已经指出没有外包的,后勤工人也分两种,一种是体制内工人,一种是雇佣工人。根据前面对“国家资本”的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体制内工人属于“国家资本”,应算“国家资本家”集团的一部分,在其内部不应视为剥削关系,反而属于剥削者之列,小剥削者也是剥削者。学校后勤雇佣工人有些劳动是改变了物质形态并实现价值的,因此他们创造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剥削的关键不是是否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是否雇佣。没雇佣,就没剩余价值;有雇佣就有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占主体地位,社会就是资本主义。

现在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学校和学校后勤。这个非营利性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为似乎看不到直接的剩余价值机制和利润最大化机制。

在《资本论》三卷中,涉教育的内容,大体有复杂劳动、技术、劳动生产率、生产力、资本技术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剩余价值率、劳动力再生产,等等。这些内容非常丰富,但在《资本论》中作为“一个资本”的“产业资本”只是二重化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没有相对独立的二重化为“产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过程。劳动力是商品,在这一意义上,可变资本应隶属于“商业资本”二重化后的“商品经营资本”。“商品经营资本”应在继续的二重化中,将“可变资本”分离出来,从而二重化出“人力资本”,并与所有资本分离和对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人力资本”也是晚出的概念,而且也没有系统化起来。“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信息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等概念在现象层面呈现出混战状态,又各有一定的有效性。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左翼喜欢使用“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等概念,大多是在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运用,而不是在政治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运用。

这里对它们不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考察,只从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角度考察学校这一劳动力再生产机构。学校的发生虽然早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培训,但资本主义一旦占据统治地位,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离出来的一种资本职能。这可以用马克思“普遍的光”和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解释。任何事物一旦所处的总结构出现本质的变化,也即“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或“普照的光”发生根本变化,该事物的属性也会发生根本变化。

直接地看,它是资本主义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也包括技术创新方面,这里暂不谈)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二重化,一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员工培训,一是资本主义企业外部的学校教育,而且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多样化表现。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变化已直接反映这一点。这一二重化既因为专业分工需要,也是提高一般剩余价值率的需要。第一有所谓的规模效应,即资本集聚和集中的功能。第二有降低培训者(教育者)工资水平和提高教育者劳动生产率的功能。第三以非营利性质形式更加有效地降低培训者(教育者)工资水平。同等培训水平、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教育工作,企业的工资水平比学校的工资水平高出许多。

资本主义企业办基础教育更加不堪成本。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其内容之一就是企业所办学校交给国家和社会,其根本原理是重组竞争空间,将企业内部的工资竞争变成企业内外的工资竞争,将企业内部的工资平均化运动变成企业外部的工资平均化运动,形成工资平均化运动的不同空间的殖民结构,从而提高一般剩余价值率。因此企业所办学校交给国家和社会不久学校工作人员纷纷下海,直到企业内外工资平均化运动失衡,学校工资人员工资开始上涨,逐步实现企业内外工资平均化运动均衡,但一旦涨到一定程度,企业内外工资平均化运动再次失衡,学校又会自己办学校。总之学校内部工资平均化必须低于企业内部工资平均化,从而形成企业对学校的殖民结构,否则学校交给国家和社会对于资产阶级失去意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工资平均化运动,但基本上是在全社会形成内部工资平均化运动,有剥削阶级意识的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自然是不愿意这样的。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管理者和知识分子也会被二重化的,这则是他们未必知道的。

因此,把学校、公益机构等放到作为“一个资本”的“产业资本”或作为“总资本”的“产业资本”中看一目了然。这一机制和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原理基本一样,是产业资本节约非生产性费用的一种机制,但也有不同点,毕竟这里牵涉到的是不变资本。如果说商业资本主要是为了低成本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这里主要是为了低成本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从而低成本提高一般剩余价值率。

学校教师从编制到雇佣也是遵循这一原理而来。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地产的普遍建立是雇佣劳动普遍建立的前提。也可以说,资本主义地产发展到哪里,哪里的雇佣劳动就会完全建立。用这一条去考察高校的变化,就会发现,哪个学校不包分配房子,哪个学校没过几年就会“改革”为雇佣制。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荣升为“国家资本家”成员,成为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者,也成为努力提高一般剩余价值率的管理者。

教学与科研是否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呢?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原理,教学与科研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提高物质生产者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即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所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必须通过物质生产者的劳动来实现。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想不通。其实从生产总过程看,价值只能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如果未经物质生产过程,教学和科研只是一种主观可能。物质生产的劳动本身可以构成一个简单的总劳动,但教学和科研只能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自身劳动的所有者与作为物质生产劳动者直接交换,则属于劳动者之间的交换,是劳动之间的交换。作为自己劳动所有者的教育者提高作为自己劳动所有者的物质生产者的劳动生产力,但须经物质生产者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在交换过程即简单商品经济中,相互承认对方创造交换价值,是通过价格平均化运动进行的,但其实是对物质生产者创造的价值的分割。即这不同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交易。生产性劳动者与生产性劳动者的交易,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之间的交易,是两种不同的交易。后者通过前者竞争出现价格平均化而形成。因此要区分劳动价值论直接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和劳动价值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出现价格平均化运动以后的价值概念。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资本家看来,他们都是利润的创造者,而且他们只有成为利润的生产者才是有用的。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教学和科研只起提高一般剩余价值率和个别剩余价值率的作用,其本身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般关系,但资本家不这么看,以为发展高科技便能繁荣,但如果高科技缺乏总劳动和总资本的实现,同样是大萧条。高科技在总资本和总劳动获得实现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繁荣,源于其投入的巨额资本在利润平均化机制中占有相应比例的利润。这一点在21世纪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创新与创业,在这里是一虚一实的关系。创新肯定是虚的,创业不一定是实的,这两者的动态匹配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这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虚一实必须保持相应的动态均衡,否则就会成为破坏总劳动和总资本获得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各种价值形式、资本形式和价值理论、资本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激化的产物,同时劳动价值论也设定资本主义的边界。

修改于2018-02-11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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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高校及其后勤部门的资本主义属性——答“马克思主义者”蒋耘中教授-激流网(作者:范仄。来源:南水兮。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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