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次斗争高潮:20世纪40年代末的“特伦甘纳农民起义”、20世纪60年代末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和2004年以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领导的“毛主义运动”。在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未完成,所以其历史遗留任务,如扫除农村封建残余、消灭种姓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发展生产力等,便一直没有完成,其社会便一直存在爆发革命的土壤。进入21世纪后,印度又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极大程度伤害了下层人民的利益。

1月14日下午,激流网举办了“印度的共产主义”的讲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许宏松老师为大家系统地梳理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前世今生,并与到场的网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下为讲座实录。

一、印度的历史和现实点滴

印度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2016年GDP总量22635亿美元,约是中国的1/5,此经济规模接近法国,超过俄罗斯,世界排名第七。

提到印度,一般人的看法就是,印度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与中国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是事实。但这只是印度的一面。印度的塔塔集团收购了捷豹和路虎等汽车品牌,印度安塞乐米塔尔钢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印度拥有原子弹、氢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武器国家之一;由于历史上被英国长期殖民,印度的铁路系统也相当发达,铁路总里程直到1996年才被中国超越。

激流讲座纪实: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激流网塔塔集团

南亚7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地缘政治影响,这几方面来说,印度都是当之无愧的南亚霸主。

有两种制度对印度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种是种姓制度,另一种是土地制度。其中,种姓制度是上层建筑,它是由土地制度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

印度种姓制度是一种富有印度特色的传统社会制度,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印度自古代至近代,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但是种姓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种姓制度的存在,是造成印度社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种姓制度经过长期演变,越来越复杂。印度的种姓制度存在四个主要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各亚种姓;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人——贱民(达利特人)。1947年印度独立,国大党政府即从法律上废除种姓制度,但是种姓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种姓制度仍然主导着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据统计,贱民占印度总人口的1/4,但是只拥有1%的工作岗位,在印度,平均每18分钟,就有1起针对贱民的犯罪,平均每天有11名贱民被殴打,3名贱民妇女被强奸,2名贱民被杀害,2名贱民的房屋被烧毁……可见,归根结底种姓制度是由印度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制度,没有足够的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废除种姓制度的法律只不过废纸一张。

种姓制度的经济基础就是印度的土地制度,它包括柴明达尔制和莱特瓦尔制两种土地所有制。“柴明达尔”原指土地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王公,“莱特”意即农民。按马克思所说,这两种土地所有制“都不是为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

在英国殖民时期,为了从印度获取最大限度的赋税。殖民当局强化了印度莫卧儿时期的田赋征收人——柴明达尔——作为农村实际统治者的地位,规定,柴明达尔向殖民政府缴纳固定的田赋之后,即可自由地向土地耕种者征收地租,并可开垦荒地,而如果农民不能按时向柴明达尔上交田赋,柴明达尔可以直接扣押农民的财产。通过实行柴明达尔制,英国殖民政权在印度造就出一个其利益直接与英国统治连在一起的,介于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的一个中间人阶级,这就是中间人地主。他们大部分都是住在城市的不在村地主,他们的兴趣只是榨取高额地租而不是促进农业发展,再加上柴明达尔层层转租土地,造成土地所有权分割,严重地阻碍了印度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独立前夕,实行柴明达尔制地区的耕地面积,约占英属印度耕地面积的40%。

另外一种土地制度是莱特瓦尔制。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殖民当局进行了土地整理,彻底摧毁了农村公社。莱特瓦尔制规定原公社农民可以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每年直接向政府交纳土地税。在莱特瓦尔制下,虽然没有中间人的盘剥,但是租额在每次修订时都被提高,非常苛刻,租税要占土地产出的1/3到1/2,甚至更高。这样,农民不断破产,土地流转到新地主手中。印度独立前夕,实行这种耕地制度地区的耕地面积占英属印度耕地面积的51%左右。

激流讲座纪实: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激流网英国殖民者在印度

以上两种土地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使殖民政府获得稳定且非常高的土地收入,另一方面确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制度造成印度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十分严重。进入20世纪,占印度人口2%的柴明达尔成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而这群土地所有者也构成了国大党的阶级基础。印度独立虽获得国家主权,但也留下了旧时代庞大的私有产权;因此,印度独立之后,越搞土地改革,无地农民反而越多。

二、建国前的印度共产党

十月革命后,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涌现。1920年,印度共产党成立。

1920年代,印度共产党重视苏联经验,将城市斗争作为重点,一方面向国大党渗透,另一方面利用印度工农党等外围组织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印共许多领导人曾经担任国大党领导,许多地方国大党组织曾经被印共控制,比如在拉贾斯坦邦7名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中3名是印共党员,2名是印共同情者,在孟买(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农工党有400多名党员,而在孟加拉邦,则有近万名党员,印共和国大党的关系和4.12政变之前的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很相像。

1920年—1929年,印度共产党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殖民政府先后三次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逮捕和审判。1929年3月,殖民政府逮捕了31位重要的劳工领袖(其中有8位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并启动了密特鲁阴谋审判,对印度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中国共产党在4.12政变之后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印度共产党则在30年代的头几年一蹶不振,没有发动同样深受压迫的印度农民而无所建树。

印度国大党的左翼,以尼赫鲁为代表,倾向于社会主义;右翼,以甘地为代表,主张“非暴力不合作”。作为国大党的阶级基础,甘地一派是主流,使得国大党早期虽一度左倾,但是最终仍蜕变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党。1936年,尼赫鲁当选国大党主席,左翼暂时取得优势;甘地从形式上退出国大党。一度共产党和国大党的关系一度缓和。印共号召党员加入国大党,并呼吁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

从1933年开始,印度的农民运动走上高潮,1936年,印度农民协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印共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38年印度农民协会已经被印度共产党控制,这期间,印度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并且不给补偿,减少地租一半)与国大党产生极大的矛盾。随着印度的农民运动进一步激进化,与国大党的矛盾最终爆发。印度共产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首先,它与国大党渐行渐远,但又不敢完全分裂;其次,它推动农民运动但是又不敢发动农民起义。

整个三十年代,印度共产党虽然依靠非暴力的农民运动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一样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而获得真正的实力;也没有像20年代那样,通过与国大党的合作在主流政治层面发展壮大。

印度独立以前,印共和国大党都以推翻殖民统治为奋斗目标。但是,对民族解放运动,印共和国大党采取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二战爆发之后,国大党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宣称二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印度人民需要保持中立。他们要求英国人先使印度独立,再考虑在战争中支持英国。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径自宣布对德宣战。1939年9月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谴责英国政府越权代替印度人民决定战和问题,宣布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随后数年中,国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为此国大党领袖多次入狱,殖民政府又每每迫于压力释放被捕的国大党领袖。至1947年印度独立,国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牢牢掌握了控制权。

反观印共,其政策与国大党的政策相反。1942年7月,印度共产党宣布支持英国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印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与英国人百分之百合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因为支持殖民政府,印共失去了群众基础的同时又与国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1945年12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共产党人从国大党的全部职位上赶走。

印共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在印度秘密组织训练了由印度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游击队以抵抗日军入侵。但是,由于中国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壮大,大量的日军被中国的人民战争拖死在中国,1944年,日本在印度的因帕尔战争中惨败,再也无力进攻印度,共产党训练的游击队无法发挥作用,陷入尴尬境地,很快被解散。

可以说,印度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了国大党小跟班的角色。

在整个1930—1940年代,印度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印度共产党却不断错过机会,没能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作用,在整个民族独立运动中也一事无成,被国大党边缘化。印度共产党始终没找到一条发动底层劳动人民,壮大自己的道路,其中虽有共产国际的影响,然而主要责任当归印共内部。

激流讲座纪实: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激流网印度共产党的演变图

三、1964年和1969年印共的两次分裂

1946年7月—1951年10月,印度安得拉邦的共产党领导了海得拉巴土邦特伦甘纳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武装斗争席卷该地区的3000个村庄,在人口接近300万、面积约16000平方英里的广大范围内,建立人民政权,没收了地主的100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全盛时期,斗争曾扩展到特伦甘纳地区和安得拉邦的7个县,人口达1200万。

1948年9月,新独立的国大党政府军开进土邦,土邦王公向政府军投降,并加入印度联邦。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农民武装从进攻转向溃败。与此同时,国大党对起义军力量进行“武装剿灭和绥靖运动”两手工作,派“共同繁荣”运动领导人进行献地运动,在农民中进行反共宣传。

领导起义的安得拉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中央对这次起义性质的认识发生分歧,印共内部两派争执不下,派人赴莫斯科,请苏共做出裁决。斯大林表示:看来武装斗争再坚持下去是有困难,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保卫这个斗争表示遗憾,但是,坚持斗争还是停止斗争这个问题上,只能由印度共产党中央作出最后的决定。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之后,1951年,印度共产党宣布停止武装斗争。

起义失败的后果是农民失去了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大批共产党干部和参加起义的群众遭到屠杀,多达4000名党员和农民战士被杀,1万名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和人民战斗员被抛进集中营和监狱达3、4年之久,至少5万名群众先后被拉入军警营地遭到连续几星期和几个月的拷打、折磨和恐吓,几千个村庄的几十万群众遭到警察和军队的扫荡并遭到铁棒毒打。

这次起义的失败,以及早在1946—1947年间,印度共产党内部就拥护还是反对尼赫鲁政府,拥护还是反对印度资产阶级进行了长期路线争论和内部斗争为印度共产党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从印度独立到印度共产党分裂前夕,印共共召开了5次代表大会,几乎每一次代表大会都以更激烈的争吵和分歧将印度共产党推向分裂的边缘。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军事冲突和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使党内发生强大震荡。1962-1964年印共内部发生了激烈争夺权力的斗争和分裂行动,这种权力斗争以两派分别召开“印共七大”达到顶峰。1964年印度共产党发生了第一次组织上的分裂,两派共产党力量分别以“印度共产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召开印共“七大”。两派代表人分别为P.孙达拉雅和S.A.丹吉。孙达拉雅派认为国大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发动实行反帝反封反大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丹吉派则推行追随国大党的政策,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是印度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孙达拉雅派和丹吉派都认为自己一派是真正的共产党,并分别沿用“印度共产党”的名称。1965年2月,在参加喀拉拉邦举行的中期选举时,选举委员会只承认丹吉派为正式的印度共产党,孙达拉雅派被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在国际共运大分裂大整合的背景下,印度共产党(马)从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没多久,内部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党内一部分人受到了喀拉拉邦议会选举成功的极大鼓舞,主张通过走议会道路实现“人民民主革命”。而日益加剧的印度社会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欧洲的“新左派”造反运动及来自中国的因素让另一部分人感到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印共(马)与印共分裂之后,国大党政府对印共(马)进行政治迫害,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印共(马)党内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随着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的爆发,印共(马)又一次被推向了分裂。

印度独立后,进行了一次很不彻底的土改运动。土改后印度的无地贫雇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1967年5月,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让印共(马)党内激进派开始跃跃欲试,印度政府火速派出1500人的警察协助地方治安部队围剿起义者,仅两个月时间,政府就逮捕了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义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起义迅速被镇压下去,余下的力量转入地下。

印共(马)中途收回了对起义的支持,并对中央政府围剿起义的时候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967年9月,几个邦发生了脱党事件。统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革命党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印共(马),此后,喀拉拉邦、旁遮普邦、泰米尔纳杜邦纷纷出现了“纳萨尔巴里派”,1967年11月,纳萨尔巴里派在加尔各答成立“革命派全印度协调委员会”,其目的是协调全国革命派的活动并筹备成立一个自己的政党和组织。印共(马)派遣两个人去安得拉邦,争取党员和群众回到党的正式路线上来,但是这次努力失败了。接下来,印共(马)中央试图通过清洗党内安得拉、喀拉拉、西孟加拉等邦的激进分子,稳固路线方向,共有15,000名党员被开除(其中9,000名党员后来又恢复了党籍),这种做法将党推向了进一步分裂。

1969年4月22日,激进派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告成立,查鲁•马宗达任书记。这支由印共(马)内部激进派组成的共产党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第三支共产党力量。印共、印共(马)和印共(马列)分别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右翼、中左翼和极左翼代表。印共和印共(马)在后来的议会道路中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印共(马列)则坚决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尽管印共(马列)后来仍处于分裂之中,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格局和意识形态格局已基本奠定。

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以印共(马列)领袖查鲁•马宗达被捕病死狱中为转折点走向低潮。印共(马列)对印度农村武装斗争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又陷入新的分裂。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印共(马列)分散在各处的武装要么停止斗争,要么缩小斗争范围转入地下,整个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尽管纳萨尔巴里运动失败了,但农村的武装反抗斗争并未停止,小规模武装冲突绵延不断,纳萨尔巴里之火在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继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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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派运动的复兴及2004年的整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毛派运动复兴,印度农民武装斗争渐成回潮之势,在这场新兴的农民武装斗争中,比哈尔邦的毛主义共产党中心(MCC)、印度共产党(马列解放派),以及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PWG)是诸多武装斗争派别中影响力最大的三支,这三支均是印共(马列)分裂后留下的武装力量。

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两个地区不断掀起武装斗争高潮。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困的邦之一,该邦种姓压迫严重,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而安得拉邦有较为久远的共产党领导农民起义的历史传统。

这两个邦的毛派组织在邦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和平行政权,影响逐步扩展到临近各邦。

比哈尔邦的毛派地下斗争策略包括:“斗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斗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用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收取10%的‘税费’;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按农村传统社会的传统方式公审各种犯罪,有立竿见影之效。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区大幅下降。”而安得拉邦人民战争集团在“全邦大部分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并在城市地区建立各种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该集团以重新分配土地为目标,曾经多次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1990年曾在厄仑加尔县召开过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大会”。

2004年9月21日,印共(马列)残部中最大的两个组织,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在印度中部的深林地区正式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合并后的毛派组织实力大增,迅速从巴哈尔邦和安得拉邦向临近各邦渗透:

2003年4月,9 个邦的53个县出现了毛派武装活动;

2004年9月,数字已经增至12个邦的125个县;’

2006年4月2日,印度内政部秘书称,全国已经有125个县有毛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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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度政府的“低烈度战争”

对待印共(马列)和印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印度政府采取了“低烈度战争”战略,“用革命者的方法剿灭革命者”。

“低烈度战争”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出的用以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手段。1988年里根在《美国国家安全战路》报告中指出,“‘低烈度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常规战争水平以下的政治军事对抗,常常意味着相互对杭的原则和思想之间的长期斗争,其方式从颠覆活动到直接使用武力无所不包。”

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认为,要想赢得第三世界的战争,必须改变越战及之前的战略战术,从单纯的军事作战转变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全频谱作战。“低烈度战争”战略,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理论、“后越战时代的反叛乱主义”,其目标旨在清除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斗争和抵抗斗争。“低烈度战争”是非常规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军事和心理层面的低水平全面战争,也可以理解为基于一个国家社会基础之上的全面战争。

印度中央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受到美国的“低烈度战争”的深刻影响。

美国和西方也参与了印度版的“低烈度战争”,比如,印共(毛)指控,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为印度内部战争的武器购置提供了大量贷款,大量高级别的军官还被直接派往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低烈度战争”训练。

印度版“低烈度战争”的特征如下:

(一)投入大量的军事和情报力量对印共(毛)进行围剿

1.训练并投入警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和军队,雇佣民团

在毛派活跃的地区,警察数量大幅激增。以安得拉邦为例,在运动初期,只有约3万警力,到2008年警察人数已上升至10万;除庞大的警察力量外,中央和邦政府还部署了大量准军事力量,包括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等;

突击队也是剿灭印共(毛)的重要力量,最典型的是“灰狗突击队”——最早在安得拉邦组建,主要由警察及被毛派杀死的警察和线人的复仇家属组成,由于成绩显著,2000年以来“灰狗突击队”被作为样板在其他邦推广。

2.建立“情报网”

由于印度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民众基础很差,因此“情报工作”是剿灭战争的薄弱环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印度政府在毛派活跃的地区建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特种情报局”。

“特种情报局”与中央情报部门和当地警察联系密切,其功能是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印共(毛)党组织结构、党的活动和当地领导人的情报信息,监视印共(毛)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领导人。

另外,为了完善农村的情报网络,印度政府还加大力度投入农村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二)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

1.对印共(毛)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攻击

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官方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尼泊尔毛派放弃武装斗争之后,印度政府将尼泊尔毛派领导人普拉昌达的头像印成大幅海报,张贴在印度毛派活跃的地区,并将普拉昌达的“事迹”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鼓励印度毛派效法尼泊尔的毛主义者,放下武器,参加多党议会政治。

2.对印共(毛)发动舆论攻击

印度政府利用投降者和渗透分子散布游击队滥杀无辜、强奸妇女、领导人生活腐化等言论,为以“拯救人民”的名义进行武力剿灭做铺垫。如2009年9月29日,一个犯罪团伙在比哈尔邦卡瑞亚地区(Khagar-ia)的阿莫西村(Amousi)杀害了16位村民,包括5名儿童。政府和媒体很快将这起惨案的罪名安在了毛主义者的头上,谣言四散。毛派领导人马上澄清此事。而事后根据警察的调查,这起惨案与毛派无关,是部族之间的仇杀。

印度政府还将印共(毛)定性为“恐怖主义者”,进行关于其红色恐怖的虚假宣传,包括谎称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有联系。这种手法在城市中产阶层和印共(毛)力量薄弱的地区往往比较奏效。

(三)引入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和利用非政府组织——施展“赢得人心”战术。

手段包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引入灌溉工程、实施为农村穷人造屋计划、向农民低息贷款、为农民打井等。当地的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还向农民发放衣物、缝纫机、自行车以及板球球拍等运动器材,在农村建医疗帐篷等。此外,以解决人民所面临困难的名义,印度政府和西方国家资助了大量非政府组织“扎根”在人民之中。

(四)制定并实施针对印共(毛)的“特殊法律”

除了用暴力手段对付印共(毛)外,印度政府还颁布法律对其进行钳制和镇压。其中,最典型的法律是印度政府2008年推出并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广泛施行的《防止非法活动法》,该法律替代了原来的《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和《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法》,约束也更为严格。

(五)清除印共(毛)领导人是剿灭战略的关键

在毛派活跃的地方,政府出资诱降毛派领导人。安得拉邦颁布了“恢复名誉计划”,即以安排工作和奖励金钱的名义,诱使印共(毛)领导人投降。此外,印度中央和各邦还对印共(毛)各层级领导人明码标价,鼓励领导人叛变或者普通党员将领导人杀死换取酬金。

为了吸引毛派投降以及动摇其对革命的信心,政府公布了大量的投降事例,并在报纸上登载投降者的悔过声明。投降者的名字会从警察局的名单上删除,但如果投降者屈服后不能为印度政府效力,也将会面临被政府雇佣的民团或黑帮杀害的危险。印度政府采用各种秘密手段对付毛派领导人,包括启用毛派投降者。一些投降者仍然秘密潜伏在印共(毛)的队伍中,其任务是清除毛派领导人。

印共(毛)主张用“持久人民战争”击败印度政府的“低烈度战争”,其主要手段包括:政治反击、军事反击、对信息心理战的反击(在网络信息时代需要及时辟谣)、重点保护领导层生命信息安全等。从目前这场印度版“低烈度战争”进行的程度看来,印度政府一度有效遏制了印共(毛)的迅猛发展势头。但印共(毛)有效应对,自2012年以来逐渐渡过了危机。

可以说,2004年以来印共(毛)斗争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印度共产主义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合并后的印共(毛)发展迅速,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大半个印度。印共(毛)在印度乃至南亚地区建立起两条红色走廊:一条在印度境内;另一条几乎覆盖整个南亚地区。截至2009年,印度境内的红色走廊贯穿印度28个邦中的22个,印共(毛)控制着印度1/3的土地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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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印共(毛)的政策主张

在印度,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未完成,所以其历史遗留任务,如扫除农村封建残余、消灭种姓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发展生产力等,便一直没有完成,其社会便一直存在爆发革命的土壤。进入21世纪后,印度又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极大地伤害了下层人民的利益,这就是21世纪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率先兴起的背景。所以,印共(毛)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始终涵盖对印度扩张主义、民族问题、种姓制度的、女性问题、印度教问题、部落民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一、对印度扩张主义的看法

西方帝国主义“一直支持、鼓励和煽动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以利于帝国主义者们继续为所欲为地控制利润巨大的市场”,扩张主义已经给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印共(毛)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南亚人民,揭露、反抗和挫败印度扩张主义及其在背后进行支持的帝国主义的扩张图谋,就成为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毛主义者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当今印度“已经成为民族的囚车”:帝国主义一直采取的政策是“利用发达民族阻碍其他欠发达或者正在发达的民族的发展,并试图消除欠发达民族的认同感,并进而巩固对欠发达民族的剥削和压迫”。

印共(毛)主张:(1)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2)抵制印度单方面压制其他民族推行印地语英语或其他语言(3)民族自决权(4)真正解决民族问题有赖于革命胜利。

三、对种姓制度的看法和主张

种姓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压迫和剥削的特殊形式,是印度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使用的一种武器,以煽动和分裂穷人和被压迫者。被压迫种姓和印共(毛)的阶级基础有很大的重合,达利特人(贱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

印共(毛)主张:(1)为达利特人的权力而斗争;(2)揭露统治阶级对上述问题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3)揭露达利特人领导人的机会主义;(4)不设立以种姓为基础的组织,而是通过群众和阶级组织领导达利特人进行反抗;(5)开展反抗种姓主义和废除贱民身份的斗阵,直到种姓制度被彻底消除。

四、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印度妇女问题近几年愈发严重,女性除了受到帝国主义压迫以外,还遭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

印共(毛)主张:(1)为女性争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平等权利;(2)只有革命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3)唤醒、动员、组织和帮助女性参加斗争和革命;(4)致力于在女性中发展立场坚定并且富有远见的共产党领导人。

五、对印度教的看法和主张

印度教社团主义在印度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几乎所有的统治阶级政党都利用国家机器来煽动社团主义。统治阶级将印度教社团主义作为一种有效工具,以宗教为基础,对劳苦大众进行分化。

印共(毛)主张:(1)反对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与之进行斗争;(2)揭露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3)继续致力于实际的阶级斗争,即持久的人民战争。

六、对部落民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原住民还处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在印度社会中遭受最严重的压迫。

印共(毛)主张:(1)制定特殊的政策,使原住民加入到新民主革命的洪流当中;(2)长期关注原住民地区;(3)鉴于原住民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致力于在原住民中培养革命士兵和领导人;(4)组织起来,确保其政治自治;(5)领导其进行斗争,使其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

七、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印共(毛)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应当(1)没收所有帝国主义的银行、商业企业和资本公司,废除所有帝国主义债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2)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3)没收地主和宗教机构的所有土地;(4)发展工业经济;(5)保护小型产业,限制、规范资产阶级的产业;(6)取消所有的重税和各种类型的债务偿还;(7)8小时工作制;(8)确保工作权利,努力消除失业……

总而言之,印共(毛)认为,印度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第一是完成土地革命,迅速提高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发展农业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第二是建立自主型的以内需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满足人民大众的进一步发展需求。历史已经证明,在印度,依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依靠从西方引进的议会民主制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完成这两大任务。印共及印共(马)等主张走议会道路,也没有有效地推进上述任务。因此印共(毛)推动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历史的需要。

七、结语

印共(毛)的武装斗争并非印度统治阶级污蔑的少数极端知识分子鼓动起来的左翼“恐怖主义”运动,而是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正义的革命。除了获得底层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个原因外,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独特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以来,印共(毛)丧失一切外部支援后,面临印度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仍然继续发展壮大。

纵观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的特仑甘纳到70年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印共毛主义运动,武装斗争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呈现不断升级的趋势。印共(毛)如今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印共(毛)效法中国革命的道路,其“人民战争”的经验运用较之20世纪70年代也更为成熟,但印度政府当前高精尖武器的运用,全国范围的剿灭行动给印共(毛)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已经成为印度执政阶层的最大的敌人,双方博弈的最终结局如何,将直接影响印度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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