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罢工、传单、工人大会、露天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秘密书刊。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是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

1883年末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到1884年末,这个组织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党”(即德•尼•布拉戈也夫集团)。布拉戈也夫派的纲领,带有拉萨尔派和民粹派影响的痕迹。这个集团还没有实际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这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民主派纲领原理在俄国产生和巩固起来的时期。

1886年,产生了帕•弗•陶琴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比布拉戈也夫集团前进了一步,因为他们坚决反对民粹派的使用恐怖手段的思想,并和彼得堡各大企业的先进工人发生了联系,这些大企业是波罗的工厂、亚历山大机器厂、勃列德工厂、拉发尔姆工厂。这个小组中曾出现了无产者革命家舍尔公诺夫和阿芬纳西也夫(克里莫夫)。

1889年,又产生了一个以布鲁斯涅夫为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布鲁斯涅夫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从自己的听众中培养未来的俄国的倍倍尔”。布鲁斯涅夫自己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当时加入这个小组的有拉德琴科和克鲁普斯卡姬。

布鲁斯湼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道:“当时我们由于经常感到缺少知识分子,由于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业’,于是便为自己提出一个主要的、基本的目的,即从我们的工人小组组员中培养充分发展和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要在各方面都能代替知识分子的宣传员。

在布鲁斯涅夫组织的领导下,1891年曾举行了有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参加的首次示威游行,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大会,会上发表了政治性演说。关于他们的活动,列宁说过:“……1891年这一年,彼得堡的工人参加了安葬舍尔公诺夫的示威游行,在五一节大会上有了政治性演说。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工人先进分子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示威游行,而没有群众性的运动。”

布鲁斯涅夫集团当时团结了约20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从回忆录上看来,布鲁斯涅夫曾力图实现团结俄国境内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意图。在他们之中的一些著名的活动家被逮捕之前,这个集团的成员曾接到和土拉、里加、列维尔、基辅等地建立联系的指示。当时他们和莫斯科已有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布鲁斯涅夫集团遭到逮捕和破坏,这个意图就没有实现。

在列宁来到彼得堡之前,各小组中的宣传工作带有抽象的性质,

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大家在闭关自守的小组里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资本论”第1卷。座谈的题目,也很少用工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实来说明。同时,据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写的回忆录所载,这些小组的工人组员,囫囵吞枣地学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却站在群众之外,而且常常看不起群众。

塔赫塔列夫写道:“接受了宣传的工人,在工厂中非常谨慎,通常都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即不参加罢工、‘工人骚乱’和风潮。因此,全部工作都归结为政治宣传,归结为从工人中挑选个别人在工人小组 中进行这种宣传。末了,就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化的工人,和工人群众脱离。”

当时团结在幸免于难的布鲁斯湼夫集团的拉德琴科周围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教育性质的。这个小组的每一个组员都负责带一个或两个工人,该组员就向这些工人进行工作。对工人小组的影响就是通过这些工人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脱离了工人群众而孤立起来,而工人们也不满意这种工作方法。工人费舍尔写道:“在我们的日常宣传工作中,我们总感到缺少一些东西。”

当时加入了这个小组的列宁,带来了正是聚展工人运动所必需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狭小的小组宣传工作,不能使列宁满足,也不能满足整个工人运动。于是列宁就提出了新的工作方法,即一方面,要更深入地向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们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另方面,要使小组能够直接和工人群众联系,而不是只和他们的个别代表联系。

列宁用了另一种方法在小组中进行讲授。他在通俗而明白的讲话中阐述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规律,把自己的讲话和俄国工人具体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除了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论课以外,列宁还实行了和工人座谈的办法,座谈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的状况,把他们的生活和西欧各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加以比较,座谈改造现存制度的方法等等。这是第二部分课程,把这一部分课程作为阶梯,准备进而在从政治远景上说明工人日常的经济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鼓动工作。

巴布石金在他的回忆录中阐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小组中进行讲授的方法,巴布石金回忆说:“这个小组有6个人,第7个就是教员,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教员给我们解说这门科学时全用口头讲述,不用任何笔记本,并常常想办法在我们方面引起反驳的意见进行争论的热心,于是他就故意激动我们,使争论双方互相证明自己在某个问题上观点正确。因此,我们的课非常生动有趣,使大家都想成为鼓动员,这种讲课方式是向听众说明某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这些课,经常惊叹我们教员的智慧,而私下开玩笑说,他智慧过多,所以头发就少了。当时这些讲课, 教会了我们怎样自修,怎样获得材料。我们还接到过教员发下的调查表,上面有种种现成的问题,要求我们注意了解和观察工厂的生活。”

列宁第一次使小组宣传转到以捍卫工人阶级直接利益为基础而进行广泛的实际政治鼓动的道路上来。这个转变的第一次实现,是在 1894年底谢勉尼科夫斯基工厂罢工的时候。当时工人的工资一贯被拖延发放,过多的罚款,压制,压迫,使工人的愤怒爆发起来。列宁当时以传单响应了这次事件,这个传单是事先在各个工人小组中讨论过了的,并抄了许多份在工厂中散发,得到了惊人的成效列宁的这个传单,是走向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折点,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个转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小组从此成了工人的群众性发动的直接领导者,教导怎样把经济斗争和以反对专制制度为目的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小组努力和尽量多的企业取得联系,搜集材料,拟订工人的要求,它们将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成分灌输到罢工中去,帮助工人战胜压迫他们的人。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在俄国现实中第一次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就表现着列宁小组活动的主要特点。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一书中(第 16—20页),塔赫塔列夫在“90年代中彼得堡工人运动简记”中(第 46 — 47页),巴布石金、尤•马尔托夫在“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笔记” (第277页)中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都曾向我们阐明这个方法的实质。他们叙述了列宁如何努力写告托尔通工厂男女工人的传单。在这个工厂里,工作条件是极端恶劣的。工作日延长到14个小时。每月工资超不过7个卢布,而即使这一点可怜的工资,厂主还要七折八扣。数不清的罚款,行政方面的虐待,使工人日益愤慨。罢工已经酝酿成熟了。

还在罢工之前(罢工是1895年11月6日举行的),塔赫塔列夫亲眼看见,列宁就曾在各小组代表大会上讲话。当时工人们巧妙地提出来的问题包括了他们生产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列宁把所有的答案都记录下来。当罢工发生时,列宁和巴布石金又与托尔通工厂的工人举行了会议。这样搜集来的材料还不能使列宁满足。根据列宁的托,克鲁普斯卡和雅库葆娃装扮成工人混入工厂和托尔通工厂工人居住的地方去,和许多工人作了谈话,搜禁了宝贵的资料。克鲁普斯卡娅动员了她的星期日业余学校的学生托尔通工厂工人科罗里科夫参加了这个工作,事先把搜集材料的计划交给他。科罗里科夫带来了“一大本材料,这些材料又由他(即列宁)作了口头补充”。列宁根据搜集来的材料写了传单,在各小组进行了讨论,抄写后就在托尔通工厂工人中散发了。因此,一张传单使整个运动,上自运动的领导者下至普通的参加者都鼓舞起来了。

传单将工人过分苦重的劳动和工人毫无权利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散发这样的传单,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形式。但还不止于此。列宁还力图鼓动起大家的兴趣,去搜集并硏究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材料。列宁曾专门拟订了问题调查表,作为工作中的依据。关于这一点,列宁小组的组员之一工人巴布石金在他的间忆录中曾叙述到。

提出搜集有关工人生活条件的材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鼓舞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也鼓舞了先进的工人,去把革命思想和实际工作合而为一。

列宁的这个方法,给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初看起来,对于革命者来说搜集材料似乎是一种琐碎的小事(当时某些人对这个方法正是这样看法)。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小组正是借助于搜集各种材料才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才开始生气勃勃;搜集来的材料,又要求必须直接进而说明所搜集的事实,

进而提出与工人阶级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作斗争的实际任务。搜集 材料不仅使各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全体组员的活动活跃起来,而且还使普通工人受到启发。“斗争协会”的会员们在回忆录中都曾讲到,要使一个工人答复与他本人生活有关的一个简单问题都是不容易的。工人们对日常见惯的事情常常并不加以思索。他们全部生活中的问题,就是工厂里为什么不准备开水,以及最好能得到5戈比的附加工资等等。突然来了一个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工厂法对工人有没有好处? ”“罚款时有滥用职权现象吗? ”等等。于是,一些曾经觉得是正常的事情现在看样子是不合理了。在工人运动的日程上,开始提出了工人自己向这些不合理现象作斗争的任务。这个工作方法就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马克思主义小组展开了向工人介绍以前颁布的各项法令的工作, 展开了要厂主、政府实行这些法令的斗争。只是由于这种工作方法, 才使俄国的工人运动有可能循着革命的道路发展,而不是循着工联主义的道路发展。“斗争协会”的一个会员西里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90年代,我们加入小组的工人,当然都是革命者,而实质上大多数都是‘没有工联的工联主义者’。如果没有列宁的天才远见,将运动置于职业革命家的督导之下并大力转舵走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那末我们所开始的运动,让我们自己搞下去,无疑就会循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发展,通过‘经济主义’朝下走而成立纯粹工联型的组织。”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提出了从宣传过渡到鼓动的问题的时候,有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会提议完全放弃小组工作,专门搞鼓动。列宁坚持保存小组,要求将宣传工作和鼓动工作统一地结合起来。

很长一段时期之后(1902年11月),列宁还强调指出过工厂工人小组的巨大意义。“它们对于我们是特别重要的: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在于各大工厂的组织程度,因为大工厂(和大制造厂)里面,不仅有整个工人阶级中按数量来说占优势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按其影响、发展程度和战斗能力来说都更占优势。每一个工厂都应当是我们的堡垒。”

“斗争协会”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的活动,加强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而巧妙地利用了工人夜校。“斗争协会”这样奠定了将合法的和秘密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工作结合起来的新策略。

当时工人夜校是由工厂主创办的,工厂主需要有文化的能管理机器的人。在彼得堡,当时规模最大、名声最大的学校是斯摩棱斯克夜校(有(600工人参加)和格拉卓夫斯克夜校。前者主要是由工厂主瓦尔古宁出钱办的。

在斯摩棱斯克夜校中,当时的教员克鲁普斯卡娅进行着巨大的宣传工作。她在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同情她的教员们(湼甫卓罗娃 —克里然诺夫斯卡娅、雅库葆娃、克尼波维奇、卡尔美科娃)协助下, 把这个夜校变成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据点。正如克鲁普斯卡面所指出,工人们对“教员们”抱着“无限的信任”。革命思想是在课堂上巧妙地加以宣传的,通过课堂讲课来了解工人学生并选拔最适当的人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因此在列宁领导的小组中,就有克鲁普斯卡娅的学生在学习,如巴布石金、朱可夫、菲利浦、阿尔辛尼•保德罗威以及其他等人。

舍尔公诺夫和巴布石金还特别参加了星期日业余学校,和有革命情结的工人结识,然后就吸收他们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据塔赫塔列夫的回忆,斯摩棱斯克夜校是“培养觉悟工人的一个道地的实验室……加入小组的工人们聚集在夜校里,可以说,像蜜蜂聚集在蜂房旁边一样”。

格拉卓夫斯克夜校当时也在列宁的小组即“老头子”组的影响之下。在警察局的案卷中记载着,在工人里雅多夫——他是格拉卓夫斯克夜校的学生,当时居住在夜校的房子里——的住所里,聚集着最有觉悟的工人,在那里“以查坡罗日茨和斯达尔科夫为领导进行着犯罪的宣传”,这两个人都是“斗争协会”的会员。这样,在警察专制制度的条件下,“老头子们”灵活地利用了合法组织进行了更广泛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斗争协会”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列宁的优良工作传统,由俄国其他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继承并发扬了。

总之,只是列宁才把马克思主义小组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积极形式。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和发展革命工人运动的实际任务和谐地凝成一体了。

抽象地、呆板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被生动的、灵活的方法代替了,这个方法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只有明确地提出了问题并根据周围工人的具体实例加以解决, 才能够通过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把日常广泛的工人群众吸引到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来。

列宁的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财产,他们用通俗明了的话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诚实坦率地向工人介绍自己的纲领,揭露其他党派和其他社会阶级代表的虚伪的、骗人的手段。

工人大会也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形式。工人群众参加了大会,听了演说,于是也就认识到专制制度和资本家是他们的死敌,他们应当成为他们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主人,只有他们才是能够把劳动群众从剥削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革命力量。在群众性革命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举行的各次工人大会上,解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要举行工人大会是很困难的。但尽管这样,工人大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仍不断发展。如果说在1894年社会民主主义士举行的有民粹派参加的辩论会上到会的工人只是数几个,那末,在罗斯托夫罢工的日子里在露天下举行的大会上到会的工人就有好几百好几千了。在1894年间举行的各次辩论会上,工人们认识了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公开站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来。关于列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90年代举行的工人大会,保留下来的文献很少,而且在各回忆录中也都很少讲到这些集会的内容。但这些集会在以科学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级的事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却是毫无疑问的。这些集会也推动了使自发的工人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自觉运动。

在顿河区委员会写的一篇通讯中,会报导了 3次集会的情况, 当时出席这些集会的有4 0 0多人。这些集会都是为土地问题而召的。演说人在他们的演说中向工人们介绍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介绍了农奴制的衰落情况和解放农奴的出卖性质。演说人都号召把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思想灌输到农民群众中去。

这篇通讯接着说:“3月1日,又举行了 3次集会,题目是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民意社’的活动和如何评价作为反专制制度斗争手段的恐怖行动问题。到会人数很多,有一个会上还发表了关于俄国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演说。演说人在他们的演说中,都提出要组成工人大军进行队伍严整的斗争,反对以个别革命家的恐怖行动和政府斗争,并阐明了示威行的目的和意义,于是便号召工人们在3月2日参加示威游行。”

但自发的、无组织的工人集会,我们在起初的罢工中也可看到,在罢工时,工人们自己讨论了他们的困苦状况,表示痛恨现存制度,而在觉悟工人的帮助下,他们对厂主的不自觉的仇恨形成了阶级仇恨、不可调和的对压迫者的仇恨。

列宁认为罢工有巨大的教育意义。通过罢工,无产阶级认识了专制政府和沙皇老爷的真面目。而当警察殴打残害工人时,工人们就了解到,整个现存制度都是人民的敌人。在罢工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具有了最明白确切的形式,使工人更容易了解这些思想。

在罢工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一点一滴地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马克思主义者在帮助他们拟订自己的要求时,强调指出一个思想:要改善本身的状况,只有推翻专制政权,而后再推翻资本家政权。这个思想——社会革命的思想——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上只是着重指出来,加以宣传,并不写到要求里去。但当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确信他们无论怎样努力改善物质状况也是白费力气的时候,他们就会拟订出要社会革命加以解决的要求来。

在“火星报”登载的报导罗斯托夫罢工(1902年11月)的简单通讯中,我们可以找到丰富而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了如何通过这个形式而使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形式都活跃起来。在罗斯托夫,罢工、露天大会和普通集会进行了好几天,在会上,演说人就各种题目发表了演说。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每天散发传单以1500—2500张。参加露天大会和普通集会的自4,000—30,000人不等。在这些会上,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差不多都出席了。从十一点钟到五点钟开露天大会。男女工人、学生们涌到街道和广场上来。当演说人出现时,人群即表示热烈欢迎,就地集合起来,坐在地上,这样,好几千听众 不顾赶来弹压的哥萨克骑兵,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可能还是第一次吸收这些思想。演说人讲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讲到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齐心团结的力量,齐心团结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具体在俄国所具有的意义。

罗斯托夫罢工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工人当时对政治宣传抱敌视情结。罢工者甚至提出一个条件说,如果要让他们“纠缠到政治里去”,他们就复工。因此在最初几天曾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为什么我们要发表政治性演说?”但当到会群众了解到不仅必须进行经济斗争,而且也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就注意地听演说人的演讲了。 群众对演说人的最后一句话“打倒专制制度”,起先反应还有点吞吞吐吐,后来就报之以一致的口号表示赞同:“政治自由万岁!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万岁!要求公正的法律,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03年夏天巴库罢工的情景和这也差不多。在巴库,当时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人自三千至两三万不等。当时通讯员给“火星报”报导:“人群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演说人的话,甘心情愿地听他,昨天还是循规蹈矩的人,今天也讲了话,大喊大嚷地发表了演说, 他们现在所说的那些话,是平常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咬着耳朵说都要害怕的。”

星期日那天在沃尔克斗附近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参加者有四五千人。政治性演说发表了七个之多。同一时间,在巴拉黄也举行了有15,000人参加的集会。人们提出的要求以及说的话是:八小时工作制,开办学校、民众剧院和医院,提高工资20%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自然都不能不牵涉到劳动群众和专制政府的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不关系到群众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情态度。在这些曰 子里,根据记者报导,在街道上很少遇见只有四五百人聚在一起听演说或听人读宣言的。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并不是任何的罢工都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形式。只有当罢工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时候,罢工才是这种形式。经济派、机会主义者所领导的罢工,就不会是这种形式。 这样的罢工只是工联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内容结果是另外一种性质——工联主义的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

只有当罢工作为反压迫者斗争的形式之一辩证地发展着并转入新的形式即转为政治罢工、政治性示威游行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列宁指出,罢工不可能是使工人得到政治解放的手段。罢工只是劳动与资本作斗争的必要手段。

列宁一向强调恩格斯的这句话:“罢工对工人来说是军事学校, 使工人准备好去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了。”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列宁在给“北方区联盟”的纲领提意见的时候曾经说过:“第14条把经济鼓动的内容和任务规定得太狭窄了。经济鼓动不仅只有罢工。我们需要‘良好条件’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发展,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罢工时的‘积极作用’不仅只是去鼓动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应当一贯利用罢工(以及一般的经济鼓动)去鼓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后来又过了很久,列宁在“革命罢工及街头示威之发展”这篇论文中论述了罢工的辩证发展道路,同时并着重指出了罢工是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形式之一,是吸引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手段。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手段就是革命罢工,它坚决顽强,由此地转到彼地,从东部转到西部,再接再厉;以罢工改善经济生活的斗争将落后者鼓动起来去追求新的生活;罢工斥责并打击沙皇 制度任何一个突出的强暴、专横与犯罪的行为;罢工再成为游行示威,它在首都的街道上飘扬起红旗,把革命演说和革命口号传到‘群氓’中去,即传到人民群众中去。”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下一个必然形式,也是包罗较广的一个形式,就是游行示威。所以说是必然,是因为游行示威是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本身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愤慨情绪不断增长, 经验不断增多,勇敢精神不断加强的结果”。

街头游行示威优越的地方是: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能够大胆散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

游行示威不仅以明显的例证使工人阶级深信自己有战无不胜的力量,而且也培养起能够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变为现实的信心。当游行示威还是赤手空拳加石头的时候,就把沙皇政府的保护者从前进的道路上扫除,于是也就令人深信:一旦游行示威有枪支在手,就会很容易地制服住压迫者的。在游行示威时,群众在政治上成熟得更快,他们跟在觉悟工人的后面喊起“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口号来,——这样他们就从那种千百年间根深蒂固的奴隶般的沉默和顺从中解放出来了。

从参加这个时期在彼得堡、梯弗里斯、下新城、托姆斯克、罗斯托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及其他许多域市中举行的游行示威的人所作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游行示威具有何等巨大的教育意义。

1901年,在下新城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当局驱逐作家高尔基。在第13期“火星报”上刊载的一篇通讯中叙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们在护送高尔基时如何高唱革命歌曲:“我们不要旧世界”,“勇敢起来,朋友们,不要在困难的战斗中丧失朝气”,“你牺牲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他们高呼口号:“言论自由万岁!”“专制制度死亡吧”。

示威者在护送高尔基走后,就在大街上游行,向群众传播自由的革命言论。这篇通讯的作者叙述道:“电车停下来了,于是就有人向乘客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在剧院对面的广场上,从人群中又发出了喊声:‘高尔基被驱逐了! ’人行道上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为什么?’ ——‘为了言论自由!为了真理!整个现存制度死亡罢’等等。在杜马附近,队伍停了下来,演说人说明了为什么举行游行示威。一个大学生当场诵读起‘专制在崩溃,人民要起来,你强大的、自由的、有力的人民。’”

另一篇通讯报导了叶加特林斯拉夫的游行示威,报导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游行队伍走过街道的时候,“阳台上和人行道上的人们对 ‘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口号报之以鼓掌。而哥萨克骑兵甚至鞭打践踏起等候换乘电车的人们来”。

彼得堡的通讯员报导,我亲自听到公众对警察的愤恨表示。有好几次我都听见人们说:‘工人不过三四百人,而警察和军队差不多多了一倍’,末了兵士也来了,于是又听到:‘我们这里总是这样,还没有聚上一小堆工人,而警察说到就到,三个对一个’。”

社会上一切有反政府情绪的阶层,就是这样逐渐受到启发,被吸引到反对警察专横的共同事业中来的,始而同情示威者,后来就仇视和愤恨现存制度,站到反对专制制度的积极战士的队伍里来。

在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除了喊口号、自由地表达思想之外,还散发传单、小册子。通过这些传单和小册子,政治思想灌输到那些对政治抱旁观态度的人们的意识中去。

1907年4月27日在梯弗里斯举行五月游行示威的时候,工人们散发了一种纸片,上面印着普希金的颂歌“自由颂”中的几行诗:

“专横残暴的凶手!

我恨死你,你的宝座;

我将欢腾鼓舞地去看,

你的灭亡,子孙死绝,

在你的脸上分明印着,

人民的咒诅,

你是世界的灾星,大自然的耻辱,

为了你真该把神灵骂够。”

正如“火星报”所说,最初的游行示威是人数不多的“英雄”在“群氓”观看下的游行示威。当时,“英雄”举着红旗游行,勇敢地高呼“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而“群氓”起初或者是默然表示同情,或者是义形于色,低声谈论。这仅仅是划分力量——看谁赞成工人,谁赞成警察。

在罗斯托夫游行示威以前,还没有“英雄”与“群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而罗斯托夫游行示威则是游行示威这个形式发展过程中的较高阶段。在罗斯托夫游行示威时,就有大批的、成千上万的 群众以不可遏止之势向着自觉的目标突进。“群氓”与“英雄”结合在 一起,也变成了“英雄”。

在建立工人政党时期,即从1894年至“火星报”和第2次党代表大会以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最切实有效的形式,就是发布宣言和散发传单。这并不是说,它们的作用在建党以后、在秘密和合法报纸出刊以后就变小了,不是这样,在以后许多年中,传单仍然保持着它的切实有效的作用。但在我们所硏究的这个时期,统一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不能自由印刷,无数次打算在俄国出版报纸的企图都遭到失败、任何阐明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的书刊言论和口头言论都遭到专制政府百般摧残,在这样的时候,传单和宣言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的。它们起着不受政治检查的报纸所起的作用。它们是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书籍和小册子,它们是工人阶级最初的教育者,是组织者、鼓动员和宣传员。传单从它开始出现时起就以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利益与资本家利益不可调和的精神教育着无产阶级。它们帮助工人阶级认识自己被奴役和无权利的地位集中地表述了对压迫者的愤恨和仇视,帮助工人阶级理解这种仇恨并指出摆脱困苦状况的出路。列宁称传单为“向那建立在掠夺和压迫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秩序进行战争”的萌芽形式传单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向工人运动灌输,教育工人阶级成为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和“火星报”非常成功地运用的政治揭露方法,正是在这里第一次体现为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最重要形式。

在全俄性党的秘密报纸的发展过程中,传单是第一个环节。传起初是对一个工厂、几个工厂或整个彼得堡的工人说话,后来也对农民说话,对整个社会和全国说话。列宁所拟的“斗争协会”的第一个传单,是手抄成4份,在塞棉尼科夫工厂工人中散发的(1895年1月)。

“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这个传单就已用油印印了200份。在20世纪初,当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地下印刷所的时候,传单就成千份地印出了。例如,在弗拉季高加索铁路修理工厂的罢工中,很短期间, 顿河区委员会就在罗斯托夫各阶层居民中散发了两万多份传单,标题各有不同:“论印刷节二百周年”,“论专制制度”,“政府如何掠夺人民”,“出卖人民的解放”等等。梯弗里斯委员会尽管面临着高加索居民民族成分庞杂鼓动工作困难的局面,从1901年1月至12月还是印发了 16种宣言,共19,800份,其中有七种是用俄文,八种用格鲁吉亚文,一种用阿尔明尼亚文。

萨拉托夫委员会仅仅在1903年一个冬天就散发了32,950份传单,共26种。

此外,该委员会还散发了彼得堡委员会第2 — 7号的传单和“什 幺是政治自由”的传单,共约4000份。

“火星报”把俄国境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各委员会的比较好的传单都刊登出来,以便传播经验。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则将这些传单翻印,在工人中散发。我们可以举出下面这些传单,如“告下新城全体军官书”(第17期),“告中等学校学生书”(第29期),告民众学校,男女教员书“以及其他等等。在“告民众学校男女教员书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揭发了人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屈辱不堪的生活条件,规划了地方民众学校教员的行动纲领。

传单在质量上的提髙,也是颇为值得注意的。我们已经讲过,传单是由于列宁和“斗争协会”的活动才开始出现的。第一批传单是从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开始的,将工人们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加以明白确切的表达。这些传单暂时只是将工人对压迫者的仇恨加深。

奴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才能起来反对奴役制度。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传众中,我们都可看到指出工人困苦状况的话。在这些传单中,都讲到那些似乎工人们自己也已淸楚知道的事情,讲到工厂里12—14小时的工作日,讲到休息时间没有一定,在肮脏潮湿闷气的小屋中睡觉,讲到工厂当局的压迫,过多的罚款以及其他侮辱。所有这些事情,工人们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传单却激起他们的人的自尊,告诉他们这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牛马。努力要使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20世纪初出现的传单中。在一个传单中这样说道:“只有那没有一点人的自尊心的人,才能对我们这种状况默不作声,不去为更好的应份的生活而斗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掉的生活本来就已经比任何服苦役的人还要坏;因此,宁可为争取本身应有的生活而死去,也比默默地、怯懦地、屈辱地供养着资本家寄生虫这样生活着好些, 也比失业流浪而死或老死好些。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斗争,而我们却可以赢得很多,赢得全体劳动者的幸福自由生活。”

这个时期的所有传单中,都贯穿着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这个思想。

传单也阐述了这个思想,即:“单个的工人,确实是无力反抗压迫我们的人的,但如果我们一齐起来保卫我们共同的利益,决心投身到共同的一致的斗争中去反抗压迫我们的人,压迫者对付我们大伙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些传单中,强调指出了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性和团结一致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思想。

1896年6月8日,尼古拉也夫斯克铁路亚历山大机械厂车辆制造工场的工人们宣布了罢工,提出了许多要求,这些要求除8小时工作制外,很快都被当局接受了。

铁路上的警察宪兵机构早被纺织工人举行的罢工吓倒,被传单的散发吓倒,便作了让步,以便防止罢工。为了以团结一致的精神教育工人,“斗争协会”又发出了告亚历山大工厂工人的传单,在传单中着重指出,他们斗争所以获得胜利,是由于棉纺工厂和纺()工厂的工人们进行了两星期的英勇斗争。由于丝织工人的英勇精神,所以他们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才能很快地实现。

而当纺织工人们忘记共同的利益开始复工的时候,1896年6月5 日发出的传单就号召他们,在全体工人的要求没有实现以前不要开始上工。这张传单一个个列举了那些坚定地为共同事业斗争的企业, 并号召支持罢工者。传单向工人们说明,任何一个起来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的人,都是为工人的共同事业而斗争。一个工厂里工人的英勇斗争对其他所有工人都是帮助,因为资本家害怕工人们也在他的工厂里搞罢工,因此就不再降低工资了。传单号召团结一切力最“不引起混乱不用暴力”地去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传单教导工人怎样进行这种斗争,阐明在进行罢工时组织性的意义,揭露资本家的手腕,说明什么时候开始罢工最为有利而能指望得到胜利。例如,在“告拉发尔工厂工人书”这个传单中,在建议要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罢工时写道:“现在是对斗争最有利的时机:工厂接了许多定货,而每停一天工就将使工厂主大亏其本,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

对于其他各工厂的工人,传单也提出了这些建议(如“告新造船厂工人书”C第48页〕以及其他等等)。列宁在“告托尔通工厂工人书” 这个传单里,揭发了资本家降低工资的手腕。降低工资总是先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工厂、个别车间和专业,以便不致引起普遍的愤慨。列宁以一个工厂为例向工人说明了资本家的这种手腕:今天他们降低织工的工资,而明天就一定降低纺纱间工人的工资,再过一些时候就降低印染间工人的工资,于是就一直降低开来。传单使工人们得出非进行共同的斗争不可的结论。对于资本家的分散进攻工人队伍的策略,必须以团结斗争的策略来对付。反对降低织工工资的斗争,也是其他车间、其他劳动部门工人们切身相关的事业。

在向华沙铁路工人发出的传单里,揭发了资本家另一种分散工人阶级的手腕。资本家把师傅、工长集结在自己周围,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并使他们来为自己服务。资本家把工人分为在编的和不在编的两种,这样来实行分裂工人阶级的一致的策略只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

传单指出,资本家和沙皇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资本家总是向政府求助,好使政府把“托尔通先生们从对可恶的工人所作的不愉快的让步中”拯救出来。沙皇政府既保护富人的利益,便十分凶残地向工人进攻。它派来的宪兵几十个儿十个地把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关入监狱,在工厂中布满特务。传单揭穿了政府关于罢工起因所发表的评论,这些评论把罢工归罪于“煽动分子”和不安分的人。传单说明了,罢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些以劳动来养活整个社会的人们,已经穷困受苦不堪了”。

传单把下面一种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意识中去,即他们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尽管这样,工人的生活却穷困不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创造了数不尽的财富:黄金和布匹,锦缎和天鹅绒,我们从地下开采出铁和煤,制造着机器,建造着轮船和宫殿,铺着铁路。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我们的双手创造的,都是我们用血和汗换来的。”

“我们大家命运都是一样:干活干得筋疲力竭,结果却忍饥挨饿生产出一切财富,结果是使寄生虫能够大吃大喝,使政府能够进行战争并以我们的劳动来养几十万兵士、警察和侦探来对付我们自己,对付工人大众。

这样,就宣传着必须举行反对掠夺者——地主资本家的正义的社会战争的思想和宣传着一切物质财富都应归还给那些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人们的思想。

这个时期的传单,也贯穿着工人群众没有政治权利这个思想。

“工厂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干什么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如果要求些什么东西,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说:‘不合法,你们没有这种权利。’——我们是任何权利都没有的。默默地忍受压制,这就是我们的权利。

传单说明了这种无权的地位,工人们如果要举行会议讨论一下本身的疾苦和利害,就不得不像小偷一样两个三个一伙偷偷到预定的地方去,而且一个工人在发言的时候,总是要担心不要被警察捉去,不要被控犯了国法。工人必须争得集会自由的权利,自由地讲出 和写出自己的疾苦的权利,自由地组织起来的权利。

传单把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与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传单在描述了政治上没有权利的情况并提出必须有政治自由的问题之后,就提出了下面这个思想:“但是,当警察国家还牢固地存在着的时候,当人民毫无权利并完全受政府支配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你们是永远一点点也得不到的。每一个工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在现存的警察式资本主义国家里,即使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也必须争得政治自由,就是说,废除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就是说,在人民毫无权利的情况下,任何广泛的工会的工人运动都是谈不到的。因此,废除专制制度,以全民选举的政体来代替专制制度,就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步,必要的一步。”

当时还散发了专门阐明一般政治要求而告整个社会的传单。传单着重指出工人、农民、学生、知识界没有权利和被压制的状况,鼓动群众去进行争取一般政治权利的斗争,同时并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是这个斗争的领袖。

传单使劳动群众认识到必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一个不是资产阶级独占的政权,而是人民的政权,建立起: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只要我们的政府不由贵族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政府变成民主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我们的苦难就不会完全消除。

传单还着重指出,民主制是永远不会通过自顾得来,而是要在斗争中争取。

“我们应当以强力,即通过革命,通过人民起义,来实现民主的国家政体。”

传单宣传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良好经验,并攻击那些使无产阶级离开这条道路的人,即经济派和祖巴托夫分子。

传单揭露了祖巴托夫分子的工人集会,在这种集会上,特务以及被暗探局收买的人演说、报告,企图使工人运动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1903年4月4日,就曾为了揭露这样的一个集会专门发出了传单。这个传单是向全体工人发出的,无论参加或没参加祖巴托夫团体。在这次集会上,工人索科洛夫曾发言指出工人们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工人们平静地、温和地选出代表并派他们向市长以至向部长本人呈递温和的请愿书——控告工厂主资本家的呈文。传单指出,这条道路既是骗人,又同样是不合法的,因为根据俄国的成文法,工人们并没有选出代表并派他们到任何地方提出要求的权利。其次,这条道路也早已不是新发明,多年来工人已经使用过这个方法,但是工人的代表却遗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要求释放他们的伙伴们则常常遭到枪杀。只有一条道路--进行暴力的斗争争取政治自由。

有一个标题为“论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单(1903年1月)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个传单说明了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当时祖巴托夫组织按英国工联的样式建立了一些合法的工人组织, 企图以此使无产阶级离开革命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并使运动受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传单说,特务斑巴托夫及其手下的走狗是在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即工人们用强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用和平方法,顺从地、温和地,则可以得到一切。而且祖巴托夫还举出英国工人及其工联组织作为一个榜样。

传单彻头彻尾地揭破了祖巴托夫的全部谎言,祖巴托夫煞有介事地把英国工人、工联组织的会员们说成是丰衣足食、什么权利都有。祖巴托夫竟然说,英国工人“舒舒服服过日子,鼓腹而游,大把大把地捞钱”。安静地、平和地、高尚地搞运动,就会两全其美,真所谓羊也保全,狼也吃饱。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工联组织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表现了眼光短浅。传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情的规律,揭露了工联主义运动是有害的、没有前途的。

技术的日益发展,不断排挤着不听话的活人。千百万人就无事可做,找不到工作。工人们就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饥寒交迫而死。如果说一小撮工联暂时生活得还不错,在他们中间不容许有竞争,那末,遭到可怕竞争的普通工人则不能摆脱悲惨的生活。传单于是就问:这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害处。资产阶级喂养着工联,于是就把工人阶级分裂为二:一部分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化的工联派,一部分是贫穷的普通工人和失业工人。这种分裂工人阶级统一的政策只是对资产阶级有利。你们看,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来了,工厂成百成百地关门,成千成万的工人被抛到街头。传单指出:这时候无论是罢工,无论是最好的工联都无能为力。“罢工是好事情,联合更好,但其本身仍然不能对工人的命运提出保证。”¬——传单作出了这个结论。

传单就这样着重指出了工联眼光是十分短浅的,通巴托夫的话是一派胡言,同时并阐明,和资本家进行和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资本家需要的是饥饿的工人,而不是富裕的工人,他们需要的是失业工人,便宜的劳动力,可以在任何时候廉价买到,以便去掠夺和捞到财赏。他们对工人永远也不会做任何好事的,只有把这些脓疮,这些骗子和无赖,这些贼棍和强盗,我们的这些凶残无情的敌入从根纤除并剥夺他们任何可以为害我们的手段的时候,工人大众在世界上才会生活好起来。”

于是传单就提出了应当怎样做的问题。唯一的道路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应当夺掉资本家手里的权力,夺取全部土地、工厂和铁路等等并交归全体公众使用。传单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情景阐明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国家的一切财富由公众掌握, 收入也是一样。工人选出自己的厂长、管理员、车间主任并要他们作总结拫告。“全部收入不是归某一个‘肥猪’……而是归我们自己,用来改善我们的健康,充实我们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在达到胜利的唯一合理的道路。我们工人的唯一救星就是社会主义,而工联主义只是骗人而已。传单指出了,如果说工联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导者,那么祖巴托夫组织就是专制制度思想的传导者。传单号召觉悟的工人们起来反对祖巴托夫团体,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工人自己建立的,而是沙皇政府的特务建立起来的。

“祖巴托夫团体不是工联,而只是特务的团体,好从那里更方便地监视有教养和聪明的工人,然后就把他们下监狱,以免他们教我们聪明。”

传单上所阐明的多方面的问题,还不仅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委员会还通过传单领导宣传工作,指示培养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办法, 例如,1903年5月初曾发了 一个讲工人小组课程纲要的传单,在这个传单中,对于如何领会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如何联系当前的俄国现实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指示。

传单在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工人阶级如果没有一个政党就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这个思想灌输到了广大的觉悟的工人群众中去。传单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因为经济主义使人忘掉必须把所有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例如,在1902年7月为反对经济主义而写的“告所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书”这个传单里写道:“多年来的经验使我们深信,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广泛地提出政治鼓动和革命斗争的任务,因为那种不适合俄国条件的沉重难忍的组织形式,我们现在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足。”

传单用“怎么办?”的作者的话号召结束手工业方式的时期,结束地方分散、组织混乱和纲领互异的时期。传单号召所有党组织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火屋报”第1期写道:“我们已使全俄国的工人都习以为常地看到地方经济性质的传单。现在我们 必须尽一切力量建立一个组织向全俄国散发政治性质的传单,这些传单要能痛斥专制制度的任何卑劣行为,号召全体人民去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火星报’社在这方面愿意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印刷所。”

传单和“火星报”在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事业中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正是传单和“火星报”才使党建立了起来,使俄国工人运动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而不是根据工联主义原则发展。

在组织无产阶级、形成阶级自觉、总结革命经验、把自发的运动变成自觉的运动的事业中传单所真有的伟大的积极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广泛组织秘密刊物的整个事业。从1894年起,秘密的社会民主主义书刊便打幵了广大的活动场所,在这些书刊中,正像在传单中一样,也表现出两种趋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趋向和机会主义的趋向。前者不仅是努力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而且努力根据俄国现实情况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后者则力图使人忘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修改这些原则,并且否认思想所具有的改造和动员作用,而使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自流。

秘密的传单在它短短的卓著成效的活动期间,成了组织秘密报纸的推动力量,这个秘密报纸要能指导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而不只 是指导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革命运动。

1895—1900年这五年间,俄国境内出现了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它们都力图领导整个工人运动。

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的首倡者是“斗争协会”。1895年末,曾决定实现出版一个定期刊物——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工人事业报”的意图。第1期委托列宁、克里然诺夫斯基和马尔托夫3人负责筹办。已经办好并准备出版的这一期报纸,由于领导者被捕而没有出版。但从它已定的内容来看,“工人事业报”是马克思主义工人报刊的一个模范。根据回忆录和警察局的文件,这个报纸包括列宁所写的3篇论文,即“告俄国工人”(社论),“弗里德利赫•恩格斯”和“我们的大臣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以及许多通讯报导。报导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雅罗斯拉夫尔罢工(列宁写)和彼得堡、维尔诺、柏洛 斯托克、明斯克等地的罢工。社论阐明了必须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必须为政治自由而斗争,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列宁本人也曾在“做什么?”一书中指出,这一篇论文“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各个历史任务,并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作首要任务”宪兵军官是这样转述这篇社论的内容的:“资本家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而工人所得的只是苦役般的劳动和穷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工人就应当联合起来,并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和资本家也和政府进行斗争,因为政府一向都是工人的敌人。”

“在工人向工厂主作斗争时,政府像对待罪人一样地对待工人,向他们派出军队和警察,罢工时就投入监狱,剥夺他们集会讨论本身疾苦的权利,甚至因为和有教养的人结识和阅读书籍也都对他们加以迫害。”

结尾的原文是:

“总之,要为人道待遇向工厂主作斗争!向政府的专横和暴虐作斗争!工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坚决地为伟大的事业起来斗争吧!”

从文章结尾来看,这篇论文是以明白确切的传单文字写成的。

“我们的大臣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这篇论文是因为政府迫害“识字委员会”而写的。

报纸代表着俄国全体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说话,力图把经验加以总结,并领导整个革命运动。

1896年,在彼得堡出版了“工人小报”和“工人思想报”,后者是经济派的正式机关报。

1897年1月,“前进报”第1期在基辅出版,它是主张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一致的。“前进报”在第3期上写道:“要使工人运动达到工人阶级的胜利,就必须把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的斗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即和争取结社、罢工、言论自由、争取参加国家管理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要使工人正确地了解自己的事业,就应当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政府和资本家一样,都是工人运动的敌人。”

“工人报”也是在这里开始出版的,它承继了“斗争协会”传单文章的优良传统。在1898年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工人报”被批准为中央机关报,列宁被任命为该报总编辑。

1897年9月,在彼得堡又出版了一个“圣彼得堡工人小刊”。这个报纸的立场比“工人思想报”要左得多。它在阐明经济斗争的时候,曾号召工人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罢工、结社、 集会、出版自由。它在强调工人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这个思想的时候,并提出了必须成立工人政党的问题。

1897年10月,出版了“我们的事业报”,这是尼古拉也夫斯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南方工人社”的机关报。这个报纸和“经济派”接近,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口号。

1898年月,在彼得堡又出版了一个“红旗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宣言发表之后两个月出版的。编辑部在它的声明的末尾,在解释了误会以后(它代表了俄国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说话),表示欢迎“斗争协会”的联合, 并声明同意和拥护党的纲领。

1899年末,在叶加特林语斯拉夫出版了 “南方工人报'它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问题,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基本上作了正确的解决,但并没有能够彻底克服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刊出以后,它不同意“火星报”对自由派的尖锐批评,轻视农民运动,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就滚到孟什维克阵营中去了。

从1899年起,在乌拉尔就开始发行了“无产阶级斗争报”,这是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机关报。这个报纸完全站在经济主义立场,赞美自发运动,否认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必要性。

1900年初,在南高加索出版了格鲁吉亚文的“斗争报”和阿尔明尼亚文的“无产者报”。这两个报纸,特别是“斗争报”,都是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上的。

“无产者报”在“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宣言”这篇社论中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会成为可以制炼出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力量宣言中说:“照我们的看法,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无论是靠工人阶级的经济自动性,或是靠局部的改良,都是不可思议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只有用根本摧毁全部现存制度的办法,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才有可能,而政治上无产阶级的专政,则应当是做到这一点的必要序幕。”将各家报纸这样粗粗一看就可看出,在这里也存在着两条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机会主义的路线。在90年代后华期,代表第一条路线的是“工人报”,代表第二条路线的则是“工人思想报”。

“工人报”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却是“斗争协会”在建立初期就已树立起来的优良传统的可靠的捍卫者。它卓有成效地继承着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路线,宣传着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统一的思想,指出必须向专制制度斗争,为政治自由而斗争。

“工人报”在它的一篇标题为“工人报纸对俄国人运动的意义”的社论中指出,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社会主义意识到工人运动中去。它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报纸所以必要,不仅因为它是制炼阶级意识的手段,而且也因为它是把全体先进的觉悟工人团结为统一的政党的手段。社论说:“我们的报纸现在所以需要,不仅因为它将阐明有关我国及国外工人迗动的一切问题,而且还因为,它将把俄国工人团结起来。俄国工人迗动现在已是这样发展,现在必须来考虑俄国工人彼此经常联系的问题,在斗争中互相支持的问题,俄国工人密切的兄弟联合的问题。只有团结成为一个强大的联合,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俄国工人才能战胜工厂主和政府。这个工人政党将是这样一种力量,没有人能反对它,没有人敢反抗它。我们的工人报纸所要促成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的事业。”

只是“火星报”才体现了这个真正高尚的目的。“工人报”综合了 整个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工人报”上,辟有一个专栏“俄国记事”,在这一栏中,刊登了各个城市寄来的通讯,阐明了无产阶级不仅为经济要求而斗争,而且为政治自由而斗争例如,在第一篇通讯中,就曾报导了彼得堡的工人们如何在“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要求政治自由,有了政治自由,那他们进行经济斗争就会顺利。通讯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要专制沙皇来管理我们,不是要专制制度的官吏来管理我们,他们是为剥削者服务的。管理我们的应当是全体俄国人民、包括我们工人所选出的人。我们需要随心所欲地结成社团的权利,集会的权利,以便来讲讲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需要组织罢工的权利,不受任何禁止而出版我们工人的报纸的权利,以便可以在这些报纸上谈论我们所发的真情实况。总之,我扪所归要的是政治自由。”

通讯中指出“斗争协会的传单(五—节)中曾要求政治自由,并引用了这些传单中的话。

“工人报”无情地批评了沙皇政府及其大臣们。“工人报”分析了各阁部的公文,以此为例而指出全部统治者的政权都是与工人作对的。

在第2期上,曾登载了 1897年8月12日内务部第7587号的密令,从这道密令中工人们看到,沙皇政府及其大臣是在保护谁。在这道密令中,内务总长命令各省总督采用对付工人运动的条款有11条。这些条款明白地说明了工人运动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内务总长写道:工人运动“对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工人报”特别标出内务总长亲自建议把对付工人的事情交给宪兵的地方——“因为按照法律通常在这些事情上是不构成任何犯罪行为的”,而宪兵则可不顾一切法律,可以无需看到任何犯罪嫌疑而迳行逮捕。原来沙皇政府的法律不是给工人们颁布的,它自己就批准非法横行。

“工人报”也保护那些受专制政府迫害和压制的阶层。在第2期 上,在泛论国内形势的时候,“工人报”就卫护了农民。“工人报”在分析政府的救荒措施时指出,专制政府没有去帮助农民,却发布了严厉 “勒交”欠租欠税的命令。而当沃龙涅什地方自治局请求给农民发放各种补助时,政府却指出,1891 —1892年灾荒时发放的150万卢布补助金才弥补上17万卢布。“工人报”指出,像这样无耻的答复,真是无以复加。

“可不是吗,如果沃龙涅什的农民没有归还贷款,那就是说他们巳经破产到不能偿还的地步了。而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点偿还的能力,难道沙皇的警察不把它能搜刮去的东西一齐搜刮去吗?责备我国警察不努力总是不行的。请看这就是‘沙皇老爷’对他的下民的‘德政’, 下民真该为他祷告一番! ”

接着“工人报”就指出,什么人才能够使被压迫的人摆脱那便几

十万人饥饿至死的“沙皇老爷兼刽子手”。“只有满怀阶级意识的俄国工人才能做到这点。”

“工人报”与“经济派”相反,它指出,如果没有政治权利,要想使经济状况有任何改善是百倍困难的。“如果不争取到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如果不争取到参加国家管理、颁布法律地权利,我们就永远摆脱不掉压在我们身上的经济奴役的枷锁。所以,与专政府斗争去争取政治自由,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最近任务。

“工人报”宣传了必须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真实地、明白地向无产阶级揭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它指出,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

“工人思想报”却完全是另一种立场。列宁指出,这个报纸“不是当时先进工人的代表,而是无产阶级中落后阶层的代表”,这个报纸的趋向,是小资产阶级的趋向,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趋向。

“工人事业”杂志给“工人思想报”下了一个赞美备至的评语,它写道:‘所有的人都看它,甚至老头子和醉汉都看它。”

“工人思想报”的全部活动,对工人运动只有危害,因为它否认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迗动中去的必要性,它摒弃无产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和最终目的,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支配。这个“工人思想报”在第1期上就反映了它的思想十分空虚,它在这里说:“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在日常迫切利益的范围中和资本家作斗争,以及采用罢工作为这一斗争的手段;——-这就是工人运动的座右铭。这个斗争是人人都能了解的,它锻炼着力量,团结着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每前进一步都是生活的改善,都是走向进一步胜利的新手段。工人们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们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儿女去斗争。他们应当记着,从敌人那里争取到的每一个胜利,每前进一小步,都是走向丰衣足食生活的一个阶梯;现有的力量,应当号召软弱的来参加斗争,自动把他们编入队伍,什么人的帮助都不指靠。胜利就在前而,战士们一定是可以占得上风的,只要他们的座右铭是:工人为工人!”

这是鼓吹自发性,鼓吹工人运动脱离科学社会主义。

只有在国外出版的列宁的“火星报”,才是能够解决俄国革命运动一切问题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报纸。

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事业中,秘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起过不小的作用。80年代和90年上半期,是在俄国进步知识界和先进的觉悟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期。秘密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基本上是由“自由俄罗斯报刊基金”和“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它们小心地避过检查,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发格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是1882年就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1886年出现了“哲学的贫困”、1887年出现了“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1893年出现了“法兰西内战”、1892年出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和“费尔巴哈论纲”。

同时,也出现了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通俗讲话”(1888年),爱尔福特耩科(1894年);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1892年), “论与俄国饥荒作斗争中社会主义者的任务”(1892年),“专制制度的新卫士”(1889年),“论一元史发展问题”(1895年),以及其他等著作,这些著作,只是在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观主党打下基础。但除了这些著作之外,当时还有合法的以及秘密的内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所标榜的也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些著作中的思想都是折衷主义的。这里所指的是蒲鲁东、拉萨尔、巴祜宁、拉夫洛夫、 沃龙错夫及其他等人的著作。

当时还有大量的民粹主义的流行书籍,宣传着农民社会主义思想。

根据一些回忆录来看,社会民主主义者还在90年代前半期就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

我们从遭逮捕的“斗争协会”会员被审讯和保藏在“红色档案”杂志第62号的警察厅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当时流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的秘密书籍。例如,从瓦涅夫处搜去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摘录。

克里然诺夫斯基承认,在他那里搜去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爱尔福特纲领”的笔记,都是属于他的。

沙波瓦洛夫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本书中,讲到他当时怎样 得到“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公社社员瓦尔连的演说”、“工人彼得•阿列克塞也夫的演说”等书。

作者写道:

“我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接触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了。我读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沃尔金的‘民粹主义论証’和别尔托夫的‘论一元史观发展问题’。后两本着作对于知识界中关心政治和工人运动的人,曾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合法书籍。塔赫塔列夫和卡琴雅尔采夫的回忆录对这一点都有証明。

塔赫塔列夫在他的工人小组中散发的主要是合法出版的书籍,其立场是客观启蒙的立场。这种立场无疑促使“年青人”走向经济主义。

塔赫塔列夫回忆说,一大部分基金当时都是用来购买书籍,“主要是合法的书籍'在他们的小组图书室中,有舍尔公诺夫、涅克拉索 夫、谢德林等人的作品,米哈伊洛夫的"法国无产阶级”,沙陶布连的“法国农民史”,卓凡尼奥利的“斯巴达克”,卡雷色夫的“经济讲话”,克留柴夫斯基的“俄国史讲义;’,兹伯尔的“经济书籍简记”。拉萨尔在这个团体中受到特别的尊敬。他的动摇思想无疑正合这些未来的经济派的口味。但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工人 工作中就没有利用过合法书籍。他们是利用了这些书籍的,但利用的目的,只是意图激发对秘密政治书籍的兴趣,准备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那些对政治生活表现出兴趣的工人,就让他们读卓凡尼奥利的“斯巴达克”,柏拉的“百年以后”,梅里美的“如卡利亚”,雨果的“第93年”,艾尔克曼沙特连的“一个农民的历史”,迭更斯的“艰苦岁月”,奥姆列夫斯基的“一步步”,察梭季姆斯基的“斯姆林村编年史”等书。

通过这些文艺作品,工人们了解了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想到在俄国也可以进行这种争取本身权利的斗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这只不过是要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而对于“经济派”来说,这就是力图以合法书籍限制工人的意识。

谢明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指出,列宁还在1893年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挑选系统阅读的书籍。

谢明诺夫写道:

“斯克里亚连柯·乌里扬诺夫小组的工作之一,就是拟出一个系统阅读的书目。”

这项工作没有能够完成,但其意义却是很大的,因为当时流行的系统阅读的书目是带着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的。当时最好的书目,正如谢明诺夫所说,是“齐梁宾斯克书目”和“拉夫洛夫书目”。前者是由流放在齐梁宾斯克的流放者拟定的,后者是由著名的民粹派,流亡于国外的拉夫洛夫拟定的。但这都是把各种各样的作家作了一个折衷主义的推荐,从泰罗、斯宾塞、亚当•斯密和里嘉图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祜宁、特卡乔夫、考列也夫、沃龙错夫选到杜勃罗留波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指导下的先进工人,阅读的是秘密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马克思主义接触以后,在他们面前就开辟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当时他们沉浸在这个世界中,虽然由于占统治的思想体系的影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概念还是歪曲和不正确的。

涅甫卓罗娃·克什诺夫斯卡娅回忆道:

“我到现在还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所产生的震撼心灵的影响。好像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我的面前揭开了帐幕,以无情而严峻的真实性揭示出社会关系纷繁纠葛的实质,像一道光明穿透了黑暗,看到未来。”

“斗争协会”从小组宣传过渡到群众性鼓动,也标志着在秘密宣传书籍方面的一个转变时期。秘密书籍走出了狭小的圈子,走上了更 为宽阔的、在更广泛的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当时秘密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论述重要问题的书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扬解释了俄国的社会关系。

巴布石金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到,1895年秋天在玛可维里和帕里的工厂里,在炼铁工厂里,曾流传过儿本小册子:“各种人的生活来源”,“每个工人应当知道什么,记着什么”。这些小册子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

季克施坦著的小册子“各种人的生活来源”,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在揭露“资本家是工人的恩人”这种宗法式的胡讲的事业中,曾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老工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到这本书:“这本小册子清楚明确地揭发了资本家占有无偿劳动的狡诈手腕,当我第一次读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

以后年代的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出现。列宁为工人和农民写的小册子和著作,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些读物,没有在“斗争协会”开始活动以前各种读物所具有的那种抽象性。列宁运用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解释俄国的社会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什么是人民之友” “罚款法的解释”“新工厂法”“ 俄国社会良主主义者的任务” “告农村贫民书”等著作。

在1895年写的关于罚款的小册子中,列宁向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提出了必须把自发运动变成自觉的运动的思想,说明不必毁坏货物、捣毁机器、捣碎玻璃,而是要将全部愤怒和仇恨的力量指向反对资本家阶级,把骚动变为阶级的发动。

在“论1897年6月2日工厂法”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写道:“政府被迫作了让步。新的工厂法是工人们从政府那里逼出来的,是工人们从他们的死敌那里夺取到的,这正像11年前,1886年7月3日颁布的关于内务条例、关于罚款、关于工资等等的法律一样。”

列宁向工人们说明,只有群众性的斗争才能争到改革,改革是革 命斗争的副产品。列宁的这种简单明白的思想给俄国工人很大的启发。

90年代初,秘密书籍向社会上广大阶层传播得特别深广。搜集并发表在1941年第1号“红色档案”杂志中的警察厅文件,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警察从工人、农民、大学生、短期训练班学生以及其他等人那里都搜到了列宁写的秘密小册子和著作。

例如,1903年1月21日,在搜查索尔莫沃工厂一些工人以及社会

民主主义组织中的某些人的住处时,都查到了列宁写的小册子:“怎么办?”,“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革命冒险主义罚款法的解释”,以及其他等等。

列宁及“火星报”编辑部其他委员所写的优秀论文,常常被各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翻印成单行本在工人和农民中散发。1903年4月,列宁的论文“专制制度要动摇了”,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的印刷所中以第2号小册子的形式印出并在该城散发。

在反动的专制制度的条件下,秘密的书籍在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当然,秘密的社会民主主义读物并不能完全包括这种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形式。这里还必须讲到秘密的文艺作品,秘密的革命歌曲集的出版等等。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主义灵巧的手所指导的书籍,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教育的事业中,在锻炼出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的英勇的、高度觉悟的战士的事业中,都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再简军地讲一讲“经济派”。“经济派”的活动也是为工人出版一些通俗读物。但这些读物只带来坏处,使工人的意识模糊,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他们不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作家的著作,而是印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如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工联主义理论家维勃的“英国工联派之理论与实践”等,并努力在工人中传播这些书籍。但是这些书中的思想,并没有能在俄国得到怎样广泛的传播,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先前的全部活动,已经对工人运动起了更深的影响,俄国工人运动并没有被诱离开真正正确的道路,落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魔掌,像英国的工人运动那样。只是由于对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努力把社会主义倾向改变为社会主义意识,才得到了丰富的成果。

列宁是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新形式、更有效的形式的创造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通过列宁所指出的一切形式,有目的地、积极地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早在这个时期,传播革命理论的秘密的和合法的形式与方法互相配合 这个灵活的策略就已奠下基础了。在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在传单上, 在大会上,在星期日业余学校里,在报纸上,到处都以列宁式的原则性宣传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借助于这许多形式,向工人群众灌输阶级团结的思想,各民族无产者利益一致的思想,必须建立工人政党的思想,工人和资本家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思想,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制度、再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布尔什维克由于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如何运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某个形式和方法,才正确地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问题。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及后来的两次革命,都证实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成绩和这些形式、方法的切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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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形式和方法-激流网(作者:费·谢·巴普洛夫。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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