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和相互制约。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处于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自然要去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于是,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关于历史不公平以及摆脱这种不公平的道路问题。

工人阶级本身对这些问题无法作出深刻的具有科学根据的答复。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充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哲学体系,才能对社会发展整个进程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科学社会主义使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现存制度的范围,它像明亮的探照灯一样照亮了如何摆脱沉重的资本主义现实的道路,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判定工人阶级困苦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了斯大林同志在“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中绝妙地提出并解决关于工人运动中自发成分和自觉成分关系的问题时写道:“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什么呢?就 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工人阶级具有本能的、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性。

但是,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意识并不是一个东西从发展过程的观点上来考察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意识的相互辩证关系时,决不能把这两个概念看作一个东西,如同不能把可能性和现实这两个辩证法的概念看作一个东西一样。为了使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须安排使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的道路。只有通过实践活动,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

同样的关系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意识之间。前者变为后者的过程是与人们自觉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自发性的地位,也没有机械性的地位。

“经济派”由于不懂得社会主义倾向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的规律性,所以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既然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就能够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自行创造社会主义意识,因此,不必区分这两个概念。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结果,就使“经济派”对 争取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斗争以轻视,使他们去宣传自发性和自流性。

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决定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物质条件。只是当无产阶级出现时,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预示出新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关系可能和必然出现时,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现。

社会主义倾向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但是,这是不是说, 倾向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呢?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人们依靠现代科学而创造出来的。先进的人物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发现这种倾向后,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后者就 成为社会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世界观又被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倾向才形成为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

这一点正是“经济派”所不能理解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意识混为一谈,作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创造出来,并为那些站在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所领会。

列宁在其“怎么办? ”一书中强调指出,自发性是觉悟性的萌芽。 我们是否有权把自发性和觉悟性混为一谈呢?没有。这里所说的觉悟性无非是一种本能。但是,本能本身不能提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完整概念,关于这一社会矛盾的完整概念,最后,也不能提供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完整概念。

社会主义倾向本身不能使自发运动具有自觉性质。

社会主义自觉运动的渊源不在于工业的发展、不在于工人运动发展的内部状况,而在于外部状况,在于从外面输入这种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是在工业和工人运动达尔者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可见,在解决社会主义倾向转为社会主义意识这一问题时, 必须考虑到这一过程的客观和主观选择两个方面。

由于“经济派”对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意识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作了不正确的解决,就使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总问题作了不正确的解决,现在我们根据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分析简略地考察一下自发成分和自觉成分的相互关系,以期根据俄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事例作一次阐明社会主义倾向如何转为社会主义意识的尝试。

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成分和自觉成分是处于不可分的统一中。自发斗争本身不仅带有自觉成分,同时还有助于这种自觉性的发展。斗争本身推动工人去判断工厂主和政府对待他们的这种或那种不公正的态度,而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是具有社会意识成分的表现。请看列宁在分析工人在其斗争中学到什么这一问题时是如何写的。

“第一,了解资本家所采用以剥削工人的种种方法,看到这些方法与法律的关系,看到这些方法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剥削的种种形式与事例时,工人们了解到整个剥削的意义与本质;他们学习去了解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第二,工人们在这一斗争中试验他们的力量,学习联合,懂得联合的必要性和意义。斗争的扩大和冲突的加多,必然引起斗争规模的更加广泛,必然引起统一和团结的感觉之更加发展,首先在一个地方的工人中间如此,然后在全国的工人中间如此,在整个工人阶级中间如此。第三,这种斗争促进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是这样:他们既没有工夫,也没有机会去考虑有关国家的问题。但是工人们为他们日常的要求而反对厂主的斗争,使工人们自然地必然地碰到国家的问题,碰到政治的问题,如像俄国怎样被治理着,法律与规程是怎样被通过的,它们为谁的利益服务等等问题。每次工厂的冲突,必然要使工人们与法律和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冲突。在这些斗争中,工人们第一次听到‘政治的演说’。他们也许首先听到工厂检查员的演说,向他们解释厂主借以欺骗他们的诡计,是根据规程 的正确解释,而这些规程是由直接管辖的官吏所批准的,以便厂主可以随意欺骗工人们;或者说厂主的压迫是十分合法的,因为他只是在享受他的权利,在某某法律之内行动,而这法律是由国家批准和保护的。除了工厂检查员的政治解释而外,我们有时更从一位阁员得到更有益的‘政治解释’,他提醒工人们应该给予厂主以‘甚督的仁爱’感情,因为他从工人的劳动中积蓄了几百万财富。后来,除了政府代表者的解释之外,除了工人第一次学习到国家站在谁一方面之外,更加上了社会主义者所散发的传单或其他形式的宣传品,因此工人在这 样一个罢工过程中,受到了一种完全的政治教育。他们不仅学会了解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且学会了解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工人从自发运动初期就学到一点点关于政府的本质,关于社会关系的法律等等知识。他们开始模糊地感到,政府是工人最凶恶的敌人,法律是为了富人而不是为了穷人颁布的。任何表现形式的自发运动都是学习对付压迫者的初级“军事学校”。

罢工具有这样的巨大意义,即它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相有效地影响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同时又揭露旨在蒙蔽这种阶级意识的一切有害理论。它表明社会矛盾缓和论之虚伪,使一切参加罢工的人都确信这种矛盾之不可调和,确信这种矛盾只有在暴力斗争中才能解决。如果不动摇资产阶级制度的根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自发罢工的起因是工人抗议繁重的劳动条件、过多的罚款、发薪时克扣工资、减薪等等。这些自发表现的结果,就是工人们捣毁和破坏机器,打破坡璃和烧毁厂房。这不过是对压迫他们的资本主义环境的仇恨心理的初步产生,不过是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人而非牛马这样—种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卑下地位,而不愿再作奴隶了。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时统治阶级“不仅在体力和智力方面, 而且也在道义方面漠视工人。当工人越轨触犯资产阶级时,他们用来反对工人的唯一论据就是法律;他们对待工人,像对待无知的牲畜一 样,只采用皮鞭这一种教训工具,这是一种粗暴的、不是去说服人而是去吓唬人的力量。如果说,被看作牲畜的工人,不是事实上成为牲畜,就是只有借助极强烈的仇恨心理以及内心对资产者政权的不绝的愤慨才能保存对自己人格的意识和感觉,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只有当他们充满着对统治阶级的愤怒时,他们才依然是人;一旦他们毫无怨言地把轭索套在脖子上,并且还企图在脖子上套着轭索的生活条件下营生而毫不考虑摆脱这副轭索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牲畜。

从自发运动变为自觉运动的观点看来,这种愤怒、这种对压迫的仇恨、这种不愿作轭下牛马的心情就是自觉性的最初的迸发。自发的骚动和不顾死活的暴动还不是反对周围压迫和暴力的完全自觉的抗议。但是,这些行动已是自觉生活的觉醒。列宁写道:“这些暴动唤醒 了被贫困和愚昧所摧残的最广大工人阶层的觉悟生活,在他们中间传播了对压迫者和自由的敌人的崇高仇恨精神。”

70年代的罢工多半都是自发的。罢工的次数不多。1870年7次;1871年4次;1872年2次;1873年3次;1874年 2次;1875年6次“1876年6次;1877年2次。

只是在70年代末,我们才看到罢工的增加。最初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些工人组织向无产阶级运动与无产阶级思想相结合的方向迈了第一步。它们的纲领除了有民粹派思想的因素外,还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因素。但是,由于这些组织被专 制政府所摧毁,它们的活动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80年代是黑暗的政治反动年代,这些年代的特点是自发的罢工运动的低落。工人运动是在持续的工业危机的环境中进行的。当时曾大批解雇工人,实际工资低微,工人同意在任何条件下工作,只要不致饿死。1870—1879年时期曾有66次罢工,而1880—1889年时期却只有36次罢工。这些罢工都是纯粹经济性质的,而且通常以失败而吿终。罢工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毫无联系自发地发生的,比70年代的罢工退了一步,因为70年代的罢工是由“北方协会”领导的。

工人的觉悟不论在70年代或是80年代,都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证明这一情况的事实是,工人相信沙皇老爷和他的政府大臣,认为他们能够改善工人的悲惨命运。例如,1878年3月28日,约有200个彼得堡新纺纱厂的工人列队前往恩尼奇基宫向皇太子呈递控诉书。控诉书中说道:“如果我们的正义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时我们就会懂得,我们没有可指望的人,我们必须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双手。”

从提出问题和发生怀疑本身,就证明了这是从相信沙皇过渡到不相信沙皇的起点。

1886年12月,在彼得堡的3个纺织工厂(波列、彼得罗夫斯克和斯巴斯克)中举行了罢工。工人们向内务大臣呈递控诉书,控诉厂主横行霸道、工资低微、经常的和无理的罚款,等等。大臣却用调来哥萨克军队和警察队作为回答,他们用皮鞭殴打工人,而且把一部分工人押送到农村中去。但是,这一事件也不是不留痕迹地白白过去的。工人们懂得了沙皇政府是保护谁的利益。请看秘密杂志“闭结”(1887年2月第2期)是怎样总结这一事件的:“这一次不幸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工厂的忧郁的气笛又吹起来,纺织工人还是在淸晨5点起床,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站在车床旁边,去从事令人疲劳的、枯燥无味的工作。一切都依然如故。薪金没有增加,但增加了一种因遭受警察的粗鲁谩骂和哥萨克的皮鞭殴打而引起的痛苦的侮辱之感。工人们还认识到:无论是以葛莱赛尔(彼得堡市长——巴甫洛夫注)为首的警察局或手执皮鞭的哥萨克,都是为厂主效劳而准备的;但为半饥不饱的工人准备的只是繁重的劳动和押送下乡,在那里工人将一贫如洗。”

这些年代是工联主义意识产生的年代。不应该认为工联主义意识仿佛都是不可取的。不,工联主义意识的产生是自发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结果。

工联主义意识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工人在自发运动过程中自行趋向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共同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必须结成工会和团体。他们确信:他们依靠罢工能使政府颁布他们所需要的法律。仅此而已,再远他们就意识不到了。这种意识超不出现存制度的范围。而且联合的思想也超不出行业联合的范围。整个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自行产生的,更不用说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了。

但不幸的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竟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忽视这种意识有可能通过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办法向前发展,而把这一发展阶段法定起来,使它停滞不前。他们开始从理论上论证现存社会关系不可动摇的思想和劳资一致的思想。

在80年代的罢工中,1885年奥列哈沃•祖也沃城莫罗作夫工厂的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罢工是由先进工人彼得•莫依先科领导的,他过去是“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并已具有领导过去历次罢工的革命经验。

罢工是因为工厂工人物质状况极端恶化而发生的。从1882—1884年间,工资减少过5次,罚款却不断增加,一直达到每卢布工资罚款50戈比。工资经常不发,工人们不得不在工厂的小铺中赊购质量极坏但价格极贵的物品。莫依先科和伏尔柯夫领导着工人宣布罢工,他们有组织地向厂方声明:当罚款未废除、工资未提高和侮辱工人的行为未终止时,他们决不停止罢工。

但是,自发成分在这里还占着上风。一部分工人不是始终有组织地进行罢工,而开始捣毁厂房和店铺,沙皇政府用武力镇压了罢工。600多工人被捕并被交付法庭审判。

90年代前5年的特点,仍然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没有联系的自发罢工。但除此而外,也爆发一些表现若干组织性因素的罢工。罢工时拟订了各项要求。先进工人在工人中进行鼓动,说明不要“骚动”,不要破坏,因为这种行动对改善工人生活毫无帮助。但基本上,这一时期的特点仍是自发罢工。

1893年5月,赫鲁多夫工厂(在叶哥尔也夫斯克村)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们提出要求交给行政当局,后者没有满足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自发的因素古了上风。2000个工人不是力争要求的实现,而是开始打坏机器,捣毁工厂小铺,撕毁账册。

1894年末,彼列雅斯拉夫斯克纺纱工场(在弗拉基米尔省)和涅瓦机械工厂也发生了同样的自发罢工,在彼列雅斯拉夫斯克工场内, 工人们把皮带割断,殴打经理,捣毁车床。在机械工厂里,工人们捣毁办公室,打破厂房的坡璃,企图烧毁厂长的房屋。工人运动是处在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毫无联系的独立活动中。

90年代后5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罢工已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了群众性。这里起着巨大作用的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它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展开了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活动(关于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在下面再谈)。

于是,“斗争协会”所实现的向群众性的鼓动过渡以及1895—1896年的罢工,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巩固的、不间断的、与日俱增的联系的基础。所有这些就使工人运动起了质变,使它处在新的更高的阶段上。

列宁在说明1895—1896年的罢工时,强调指出它对发展工人政治意识有巨大意义。正是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开始懂得自己的政治需要和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已不是小规模的、孤立无援的罢工,而是大规模的、包栝几个企业的罢工。正是这些罢工,列宁才称之为“有名的彼得堡的工业战争”。它第一次使广大的工人群众想到社会主义。列宁写道:“任何一次罢工都以极大的力量使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 摆脱资本的压迫而斗争。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大规模的罢工以前,某一工厂或某一生产部门、某一城市的工人儿乎都不知道社会主义,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但是罢工以后,小组和协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就更有力地扩展开了,越来越多的工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罢工使工人 们懂得,厂主的力量在那里,工人的力量又在那里;罢工教会他们不只是考虑到本厂的一个厂主、本厂的一些最亲近的同志,而是要考虑到所有的厂主、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当利用好几代工人们的劳动而赚得亿万财富的厂主不同意增加一丝一毫的工资,或甚至 企图更多地降低工资,如遇工人反抗,就把千万个饥饿的家庭抛到街头,那时工人就淸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能指望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团结。”

1896年彼得堡的夏季罢工,正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上起了巨大作用的。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彼得堡市长克莱依格里斯为代表的政府公开站在厂主方面。于是,工人们明白了,任何“阶极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虽然他们提出的还纯粹是经济性的要求。

社会民主组织的传单在全俄各地传播了彼得堡罢工的消息。这些传单向工人介绍了在几个企业中同时举行罢工的经验,强调指出彼得堡工业企业的工人团结一致的思想。

90年代后5年罢工的特点,是罢工具有更高度的组织性和深思熟虑。事先召开会议,讨论过去的经验,选择更有利的罢工时机。

例如,1896年10月,科斯特罗马城佐多夫纺纱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进行得极有组织。工人们召开了大会,讨论了提出的要求。大会上选出了与行政当局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工人们接受了这种代表处境困难的痛苦经验,于是事先约定:如代表被捕,工人们负责保障他的家庭生活。

以彼得堡罢工为榜样,1897年12月末举行了侬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总罢工。开始罢工的原因是节日减少。起初,哥莱林和捷尔宾涅夫2个工厂举行罢工。以后,又有10个纺织工厂和2个花布工厂参加罢工。工人们拟订了要求,并向行政当局提出。许多工厂之参加罢工,只是由于出于同志的感情。工人们态度沉着,齐心协力。罢工延续了3个星期以上,工人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1898年12月,梯弗里斯机车库和南高加索铁路修理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与过去带有自发性的罢工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觉悟的社会民主组织的工人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有组织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困惑莫解的行政当局对这种组织性和觉悟性表示惊奇。 他们得出结论说,这次罢工中“有外来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它促使自发运动变为自觉运动。

工人们根据经验确信,哪里善于选择罢工时机,善于提出要求, 并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发生联系,以便通过传单和小册子来阐明这一斗争,那里的罢工就能顺利进行,工人们就能取得胜利。

但是,列宁指出,90年代的罢工,就其本身来说,还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工人们还没有具备把他们的利益同沙皇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的意识,也就是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90年代的罢工虽然与‘骚动’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是纯粹自发 的运动。”

除了上述这些有组织的罢工例子以外,自发的、没有组织的罢工还是继续发生。

1897年1月15日,塞尔普霍夫的康申工厂举行了激烈的罢工。工人们提出了要求。厂长答应工人同工厂监督进行谈判。但工人们无人领导,又不能控制对剥削者所郁积的仇恨,于是就捣毁工厂财产。

1899年7月24日,索尔莫夫斯克工厂发生了自发的罢工。原因是延发工资而以工厂小铺“挂帐”的方式发给。当厂长又用饭铺“挂帐”来回答工人所提出的发薪要求时,工人们愤怒到了极点,他们就举行骚动,打破玻璃,抛掷工具,拉掉电线,在机器中放沙子,捣毁警卫处、化学实验室、车站,撕破并抛掷办公室文件和统计帐册。而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却在这一自发罢工中袖手旁观。

布良斯克钢轨厂(于1899年9月13日)和马里乌波尔的“帕罗维丹斯”工厂(于1899年7月)也发生了同样的自发罢工。在布良斯克工厂里,工人们搞毁的不仅有工厂的办公室,而且还有市集上的小铺、酒店和旅馆。固然,从群众中也出现了一批觉悟工人,他们企图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骚动”。在马里乌波尔,工人们曾把高炉的炉火熄灭。

所有这些都证明,必须更坚决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到处增长的怒潮汇合成一股巨流,并引导它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本家。

当时的俄国革命运动仿佛停滞不前“经济派”企图把它拉向后退,而“斗争协会”所造成的强大动力却迫使这一运动向前迈进。当时所发生的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保存了“斗争协会”所创造的传统 (即传单、“工人报”和罢工运动)。

“经济派”的全部活动有意无意地都是为了使工人运动像松鼠似地在工联主义意识的轮子上打转。

1896—1899年时期是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年代。接着而来的是危机。但当时的工人运动却具有与70和80年代危机时期不同的质的方面的特点。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繁荣时期,工人阶级转向资本家进攻,并取得某些成功。在危机时期,工人阶级由进攻转入防 御资本家由于商品的生产过剩,力图把危机所造成的一切亏损都转嫁在工人肩上。他们关闭了个别的车间和工厂,把成千成万的工人抛到街头去忍饥挨饿。在这些日子里,俄国资本家也用英国工厂主过去曾经对自己的纺织工人说过的大致相仿的辞句来回答工人的经济要求,即“如果你不愿意在我的锅里受煎熬,那末干脆到火里去罢”。

资本家在危机时期取消了工人们在工业高涨和繁荣时期所争得的成果。如果说,90年代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同自己压迫者的斗争成了不间断的斗争工人们从进攻转入积极防御,举行罢工只是为了保卫已取得的成果,那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特点就在于新的质——即使在工业危机时期也只是进攻。工业高涨和工业危机交替的经验教育了工人:经济斗争不能取得显着成果,罢工本身只是“战争学校”,而不是为推翻资本统治而进行的战争本身,不是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确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写道:“……工业危机之替代工业繁荣不仅使工人懂得,联合作战已成为他们经常的必要,这种替代同时也打破了在工业繁荣时期就开始形成的一种有害的幻想。某一地方,工人通过罢工而相当轻易地迫使厂主让步,于是,就开始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而 忘了工人的工会(行会)和罢工最多只是维护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稍许有利的条件而已。当这一‘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需求时,行会和罢工是无能为力的,它们不能改变那些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并使劳动群众陷于最艰难的困境和失业中去的条件。为了改变这些条件,必 须有反对一切现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斗争,而工业危机则使许许多多的工人确信这一真理的正确。”

我们从20世纪初工人斗争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真理已为工人阶级所掌握,罢工运动在质量上已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危机时期的资本进攻针锋相对的是带有反抗警察和军队因素的群众性的罢工和政治示威这一类反攻,工人运动具有更高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了。

1900—1903年工人运动的特点是转入自觉运动,当时工人运动完全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和组织所领导,当时的罢工运动正在转为政治罢工,转为公开的街头示威。

这样的罢工和示威有:1900年哈尔科夫的五一示威;同年8月南高加索铁路各主要修理厂的罢工;1901年5月的“奥布哈夫防卫战”; 转为政治示威的巴统城的罢工(1902年)以及顿河罗斯托夫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最后,1903年举行的、波及整个南高加索和俄国南方地区的、带有纯粹政治性质的七月总罢工。这些发动的主要口号是先进工人的觉悟口号:“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可以说,具有觉悟性。每一次罢工事先都经过巨大的鼓动工作的准备。只是当工人们认识到反对现存秩序的政治发动的必要性时,才举行罢工或示威。

奥布哈夫工厂罢工(1901年5男20日即旧历7日)的特点是社会民主主义要求的提出:自由庆祝五一节、因庆祝五一节而解雇的同志回厂工作、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工人有选举代表的权利,等等。工人们修建了街垒,并力图以暴力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挣得了选举自己全权代表的权利。过了4天,工人们选出了29个代表,讲演人就在已变成了公开群众大会的全体大会上(因工人要求而没有警察在场)谈到各国工人要有兄弟般的团结,谈到庆祝五一节,谈到实行8小时工作制。当时拟订了14条要求。行政当局接受了8条。当领导人宣布与行政当局谈判的结果时,工人们对已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对行政当局承认工人代表常设机构可以存在的消息表示欢欣鼓舞,这种胜利是俄国任何一个工厂所未曾有过的。

工人阶级实际上已开始宣布自己是未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帮助社会上一切反政府阶层,并成为先锋队。不妨举学生运动为例。列宁写道:“1901年。工人去帮助大学生。示威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在街上喊出自己的口号:打倒专制制度!”

不断扩大的事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有利时机,它使工人们革命化,教育了他们。

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1) 工人的政治积极性的增长,他们提出了“打倒专制度!”的口号。

(2) 沙皇政府的强力政策遭到工人方面齐心协力的反击。出现了五金工人和奥布哈夫工厂工人的新策略:工人们用石块和木棒武装起来,修建街垒,挺身与军队作战。

(3) 工人运动是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领导的。他们控制了刚卷入革命斗争的工人们的自发倾向。这种情况在奥布哈夫防卫战时就发生过。当时许多工人提出了捣毁合作社和警察所的计划。但是,一部分觉悟工人说服了工人群众,使他们相信了继续采用街垒战形式进行斗争是适宜的。

最后,(4)力图巩固有组织的斗争形式,即选举全权代表,舆布哈夫工厂就曾这样做过。

所有这些都证明,自发工人运动成了自觉的工人运动,因为这一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力图推翻专制制度,以便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扫淸道路。

在谈到自发运动转变为自觉运动时,必须强调指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经济斗争本身并不能把无产阶级引上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宽广大道。用列宁的名言来说, 经济斗争始终是如同奴隶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斗争,而不是消灭奴隶制度本身的斗争。列宁强调这样一个思想,即经济斗争本身是某种孤独自在的东西,并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气息。固然,从反对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一资本主义内部所固有的趋势的观点来看,经济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它只是阻碍这一趋势, 而不是消灭这一趋势。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提出并解决了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的问题。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和建成共产主义。为建立民主制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只是扫淸道路,只是“为保证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因此,卷入运动的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只限于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如果不和政治斗争溶合,就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经济压迫。这一方针就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事活动的基础。

列宁在发展和加深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一原理时,科学地证明,政治优先于经济。这种说法是同政治最终决定于物质生产条件、政治和经济有着紧密联系的说法丝毫不相矛盾的.。政治是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意义上解决经济任务。它不能在经济之外, 即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脱离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及其前提而发展。某一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它对其他阶级的政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决定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决定它对专制国家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

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得出结论说,政治橾纵经济。政治在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中,在实现社会的迫切经济任务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与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特别有关。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根本的政治改造才能取得自身的经济解放。

“经济派”却抱着另一种方针。他们除了政治最终决定于经济这—点外什么也不了解。“经济派”不了解作为物质基础结果的思想对物质基础的反作用,无疑地,他们也就不能正确解决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也不能正确解决经济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经 济的鼓动与揭露形式和政治的鼓动与揭露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把经济的形式提到首要地位,而把政治的形式置于脑后。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是在于不会正确解决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经济派”在帮助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时,不向他们说明政治任务,说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这种倾向就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停留在防御斗争上,而对无产阶级毫无帮助。但是,无进攻的防御就是保存奴隶地位。凡是真正坚定不移地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坚不可摧的基石上的人,想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人,他就不能不从防御转入进攻。而进攻只有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已成为现实时才能实现。“斗争协会”由于实现了这一结合,于是就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引导了工人阶级向自己的压迫者进攻。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使从事自发罢工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与政权发生冲突,他们亲身尝试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这就推动他们要把经济斗争扩大为政治斗争。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如果做不到影响国家大事,它就不能进行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列宁在分析1895—1896年的罢工结果时向工人们说明:正是这一斗争才使政府颁布新的工厂法、制定限制罚款的条例。而1896年的罢工则迫使政府召集工厂的高级监督来讨论缩短工作日的问题,70—80年代的自发运动也是如此,它使沙皇政府于1887年6月3 日颁布一项法律,这一法律取消了原来无限制的“劳动自由”,即对工 人的无限制的剥削。这些自发罢工都有政治结果。而群众根据经验也已确信,政府只是在工人运动发展成为对政府表示政治上愤概时才作让步。

列宁从他最初的活动时起就与过高和过低估计经济斗争的现象作斗争。“经济派”过高估计了这种斗争形式,使它脱离政治斗争,鼓吹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和不依赖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鼓吹工人运动脱离革命知识分子,不要把政治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此外,还有另一种危险,即忽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列宁不得不强调指出,经济斗争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有着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借助于经济要求,这些阶层就可以被吸引到反对剥削者斗争的总的运动中来。

列宁认为这两种形式是统一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既表现在斗争的开始,也表现在斗争的以后各阶段上。因为罢工工人所提出的经济要求一方面是把新的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卷入运动的新的力量在政治上觉醒和动作起来,使运动汇合和扩大,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而这种联系,列宁强调指出,是在一切时候都存在的,没有这种联系,“就不能有真正伟大的并实现着伟大目的的运动”。

经济斗争之转变为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过程究竟怎样呢?90年代前5年的罢工运动的特点是罢工工人提出了纯粹的经济要求:增加工资、取消非法罚款、抗议降低工资。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活动时期,要求中也保留着经济性质,但这些要求的提法是要引导群众确信:没有政治要求,工人是得不到经济改善的。在各种传单的开场白中所强调的思想只是:工厂主和政府互相支持,政府颁布有利于资本家的法律,工厂中的一切秩序都是由政府规定的,等等。

当彼得堡城的波列工厂降低工资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向自己的同志们解释说:

“工资是由政府官员即工厂的监督批准的。这就是说,如果工人们挨饿,政府认为是合法的。当我们饿得忍无可忍而采取罢工这一对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唯一手段来要求改善本身生活时,他们就开除我们,把我们投入监狱,把我们流放。看来,他们是决心要把我们活吃, 如果他们忘记了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没有别人能创造一切财富的话。如果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使我们做主人的奴隶,为了保障他们的掠夺和下贱行为,那末,这些法律就完蛋吧。我们要争得的是事实上的确对我们有利的法律。”

当军港司令海军中将维尔霍夫斯基在“新海军大厦”发布每月发薪一次的命令时,觉悟工人就利用这一具体事例说明,沙皇政府的法律不是为资本家颁布的,因为资本家并不执行法律。而工业条令第97 条曾明文规定:“在雇佣工人并无一定期限时,每月发薪不得少于两次。”因此,当时除了要求每月发薪两次外,还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

“首长违法,无所谓;一旦工人要求维护自己权利,就被称为:‘闹事’、‘骚动’。当工人们还没有学会要求执行法律时,军港首长怎能遵守对工人有利的法律呢?当我们还没有学会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当我们还不能团结一致、齐心行动、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时, 法律始终只是一纸空文。”

资本家常常对罢工工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养活你,你要感谢我。”

不觉悟的工人信以为真。社会民主主义者向他们说明: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厂主压榨他们精力,一旦压榨完了、折磨完了,就把他们当作废物抛到街头。

1896年12月,俄美橡胶工场的行政当局决定“根据某些工人的请求”呈献给尼古拉二世一个盘子。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向工人提出了许多充满愤怒的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谁颁布了反对我们的、有利于工厂主的法律?沙皇政府站在哪一边?谁解散了工人的和平集会?谁把我们投入监狱,把我们遣回原籍,流放到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把特务和警察拨给工厂主指挥,用‘爱基督’的正教军队的枪弹和刺刀来反对我们。夏季罢工时被带走的几十个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吗?结果工厂不是空了吗?(要知道我们的工厂过去终是平静无事的)。深更半夜被人从床上抓走的不是我们的妻子、姊妹和兄弟吗?沙皇政府这一帮大臣,他们是沙皇安插的,是奉沙皇之命行事的。至于沙皇本人,难道在雅罗斯拉夫罢工时没有感谢过兵士的‘坚决行为’吗?而这种‘坚决行为’也就是兵士对我们工人的枪杀,枪杀的原因只是由于这些人不愿意挨饿而要求增加工资。”

可见,在说明经济要求时,总是在经济要求方面提出迫切的问题,但是,“打倒专制制度”这一口号却始终没有提出来。这是一个从经济要求过渡到政治要求的准备时期。这一准备工作是通过传单、宣传品、工人会议和马克思主义小组进行的,必须使群众相信:经济斗 争是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

以后,在90年代末的时期中,本应过渡到除提出经济要求外还应该提出政治要求。但由于那些力图使工人运动局限于工联主义范围内的“经济派”的活动,而没有提出。“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只要依靠经济斗争这一手段就能达到最终目的。这一个虚伪的结论,“经济派”是在自发运动的威势下得出的。90年代后5年的特点是工业髙涨。当时大量需要劳动力,于是,罢工斗争取得很大胜利。1890—1894年这5年彼得堡举行了 12次罢工,而1895—1899年间却举行了109次罢工。罢工运动的这样迅速高涨,就产生了“经济主义”,并使它冲昏头脑。 某些工人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得出结论,认为罢工运动是改善工人生活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手段。

“经济派”的活动阻碍了经济斗争之转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进程。

虽有“经济派”的种种阻碍,但是,“斗争协会”所提出的政治要求的思想在先进的、觉悟的工人阶层中继续存在并得到了发展。

斯巴斯克和彼得罗夫斯克两纺织工厂工人的罢工(1898年12月)提出了罢工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要求。

20世纪初的罢工,特别由于“火星报”的活动,迅速转为政治罢工。在群众的意识中,运动的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工人的注意力主要是在消灭专制制度。最主要的要求是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打倒专制制度!”。

有一份传单是这样描写向政治罢工的这种过渡的:

“社会主义者赋予罢工以政治性质吗?其实,政府本身早在任何社会主义者之前就采取了一切手段赋予罢工以政治性质。把和平工人当作犯人抓起来的不是政府吗?逮捕和流放工人的不是它吗?到处派遣密探和奸细的不是它吗?碰到谁就抓谁的不是它吗?答应帮助工厂主、使他们不让步的不是它吗?迫害那些只是为罢工工人捐款的工人的不是它吗?政府本身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向工人说明:工人同工厂主的战争必将成为同政府的战争。”

传单在指出政府帮助资本家时,向工人说道:“只要沙皇政府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也将始终存在。”

罗斯托夫、巴统的示威,南俄总罢工都是在“打倒专制制度!”这一口号下进行的。3月9日巴统的这种示威证明了工人运动具有政治性质,因为这次示威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要求,并不是预定在传统的革命五一节那天举行的。它的锋芒是反对沙皇政权和资本家。

经济斗争形式转为政治斗争形式的过程就是这样。只是由于经济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相结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列宁领导下才得以在短时间内把自发的工人运动纳入与社会主义自觉运动的轨道,引导它向社会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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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只要有一个年轻人懂我,我就没有徒劳…-激流网(来源:列宁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斗争。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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