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今天,娱乐明星随便放个“屁”都能上微博热搜的时代,一位患职业病的工友即使拿自己危在旦夕生命作为新闻却也未能在微博上引来关注,进而获得救助。数次的努力,@V、央视新闻等关注者众多的媒体,应者寥寥,引来的转发也只能以个位数来记。微博不行换微信,微信不行改轻松筹,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位年轻工友的绝望以及病情的加重,并最终离开了人世。今天保马推送的郭春林老师《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伤工友在新媒体时代的遭遇》正为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作者看来,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虽然带某种公共性,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阶层的隔绝,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而且使各阶层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诉求,然而这种公共性本身不仅是被制造的,而已经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因此新闻上墙与否,能否引起最大的关注,并不在于这条新闻的真实性,而在于新闻本身是否带能够带来更多的流量,并因此够换来更多的广告业务。与此同时,微博、微信不仅未能将阶层之间交流的壁垒打破,而且时时刻刻再生产着壁垒,并进一步加速阶层的固化。

我不认识这位工伤工友胡凤超,但我“认识”他得的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极其凶险,一旦遭遇,基本上难逃魔爪。一年多前去世的建筑工人老贾得的也是这个病(详见拙作《薄奠》)。胡凤超从6月初确诊复发以来,一直在医院里期待着,等待着。期盼,甚至乞求着社会的关注;等待奇迹的出现,但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还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死神的君临,甚至是惠顾、召见之时,就是他的痛苦解脱的时刻,也是他年逾古稀的父亲解放之日,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摆脱痛苦的时辰到来之时,更是他债务的终结时刻。

这一刻终于来了。小叶告诉我,723日下午4点多,胡凤超走了,一个年仅32岁的生命在病痛中走完了他全部的人生。

胡凤超的故事就是小叶告诉我的。小叶在苏州一个城中村的公益机构工作,主要为工伤工友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75日,他给我发来一篇待推送的文章《新工人患职业性苯中毒,网上求助……》,征求我的意见,大概也是希望我广为传播,以此获得一点捐助,为文章中的苯中毒职业病患者胡凤超减轻一点负担。第二天文章发表了,截止到726日,阅读/点击量共计462,一共获得打赏金438元(其中有我的200,小叶说太多了,倒不是真的嫌多,大概还是觉得我与胡凤超素昧平生,再说也不是正式的募捐),小叶给胡凤超妻子汇去500元。然而,这一点点钱相对于胡凤超每天过万元的医疗费,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

据小叶从胡凤超的妻子那里得到的消息(通过微信),胡凤超那时候虽然仍在医院中接受治疗,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在衰竭中,连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胡凤超得的不仅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而且是这个类型中最凶恶的“重型再障”。2012年经大连市医院鉴定为职业病。而这一次是复发,比第一次更严重。

今年66日,胡凤超在微博上发出“坚强的活着”的博文,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病情和生活状况,并通过@的方式向社会求助(详见新浪微博“职业病人胡凤超”的微博)。之后,治疗中的胡凤超一直通过发微博,@名人和媒体,以及相关机构,希望有人伸出援手。后来的一个多月里,据笔者与胡凤超微博私信,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更没有任何一个名人联系过他。

但就在胡凤超辞世前几天,突然有两三家媒体相继报道了胡凤超的事情。先是719日腾讯新闻的“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编发了题为“鞍山帅气小伙罕见血液病想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文章。该报道在腾讯新闻截止到727日有98条评论,绝大多数都是网友们鼓励的话。翌日,《辽沈晚报》数字报发表题为“结婚两个月旧病复发他决定捐献全身器官和遗体”的报道,“鞍钢郭明义”公众号同日推送该报道,次日《辽沈晚报》推送同题微信。722日,《辽沈晚报》及腾讯新闻-聊沈客户端和东北新闻网发表胡凤超签订捐献遗体和器官的证书话题的报道和后续报道,腾讯新闻和《辽沈晚报》的标题是“病重小伙登记捐遗:这下心里踏实了”,东北新闻网的标题不过是将“捐遗”的缩写补齐为“捐献遗体和器官”。三则报道均无法查看阅读量。

据《辽沈晚报》报道,这一次是胡凤超主动打电话给媒体。实际上,胡凤超早在68日的微博上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愿,并@主流媒体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者联盟”的官方微博,然而,仅有6人次转发,且均为个人。而自他6日发布复发的微博,一直到723日停止呼吸,共发布微博近四十条,转发量合计148人次。这个数字,放在新浪微博3.4亿月活跃用户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他置顶的76日的“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职业病工人的故事”也只有31人次的转发量。

还有一件与新媒体有关的事情是,64日,已经在大连市解放军210医院就诊的胡凤超在“轻松筹”发起募捐活动,署名是“一个职业病人在死亡线上的最后一次呼喊”。活动募集目标20万元,用于骨髓移植,差不多一个月后,该项目结束,共有554人参与捐款,募得19130元,完成率9%

从胡凤超的微博中,我们大抵可以知道这样一些信息。

胡凤超,19851月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西佛古家村,父亲胡玉香,今年71岁了,母亲已于2001年病故。因家贫,四兄弟中最小的胡玉香一直未能娶妻,直到80年代初,人贩子将已经在四川成家的胡凤超母亲骗卖到胡家,已经三十多岁的胡玉香才终于成了家,也才有了胡凤超。但据凤超说,被拐卖后母亲并没有多少反抗,而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很健康,之后又患糖尿病,生活的艰辛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使她早早地就撒手人寰,留给已经渐入老境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因治病欠下的大笔债务。为了养家,为了给母亲治病,年幼的胡凤超不得不在初中阶段就辍学打工,承担起沉重的生活重担。母亲去世后,胡凤超和父亲相依为命,辛辛苦苦,奋斗五年后,终于还清了欠债,他开始为他自己和父亲的养老而努力工作。20103月,他经朋友介绍,到辽宁省大连市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中日合资企业)工作。他被分配在涂装课,“就是把塑料零部件喷涂几层油漆,变成成品的零部件”(2017.6.28)。也正是这个涂料使胡凤超苯中毒,成为又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但初中都没有毕业的胡凤超并不知道涂料中含有在不久的将来致他于死地的苯这个超强杀手,当然,他也没有被告知,还是当然,工厂在环境检测中同样是达标的,否则胡凤超就不可能因此而中毒。他说:“松下给我们做了15天的入场前培训,我表现的(得)特别好(,)所以分到了一个特殊的岗位——涂装课,班长和我们聊天时说这个课活多、工资高,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个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也没有人和我说过这样的工作对身体有什么害处。只知道工资高多赚点钱好回老家娶媳妇孝顺老爸。”(2013.10.10)经历过贫困的人,我相信都应该完全理解胡凤超当时的选择。但要紧的是,按照胡凤超的叙述,去涂装课,竟然被企业管理者当做一种奖励,然而,胡凤超为这个奖励,为这个高工资付出的代价是他的生命。

但工厂显然是知道这一切的。华录松下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安排一次体检。第一年检查,胡凤超没事,第二年年底体检,胡凤超就被查出“三系减少”,建议到血液专科进一步检查。经大连医大二院骨髓穿刺,确诊为再障。大连医大二院的三个月治疗均告无效,胡凤超通过微博认识了天津义工联盟的志愿者,经他们介绍,征得公司同意后,胡凤超转院到天津的血液病研究院治疗,公司一次性给付30万元医疗费。于是,住院治疗,服药,再检查,终于在20137月,血象指标基本正常,同意出院。但仍然必须继续服药,且要持续三年,每年骨穿复查。至201610月停药,期间医药费均由原工作单位承担,且一直享受职业病的工伤保险等社保待遇。已过花甲之年的父亲自然是始终陪护在侧,他是唯一的亲人,而这令过早尝尽了生计之艰难的胡凤超心中愧疚不已。

201611月,胡凤超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在见面的第一天,他就毫无隐瞒地告诉了她自己的病史,但她并没有离他而去,善良的她希望自己能够补偿他未能获得满足的母爱。两人于20175月登记结婚,并商定了办酒席的时间。然而,不久后,胡凤超发现身上生出红色的血点,于是再度住院,并被确诊为再障复发,并伴有肺部严重感染等并发症。

对死亡的恐惧,对尚未开始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和对老父亲的担忧,使他焦虑、不安,他一次次地用几乎是他唯一的渠道,在微博上@央视新闻、CCTV等着我及该栏目组主持人,以及辽宁的地方媒体,还有一些他喜欢的热心公益的演员,及他知道的一些公益机构。但这一次,他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媒体方式和媒体环境的变化,更直接地说,就是在普通人的日常交往和社会交往中,微信取代了微博,成为使用最多的媒体形式。

2013年底,基本恢复了的胡凤超准备去职业病防治中心交报告,进行职业病诊断。他在微博上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骨髓增生还是极度低下,造血细胞缺乏医生说如果不能坚持吃药还是有可能脱不开输血的可能。”(2013.12.1)但从他的文字和使用的表情图,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已经不再是治疗时期常常表露出的焦虑、悲观和对父亲的愧疚,甚至,即使是这样的时候,他还会在微博上开导、安慰、鼓励那些陷入困顿中的人们(2013.3.23),在感恩节的时候,他会向关心他的人、向社会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也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会有爱的”(2013.2.22),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生活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而素未谋面的热心网友和公益机构及其志愿者也确实给予他关怀和照顾,有网友看到他发的父亲给他泡方便面的帖子和照片时,会热情地说:“等你来天津了,给你带好吃的。不让你天天吃泡面。”(2013.2.21)然而,四年后的胡凤超已经不可能在微博上遭遇这样善良而热心的陌生人,因为媒体的环境已经彻底改变。

2013年正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年,在整体高速发展的状况中,微信明显高于微博。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即时通信在整体网民中的覆盖率达到了86.9%,其中微信覆盖率为61.9%;社交网站(包括QQ空间)覆盖率为60.7%;微博覆盖率为55.4%。”当时的移动互联网还被称为“即时通信”。据统计,“网民在微信上使用较多的内容分别为文字聊天、语音聊天”,“从社交关系的强弱来看,微信的联系人更倾向于强关系,其次为社交网站,最后为微博。……微博的弱关系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学等强关系联系人出现比例远低于微信和社交网站,而明星、陌生人等极弱关系联系人出现的比例又较高。”而根据2014年初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的整体状况是,“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调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中国网民规模增长空间有限,手机上网依然是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

胡凤超就是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个,微博显示他那时使用的是华为荣耀。这里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正是上文所说的“普通人的日常交往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强弱变化。也就是说,虽然,微信的覆盖率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微博,但其主要功能则是既有朋友圈的交流、沟通(参看图一),微博所具有的公共性明显是微信所不及的,即使这一公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运营的资本化原则及其所属企业的私有化属性,可它毕竟提供了一个远大于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固化所带来的限制。我绝不是要美化、夸大微博这一新媒体对愈益严重的阶级分化所具有的消解作用,更不是要将微博这一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的私有化的新媒体看成政治解放和民主化的舆论空间,但胡凤超在2013年通过微博的发布、传播而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证明了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社交新媒体毕竟为社会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公共空间,也为需要救助的原子化的个人或家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渠道。实际上,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国家/政府的基层组织(农村的村委会和城市的居委会以及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单位)有相当一部分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它们多半已经被自上而下的体制化的力量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所瓦解。对即使有一般社会保障的新工人个人或家庭来说,常常在遭遇灾难的时候,依靠既有的家庭关系也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只能向社会求助,而其手段也只能是新媒体。这其实也是这些年广泛得到使用的众筹形式普及的重要原因。

郭春林 | 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伤工友在新媒体时代的遭遇-激流网来自网络

2016年底,“网民规模达7.3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5.1%,增速连续三年超过10%”,“移动互联网与线下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并推动消费模式向资源共享化、设备智能化和场景多元化发展。”(《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一句“线下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已经颇为充分地说明了经济联系是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功能,然而,人与人之间并不只有经济联系,但资本和由资本支持的技术却将经济联系作为技术开发的主要目标,而将传播的本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意义的传播和符号的交换——弃之一旁。正因为此,新浪微博才能在社交领域的重要性被微信取代后,成功通过彻底商品化的方式实现扭亏为盈。2017年新浪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博的月活跃用户数(MAUs)从20163月的2.61亿增长至20173月的3.40亿,同比增长30%。微博月活跃用户数中91%为移动端用户。……广告业务毛利率的上升主要得益于微博广告客户的旺盛广告需求,以及微博和门户业务成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微博可以通过支付宝等付费方式进行推广无疑就是其广告收入的重要来源。微博在今天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三四年前的表达和传播的功能。胡凤超在微博上的求助如泥牛入海也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个结果造成了胡凤超的死。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胡凤超生命最后的四十七天里的新媒体“生活”吧。虽然这很残酷,但今天的人心已经足够硬,硬到足以不被一般的残酷影响食欲、性欲、物欲和权力欲,甚至从消费的角度来说,更强烈的残酷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抵抗力和窥视欲。

66号,胡凤超继2013年基本治愈再障后因复发再次发微博向社会伸出求助之手。这一天他发了两条微博,一条就是上文所说的“坚强的活着”,另一条是转发“大连骨髓移植-BMT”发布的关于郭明义爱心团队“联手‘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募集资金,捐助重症血液病女孩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微博,他@了“鞍钢郭明义”。而第一条,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病史和复发的现状,但这次没有提及父亲,而是叙述了他的爱情成果,并特别添加了五张他与新婚妻子亲昵、幸福的照片。最后说:“希望今天看到这篇微博的请您转发留言,我需要骨髓移植,我想活着!@半岛纪永江  @大连晚报热线84323110  @大连说  @新闻大连  跪求各位媒体能了解我的事情。”

68号的微博见下图二:

郭春林 | 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伤工友在新媒体时代的遭遇-激流网胡凤超的微博

我之所以特别将这条微博截图,既是为了证明微博实际上已经成为商业广告的主要形式,对很多设立了官方微博的媒体、机构以及其中的个人来说,微博已经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甚至就是聋子的耳朵,只是一个摆设,有些虽然还在进行日常的更新,但基本是形式主义化的。也就是说,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概念基本丧失了,此其一;其二,如果上述结论有误,另一种可能是胡凤超这样的信息对这些媒体和机构而言,已经没有价值,因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起,即使是捐献遗体和器官,而这也是最可怕的;第三,这也证明了后来报道该事件的《辽沈晚报》所言不虚。而他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打电话主动约请媒体,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没有等到主动联系他的媒体,也许他已经预感到时日不多,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紧紧地抓住了他,对曾经给予他关怀的社会的感激和对老父亲即将面对的孤苦的歉疚、不安、焦虑激烈地撞击着他其实已经不堪一击的脆弱的心理。我难以想象32岁的胡凤超躺在病床上的内心世界是怎样一种激烈的纠缠,我也难以想象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如何承受这样的冲击,我更无法想象他独自面对死亡的每一分钟里所忍受的煎熬,最让人心碎的是,始终陪在他身边的年逾古稀的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步步地走向死神的怀抱,他毫无办法,除了哭泣。看着这几行泣血的字,一种痛彻心扉的沉重久久不去。

69号他给梨视频发布的陌生司机和警察护送迟到的高考考生赴考场的视频点赞,该视频有2544次转发,3809条评论,27603个赞。但胡凤超前一天发布的微博,一个还年轻的生命,还没有被宣判死亡就打算将遗体和器官捐献出来的生命的呼号,却只有6次转发,7条评论和一个赞。生命的不平等就这样触目惊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今天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环境。个人的信息在资本强有力推动下所生产出来的信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无足轻重,除非它包含了媒体产业感兴趣的内容。

随后的几天胡凤超没有微博,大概是高烧不退,无力想和写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去找可能为他提供帮助的单位了吧。12日,他发布了一个比较长的微博,题目是“我的打工遭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打工经历,包括家庭情况,患病原因、治疗经过,以及目前的处境。他提到了单位领导和大连市总工会,说都没有办法,“现在我躺在医院病床上也不知道向哪里求助了,希望有关部门看到!”“希望看到的网友朋友们转发”。随后他将这条微博发了五次,每次都@不同的媒体、媒体人或演员,大概还有他的微博好友。这一次的转发量42次,也是最多的一次,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联系他。

613日早晨,他将昨天的微博又以@不同单位和个人的方式发了两次,零转发。晚上八点多,不灰心的胡凤超对之前的博文略作修改,将题目改为“我的遭遇”,去掉了也许在一些人的眼里含有低贱意味的“打工”二字。开头部分加了“(尊:按原文漏字)敬的各级领导、媒体朋友、社会各界爱心人”,结尾部分是:“因为这个是职业病,我希望单位能够再次帮我一回,救我一命。但是我和单位领导沟通没有任何效果,大连市总工会也没有办法,现在我躺在医院病床上也不知道向哪里求助了!只能在我现在稍微还有一丝丝体力的情况下发微博求助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士!!!希望各界的好心人能够帮我一把!为了老家只剩下我一个亲人的老父亲,为了我那个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我想努力的活着!”如今商业营销模式都是P2PO2O,点对点了,幼稚的胡凤超还使用着几十年来的官方语言,说什么“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爱心人”,除了几个网友的转发外,依旧是石沉大海,杳然无声。

14日,胡凤超发了一段躺在病床上的视频。他在尝试其他的方法。

次日,他以转发“央视新闻”正在直播的节目“走丝绸之路,到奥林匹亚”的方式继续向仿佛如无物之阵的社会求助。

五天后的上午九点多,继续转发“我的遭遇”,这一次他@的都是北京的单位:“北京发布”、“北京青联”、“北京站官方微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文明北京”。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以“爱心接力大爱京城”为题,稍微修改了之前的博文,继续他无望的求救,但他不绝望,他说:“您的每一次一(按:原文如此)转发都会给我带来生的希望,帮帮我和爸爸吧相信这个社会是充满正能量的”。他除了相信,还能怎么办?这一次的图片是他苍白的病容和被高烧汗湿的衣服和褥子,布满血点的双脚,还有他坐着睡着了的父亲。

四天后他不得不再次向2013年曾经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天津义工联盟”求助,希望能够再去天津治疗。这一天他还为上海《新闻晨报》报道的“张继科圆血癌少年梦”的微博点赞。

626日,他竟然发了九条微博,是这次再障复发以来发布最多的一天。文字基本上还是之前发的那些,照片除了重新组合一下,新添两张插着输氧管躺在病床上的。依然是苍白的脸和无力然而渴望的眼神,看着手机摄像头,看着空洞的世界。那样的眼神令人无法直视。

627日,两条微博,加一个点赞,一位大连的、使用iphone6s plus的网友转发了他的帖子,并且写了“加油挺住”四个字。我不知道,胡凤超看到有人转发的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也许每一次转发对他来说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每一根稻草最终都断了,希望在一点点地消逝。翌日,他发了两则微博。其中有一则@CCTV等着我以及两位主持人,但他在倪萍的名字后面加了“妈妈”,在舒冬的名字后面加了“哥哥”,并且说,“求关注一下现在高烧不退肺部感染病情非常严重,求您帮我找到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在胡凤超所有关于他母亲的叙述中,似乎并没有这么一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也许真有,也许真没有。但我判断应该是没有。那么他就是胡凤超杜撰出来的,说到底,是一个策略,是为了与CCTV“等着我”栏目的内容呼应,为了引起主持人或栏目组相关人员的注意。这一回,再次落空了,他的计策再次失败了。如果说这是个小小的伎俩,那也是一个已经在死神的注视下挣扎了二十多天的年轻人不屈从命运的唯一手段。他已经无计可施,他只能虚构这样的故事,竭力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有关注和救助才能使希望之火再次燃烧,使处在生命悬崖上的他回到安全之地。

29日,除了他以网页链接的形式公布了轻松筹项目的结束情况外,还有一条被删除的微博,不知道被删的是什么。

一个星期后的76日,胡凤超再次@很多人,发了一篇长博文。这篇不一样博文正文前面有一段类似编者按的文字,这段文字是小叶前一天晚上写就的。整篇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叶所在机构的公众号推送的那篇文章。但微博没有排版,没有注明编者按,乍一看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叶在编者按中说了,这几年他也很少上微博,几天前偶然登录微博,看到了胡凤超的求助。当然,小叶在这之前就知道胡凤超,也知道他患再障的职业病,但他没有想到竟然又复发了,而且来势汹汹。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于是主动联系了胡凤超,将他的博文略作修改(据小叶说,胡凤超的妻子也参与了修改),加写了按语,在他负责的公众号上推出,并开通了打赏功能,希望能够得到一点资助。小叶在按语的结尾部分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有201.9万人享受工伤待遇(这个数字不包括企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工伤工友),这个数字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工伤一定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胡凤超将这篇博文置顶。虽然有31次的转发量,但并没有改变什么,似乎一切都在按照一个神秘的意志走在既定的轨道上,而胡凤超的轨道就是越来越近地走向死神的怀抱。

79日、10日,胡凤超再次转发6日的博文。14日,博文只有简短的“滚蛋吧肿瘤君滚蛋吧我可能挺不住了以后没有回复可能我真的完蛋了”,而这也是他留在新浪微博上的最后的声音。

今天的时代里,没有人能挺得住。

离世九天前,胡凤超停止了他的微博生活,也许是主动,也许是体力不支。但我宁愿相信是他主动的选择,微博这个新媒体既没有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希望,更没有给他带去一点一滴的实质性的帮助。因为微博早已重新界定了它的功能,新浪公司的老板说:“新浪公司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网络媒体公司。新浪通过门户网站新浪网(SINA.com)、移动门户(SINA.cn)及移动应用提供方手机新浪网(新浪移动应用)和社交媒体微博(Weibo.com)组成的数字媒体网络,帮助广大用户通过电脑和移动设备获得专业媒体和用户自生成的多媒体内容并与友人进行兴趣分享。”(新浪2017年第一季度财报)是的,微博如今只“分享兴趣”,胡凤超却要让人来分享、分担他的痛苦和苦难,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兴趣与商品的距离最近,兴趣也可以并且已经商品化,但苦难很难,真正的苦难也不可能被商品化,而已经完全商品化的微博世界中也就不可能有胡凤超存在的空间。曾经的微博其实已经死亡。

最后,他不得不选择以电话这一相对传统的媒体方式将记者约请到医院。我不知道胡凤超以什么理由说动了记者,又以什么方式把记者请来(必须申明,这里的记者并不指向具体的媒体单位和某位记者,而是作为一个集合名词,一种职业)。自然,媒体记者已经不再通过微博了解信息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同时是不是还包含着这样的可能,在资本和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媒体工业中,在中产和预备中产占绝对主力的媒体人的观念中,一个近三亿人口的新工人群体,无论是工伤,还是职业病,抑或其他的困顿,都早已屡见不鲜,这样的故事,其消费的新闻价值已经极其微小。说白了,就是还有多少报道的意义?信息的交换和传播遵循的是利益和消费主义,只有消费主义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其利益,或者干脆地说就是资本的增殖。而这正是今天媒体产业几乎唯一的运行逻辑,更准确地说,是运营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下,胡凤超的故事,如果没有更吸引眼球的内容,其传播价值无疑微乎其微。但更重要的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并不能彻底取代实体的社会。可以想象,如果胡凤超不主动电话联系媒体,他也不可能在临终前实现他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愿望。

于是,我们看到,腾讯新闻的辽沈客户端在19日发表的新闻,标题“鞍山帅气小伙患罕见血液病想捐献遗体和器官”中就充满了这样吸睛的符号。只有吸睛,才能吸金。一个孤苦无告、病入膏肓、行将赴死的年轻的新工人不存在了,只有帅气,仿佛死神也会因其颜值而放弃原来的计划。“帅气小伙”会引来目光,濒死的“帅气小伙”会引来同情和怜悯,濒死的“帅气小伙”捐献遗体和器官会引来赞美。所有的关注都需要一个“帅气”的前提。“颜值”,这令人无耻地将容颜和身体变成商品的词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谁创造出来的?不幸的是,“颜值”就是新浪老板所说的、可以分享的“兴趣”。更令人愤怒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怎么就成了“罕见”的?是的,我难以克制地愤怒了。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再障,但绝不罕见。更重要的是,胡凤超明明是因为工作原因才患上绝症,而他工作的单位是中日合资的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而报道缺这样轻描淡写地写道:“2010年刚刚过完春节……他来到位于大连市的一家中日合资电子产品企业,从事喷涂工作,这次他想多赚点钱早点娶妻生子,回家孝顺老爸。然而,在这里工作两年时间后,因长期接触苯,胡凤超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他成了一名职业病患者。”我不能不感叹,我们的记者是多么富于职业道德,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将“凶手”的“姓名”隐藏起来,将一个年轻的健康的生命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而患上绝症的过程云淡风轻地滑过去。

郭春林 | 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伤工友在新媒体时代的遭遇-激流网(左:穿着结婚礼服的胡凤超;右:病床上的胡凤超)

该报道被腾讯新闻放置在“社会万象”栏目,“文章标签”就是“罕见病”。但报道只署“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和一串字母的责任编辑,彻底的符号化抽空了编辑的生命属性,他们不过是资本所有也是资本主导的媒体产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更耐人寻味的是,报道原本是胡凤超在718日找到《辽沈晚报》才有的,而《辽沈晚报》的发表却晚于腾讯新闻。20日《辽沈晚报》发表了相对较为完整的版本,并有记者署名(实际上关于胡凤超的所有媒体报道,凡署名的都是这位记者),推测记者也应该是《辽沈晚报》的记者。但为什么是腾讯新闻这一完全商业性的媒体率先发表,并对文章进行了适合自己风格以及他们想象的读者趣味的修改?腾讯新闻与应该属于政府官方的《辽沈晚报》是怎样的合作关系?而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又是怎样的?

很明显,在《辽沈晚报》较为完整的报道中,文字中包含的情感性要高于腾讯新闻。而且,报道最后还诚恳地表达了希望,“如果有志愿者愿意照顾胡凤超几天,给他一些陪伴,请联系辽沈晚报。”之后也确实有好心人去医院探望、安慰。但报道也有比腾讯新闻更糟糕的忽略,这一次,既没有出现职业病这个无比重要的关键词,连苯中毒都没有,也没有出现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一切似乎都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是记者的疏忽,或根本缺乏这一意识,还是报社删除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然而,无论哪一种可能,它都是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真实状况的展示。也正因为缺少这些关键信息,使胡凤超的故事只剩下了廉价的同情,连同他最后的完全而彻底的奉献也被玷污。

郭春林 | 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伤工友在新媒体时代的遭遇-激流网胡凤超的工号牌

我一遍遍地看着胡凤超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留下来的这些无助而坚韧的求告,却也一次次地试图想象他在那些不发微博的时间里是怎样度过的。在那些不多的空白的日子里,他在做什么,又在想什么?但是我想象不了。可越是无法想象,我就越会将他最后的辞世当作时代之恶的结果。

世间并没有笼统、普遍的善恶,今天的时代之善恶同样如此。胡凤超的死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善和恶。

722日,就在胡凤超辞世前一天,腾讯新闻-聊沈客户端发表了题为“重病小伙登记捐遗:这下心里踏实了”的报道,叙述了前一天沈阳红十字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到医院填写申请表,颁发捐遗登记书的过程。梨视频沈阳站也发布了56秒的视频,标题是“他患重病捐遗体父亲倒床大哭”。看着这样的文字和视频,我只想问:胡凤超的心踏实了,我们的心能不能踏实呢?恐怕很难。

胡凤超其实一直在等待,在期盼。从他的文字,还有他早就想好的捐献,我们知道,也许在开始的时候他还幻想着奇迹,能够通过微博,像上一次那样,获得一个组织化的机构的帮助,获得足够支持他完成骨髓移植的昂贵医药费,也因此获得重生,但慢慢地,他不再奢求,但他并没有怨恨任何人,更没有仇恨社会,起码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对夺走了他的生命的企业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情绪。他不再奢求重生的奇迹,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任何期待,起码他期待不是独自面对死亡,期待有人来安慰他年迈的父亲,和他新婚的妻子。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老父亲,对记者,他这样说:“治疗已经没什么希望,我不想再浪费钱,为了给我看病,老父亲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今年要种的青苗也卖了。在我第一次患病时得到过很多好心人帮助,现在我想回报,用我的全部,用尽我生命最后一丝力气回馈社会。”(《结婚两个月旧病复发他决定捐献全身器官和遗体》)看着这样的话,我们能踏实吗?

我不知道胡凤超的后事如何处理,谁来处理,他的工作单位华录松下是否会出现,是否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是否会考虑他父亲的情况,给老人一个较好的安排,让胡凤超泉下有知而得以安息。还有他老家的村政府,是否会给予老人应有的帮助。

从制度层面来说,胡凤超是近三亿新工人中的一员,他比老贾好一点的地方是华录松下承担了第一次的医疗费用,之后则是社保基金承担职业病相应等级的社保支出,然而,在胡凤超复发后,企业完全不闻不问,媒体报道对企业只字不提已经令人发指,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社保的制度性局限造成的,既有的制度根本没有考虑像胡凤超这样的情况应该给予更多的保障和经济上的支持,否则,就只能像胡凤超一样,在求告无门、无望之后,为了不再给家人已经沉重的负担上面再增加无法预计的重担,他只能选择死去。我绝不相信这一点在制度层面实现不了。没有实现不了的制度,要紧的是制定制度的人有没有这个心。但从胡凤超的遭遇,我们看到的只是冷漠的毫无人性的制度。

胡凤超的求告无门同样是时代之恶的症候。个人,特别是像胡凤超这样的新工人,在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中,他就像一叶浮萍,无力主宰。单位不管,村政府不管,总工会不管,唯一的大概就是一点可怜的社保基金。有一个数据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相关数据:“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2.4%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的占28.9%,找本地朋友的占24.7%,找单位领导或同事的占11.7%,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的占6.8%,找社区的占2.3%。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和找本地朋友帮忙的农民工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0.71.11.4个百分点。当权益受损时,进城农民工选择解决途径依次是:36.8%与对方协商解决,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30.1%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比上年下降4.5个百分点;27.2%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比上年提高5.1个百分点。”一大半的新工人之所以有困难了仍然延续着古老的求助渠道,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该找谁,可更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制度的缺失和疏漏,同时,主流又就法律当做救命的稻草扔给了他们。

他曾经得到过社会的帮助,这一次他涌泉相报,将自己全部奉献。但医生说了:“胡凤超的病情比较严重,已经无法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了,目前仅是用药维持生命。”就是说,如果能够及时进行骨髓移植,胡凤超也许就不会死。但资本操控的新媒体堵死了他唯一的生路,他曾经获得帮助的社会,但现在,社会在哪里?社会已死。

他曾经在轻松筹发起众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支付骨髓移植手术费用的9%。“2014 9 月,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轻松筹’作为公司旗下的首要产品,将目标聚焦在公众健康保障领域,各功能板块均与百姓健康保障息息相关。由轻松筹独创的‘大病救助’模式帮助众多病患在第一时间解决了医疗资金等问题。所谓正本清源,为了从源头解决医疗资金问题,轻松筹于 2016 4 月推出了‘轻松互助’业务,其目的在于抱团抵抗大病风险,一人患病,众人均摊救助金。”微信是轻松筹传播的主要渠道。这也就使胡凤超发起的轻松筹只能基本上局限在手机通讯录的范围内。而图一的数据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微信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媒体的压迫性应用”,即因为人际关系的强关系而不得不使用,但真正压迫性的源头实际上是资本生产的技术霸权和资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强大影响力。

微信技术的普及正与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构成了一个相互生产的关系。穷人的亲戚朋友多半还是穷人。胡凤超没有实现的众筹并不是特例,而相反的例子同样也很多,中产阶层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募集到远超过20万的资金。胡凤超的众筹失败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朋友圈的经济条件多半也跟他差不了多少。在这个意义上,必须重新思考媒介技术与阶层固化之间的关系。破除阶层固化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同时也事关技术这一生产力因素,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技术究竟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但结果恰恰是我们遭遇的最糟糕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非常关键的一个是微博、微信、轻松筹等等新媒体的所有制属性。无论是新浪公司,还是腾讯公司,BAT这三个当代中国最普及的新媒体都是私人资本,包括国际资本,虽然是股份制,但并没有改变它私有的属性。表面上看起来,新技术带来了繁荣,但这一繁荣除了消费的繁荣外(包括越来越多的微信公众号,其实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物的极大剩余一样,是作为商品的信息的极度过剩),并没有凝聚成一个有真正活力的社会,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日益封闭、稳定甚至超稳定的阶层/阶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没有流动。在这样的新媒体中,所谓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换,不过是一句美丽却极其恶毒的谎言。胡凤超就死于这个谎言。这样的媒体环境下,胡凤超必死无疑。

传播的本意是要增强沟通和交流,加强信息的流动,使信息无阻碍地流向信息的发布者希望流向的地方,并被接受到,继而作出相应的处理。就如同社会的本意中包含着互助一样,传播最重要的是信息和意义的传播,而不是利益的交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早已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建构的大问题。如果一种新的媒体只是为了利益的交换,只是为了利润的攫取,它是合法的吗?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的只是利益关系,只是为了个人的诉求,它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吗?如果一项制度只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抽象的权利,它还是一项好的制度吗?胡凤超死于这个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难道不是这个时代之恶最有力的证明吗?因此,胡凤超最有意义的奉献不是他捐出了遗体和情感,而是让更多的人思考这些问题,并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微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另一种社交软件和平台所取代,我希望新的技术能够打破微信的封闭性,能够以重建社会的有机联系为目标,而不是参与阶层/阶级固化,阻止流动性,只追求消费的快感和炫耀的虚荣的满足。

胡凤超留在人世间的眼角膜在注视着我们。

 2017.07.28凌晨于上海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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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林 | 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伤工友在新媒体时代的遭遇-激流网(作者:郭春林。来源:保马。责任编辑:卢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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