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下)-激流网

这是鲁迅的一段名言——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这里所提出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命题,其实也是鲁迅倡导的前述“泥土”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在《两地书》里,与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讨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

鲁迅这里批判的,是对“现在”(现实)的两种态度。首先是逃避现在,即制造关于“过去”与“将来”的种种神话,不过是“自欺”:将被美化、理想化的“过去”或“将来”作为逃避现实困苦的精神避难所,远离现实风浪的避风港。从另一面说,也是用“过去”与“将来”扼杀“现在”,鲁迅称之为“现在的屠杀者”.

因此,鲁迅所提倡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就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也就是要正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生活在“现在的地上”的人的生存困境。这样的困境又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生存苦难,这在现在中国人是特别深重的,因此,鲁迅提出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同时,这也是人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鲁迅曾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其实是钉在人的棺材上的三个钉子,是会将人“钉死”的。这就是说,“此在”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是“普遍,永久,完全”的,如果硬要在现实人生去实现这种“普遍,永久,完全”,结果反而会扼杀人的真实的生命。因此,鲁迅要我们正视:此岸世界、“现在”的生命,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并且不可能永久存在。这是生活的常态,人只能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努力与追求,不能一不如意,一看到缺陷、弊端就逃避,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种种“神话”的实现上。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鲁迅否定的是“普遍,完全,永久”的此岸性、当下性,但他并没有否定“普遍,完全,永久”本身,早在20 世纪初,他就提出过“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理想。他实际上是把这种至善至美性作为彼岸世界的终极目标,可以不断趋近,却永远达不到,是作为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存在的。所以不能把鲁迅的“执着现在”理解为没有理想,没有终极关怀,可以说他是怀着对彼岸世界的理想来执着现在的:我们在第八讲中已经谈到,鲁迅早在20 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又把这样的“立人”理想发展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鲁迅才对现实中的黑暗——一切压制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一切剥夺普通民众的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反动势力,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鲁迅在引导青年“执着现在”时,同时要强调,这绝不是“随顺现在”.正视现实的黑暗,绝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黑暗采取容忍的态度,以致“随顺”,被其同化,最终自己也成为黑暗的一个部分;而应该不满,做绝望的反抗,并致力于对现实的改造。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鲁迅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即是要始终把眼光集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立足点;要将“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我们的一切思考,一切奋斗的出发点与归宿。“眼光”放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问题。鲁迅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曾经感叹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恰恰忽略了现实中国社会。还有许多人眼光只是向着外国,或者向着中国古代,也恰恰遗忘了“现在中国”.向外国与中国古代的借鉴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鲁迅早就提出过“拿来主义”的主张,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为了自己的创造。如果把自己的思考、研究,变成外国思想与古代思想(即使是最辉煌的思想)的简单搬弄,而没有现在中国问题意识,缺少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鲁迅一生致力于“现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他之强调“执着现在,执着地上”正是为此;他期待年轻一代也能走上这条道路——一条充满曲折的不归路。

但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学生还处在受教育的人生准备阶段。“如何读书与写作”就是一个大问题。鲁迅也留下了许多宝贵意见。

我们一起来读鲁迅的《读书杂谈》,这是他1927年7 月16 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一篇演讲。既是“杂谈”,涉及面自然会很广,这里想强调几个要点。

鲁迅首先区分了“职业的读书”与“嗜好的读书”,而他主要讨论与提倡的是后者。他强调,这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阅读。他打了一个很独特的比方——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乍一看,鲁迅把如此“神圣”的读书,与人所不耻(至少是上不了“台盘”)的赌博联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仔细一想,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体认,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经典比喻,是道破了读书的真谛的:读书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它的魅力就在“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读书,不仅在读“书”,而在“读”中所达到的“境界”,只要进去了,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因此,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式的阅读:“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随便翻翻”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读闲书”,什么书都读,“开卷有益”就是。“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鲁迅由此而提出“比较的阅读法”:“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我看现在的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所谓“真金”,就是原着,特别是经典作家的原着,一读经典原着,就知道许多所谓“注经”之作是如何荒谬了。

这里已经涉及“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1936年,鲁迅还在一封写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这也是鲁迅的经验之谈。鲁迅是学医出身,转而从文,他的知识结构中体现着一种文、理的交融。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八讲里所说到的那样,他在年轻时候就对文学与科学都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为他以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因此,鲁迅所说读一点课外的书,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可以提高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在《读书杂谈》的结尾,鲁迅对学生们还有两点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读书时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不能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读书的结果如果是使自己变成“书橱”,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如果只是读书,即使能够思索,也还“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关于写作,鲁迅说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所说的几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就曾被毛泽东所引用,作为“反对党八股”的有力武器。我们这里主要读两篇:《无声的中国》与《作文秘诀》。

《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篇演讲。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写作原则。首先是——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这看起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却并不容易。鲁迅说:“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来讲,现代中国人面临着两个强势文化,一是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一是外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消化力与创造力,就很有可能被这两种文化所俘虏,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思维去想问题,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去说话、写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美国人、法国人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处于鲁迅所说的“被描写”的状态,即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权威)来代表自己,用别人的话来描写自己。这样的中国,看似有声,其实是“无声”的。

于是,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所提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写作原则:“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我们在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已有详尽的讨论,就不再多说。需要补充介绍的是《作文秘诀》所说的“白描”的十二字诀——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这不仅是作文的秘诀,更是做人的秘诀:鲁迅的思考最后归结点依然是“立人”。(完)

(作者:钱理群。来源:《鲁迅作品十五讲》之第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