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
从经济整体结构来看，1996年之前，中国经济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商品需求大于商品供给，呈现短缺经济形态。1996年之后，工业品供应逐步由部分产品过剩转变为全部产品过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形成，呈现资本主义特征性的过剩经济形态。
（一）短缺经济时期
1.第一次过热及调整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决定从1985年初缩小指令性经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并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七五计划，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农业方面刨除部分大宗农产品的收购额度之外，其他所有产品均可自由销售；工业方面指令性计划工业品减少；建设方面放宽审批条件；工资方面开始根据企业的效益浮动。体制机制方面，开展承包制、开始拨改贷、财税改革、银行体系改革、信托和保险等金融公司成立。流通体制改革，工业品生活资料大幅放开，开始放开批发体制，逐步放开部分工业产品价格，电风扇、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等，逐步由计划价格变为市场价格。生产资料双轨制形成。
企业工资改革，使得工人工资大幅上涨，总需求膨胀，而实际商品供应不足，于是物价大幅上涨。经济放松，自主权扩大，银行资金大幅流向工业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业企业为套利而盲目扩大再生产，大量建房，非生产性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例由80年代前的21%变为40%,经济结构无法承受，国家被迫追加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投资，导致投资规模膨胀。企业投资冲动大增，大量资金投向短期、收益高的工业项目，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粮食收购价格停滞，国家对农业投资减少，同时工业品价格上涨，化肥等上涨，农民收入开始下降。产业结构失调，重化工业方面，如发电装机、钢材等方面缺口巨大；轻工业方面，由于大量进口国外成套生产线，国内产线闲置。
1985年开始整治，收缩银行贷款，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工资和奖金额度，清理基建类项目，加强外汇管理。1986年提出两年着陆计划，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控制消费总额。这一阶段中央总的方法，是抑制消费、抑制投资。
2.88年再治理
1986年左右，经营承包制进一步扩大，要素市场逐步完善，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市场逐步建成。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到1988年就业人数达到9500万。沿海地区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开始了外向型经济。
1987年左右预算外投资和私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信贷比1985增长45%,全社会投资规模比1985增长43%,而国民收入增长仅32%.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大量货币通过信贷环节流入市场，导致物价猛涨。农业增长缓慢，轻工业增长远高于电力、煤炭、原材料、交通运输的增长，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市场秩序在通胀中紊乱，基于双轨制，套利空间巨大。官倒、私倒、个体户等进行原始积累，工人农民收入停滞，收入差距拉大。中央认为经济中主要问题在于商品供给不足，于是提高是商品收购价格，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开始价格闯关，商品市场价格溢价增多，主要城市和主要工业品和商品出现抢购。银行信用进一步扩张，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1988年9月份，中央开始对经济提出治理整顿。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减少紧缺紧俏商品出口，保证国内供给。减少货币供给，增加存款利息，提高准备金率，缩减贷款。工资增长迅速，即终端需求旺盛，正常情况下会影响中间需求扩大，但是由于信贷被压缩，中间需求被压缩，企业开始高息借贷社会资金，三角债问题严重，开始清理三角债、整顿官倒。部分生活资料生产过剩，对外贸易入超，基于此扩大开放，拓宽外向型经济，90年首次出超。
3.第二次过热及调整
九十年代初，物价基本稳定，生活资料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继而产业结构转向房地产、重化工业部门。国企改革序幕拉开，由深化承包转向产权改革，工人开始大规模下岗。要素市场全面铺开，建立金融、劳动力、房地产、商品、技术和信息等全要素市场。市场价格全面建立，大幅放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加快取消双轨制。为了刺激消费，在重要物品上大幅调整价格，比如教育、医疗、房租、粮油等。
南巡讲话后，各地加大投资，银行货币宽松，投资需求膨胀，进口增长过快，使得外汇流失。地方盲目投资，盲目搞房地产，银行大规模放款，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和经济过热。投资失控，投资结构严重不合理，大量资金流向房市、股市和开发区基建，而且泡沫巨大。农业类的基建投资下降，扩大进口，造成外汇减少，人民币贬值。中央开始源头治理，清理金融机构控制货币总量和贷款规模，控制外汇炒作。同时配套清理房地产、开发区和股市的投机，到1995年，经济着陆。
逐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投资，交通、邮电、能源、原材料、农业水利加大发展。支柱产业阶段性调整，80年代支柱产业是纺织、食品和家电。到90年代需求基本满足，轻纺家电过剩，工业逐步进入重化工阶段。到1996年，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短缺现象已经基本消除，进入过剩经济时期。
（二）过剩经济时期
1.第一次过剩及治理
80年代开始，制造业及其底层的资源型工业成熟，全球性的生产力开始过剩，随着中国投资需求的增大而消减。9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全面的过剩，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到1998年，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1995年104种主要工业品调查中，产能利用率80%以上的只占30%（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50-80%之间的46%,50%以下的24%.1996年工业普查，900种主要工业品，60%的企业生产利用率不到50%.
国企改制进入最后攻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制度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到位，居民收入两级分化，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农产品过剩，粮价走跌，农民收入下降。小企业在过剩经济条件下开始破产，农村和乡镇企业再次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区域经济差距拉大，西部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增速受到影响，净出口出现不稳定。中国经济濒临经济危机的边缘，随后，1998年终结福利分房、2001年加入WTO、淘汰落后产能来缓解危机。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巨大，产业关联度高，辐射冶金、化工、水泥、建筑、建材、金融、水电煤、保险、物业等众多行业。1998-2002,住房产业年均增长20%,城镇住房和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由1978的0.78%增加到7-7.8%之间。2003,房地产被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4,房地产开放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从1998的12.7%上升到18.8%.
加入WTO.入世时，经济总量世界第七，贸易额世界第十。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世界第三，吸引外资在2007年也是世界第三。出口市场全面打开之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消化掉了巨量的轻工业过剩产能。中国资本家的订单迅猛增多，现有的生产规模不能满足海外需求，导致其不断扩大再生产。轻工业发展需要雇佣更多的产业工人，建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机器，这进一步带动了水泥、钢铁等行业的发展。在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也迅速拉动了城市消费的增长。
在房地产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6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的越低，高收入的越高，基尼系数也达到高位。
基于房地产投资和外贸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两个主要的经济逻辑。
居民存款——银行贷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居民买房。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形成银行体系的巨额存款，通过三个渠道，这些存款进入到房地产市场。一、土地开发市场。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投融资平台（即城投公司）。银行将钱贷给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就用这些钱征收土地，并进行土地开发。二、土地买卖市场。政府建设之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买地的钱，大部分也是银行贷款。开发商贷款买地之后，再贷款造房子。三、房地产市场。开发商建好房子后，卖给老百姓。老百姓买房的钱，大部分也是贷款。老百姓用自己的存款，支撑了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终，再自己去贷款，消化不断升值的房屋。这一经济逻辑之中，银行的借贷差收入、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房地产开发商的房产收入，都是基于居民存款。但是随着房价高升，存款逐步消耗，负债模式变成了居民的主体消费模式。而这个逻辑的正常运行，要依托房价的持续上涨。这一逻辑也构成潜在的经济隐患，地产商负债高、地方政府负债高、银行不良贷款高企、居民负债高。这几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导致关联性的债务问题，进而爆发金融危机。
出口——外汇——美国国债——购买中国产品。中国产品出口欧美，尤其是出口到美国，形成外贸顺差，获得大量外汇储备。我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资金回流到美国，支撑美国债市、股市等虚拟经济。美国虚拟经济市场不断膨胀，股市上升、房地产市场上升，美国老百姓财富增加，形成财富效应，刺激美国消费，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20世纪以来的长期外汇缺乏影响着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创汇的主要目的在于完成工业化。千禧年以来，外汇除了在对外贸易中稳定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这个作用外，还起到稳定国内货币发行量的作用，巨额外国国债的持有，稳定着国内M2,进而稳定着国内经济。从出口创汇到出口商品，这一逻辑的主要依托在于国外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外需求的不断膨胀。当国外出现经济问题时，就产生了依托净出口而稳定GDP增长的不稳定定。
2.第二次过剩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范围内出现危机和萧条，中国外向型经济受到极大冲击，2009年1-5月，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4.7%.2008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前几年的10%左右，迅速下降到3.5%,2009年更是下降为-44.8%.轻工业产能过剩波及到重化工行业，全国性的产能过剩造成沿海地区的失业潮，大规模农民工返乡。
2008年前，中国经济保增长的方式有三个，扩大投资、扩大国内消费、过大净出口。随着外部经济的冲击，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坍塌式的下跌，保增长也就只有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两个方法。这样，四万亿应运而生。2009年1月14日至2月25日的40天内，国务院连续召开6次常务会议，相继审议通过率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物流等十项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在四万亿的刺激下，大搞基建，放宽房地产贷款和购房政策，努力挖掘房地产市场，试图以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重化工业需求，进而带动重化工业制造业投资。这样企业在项目周期内增加就业，随之带动消费，整体盘活中国经济。
这一措施短期内加快了投资增速，稳定了消费增长，但是又带来了更加深远的问题。在第一次过剩时期，由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掩盖了重化工业过剩的现状。而四万亿的刺激，短期满足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需求，长期埋下了严重过剩的恶果。四万亿带来的信贷的扩大，使得实际投资在四万亿数倍的规模，这里就造成了政府债务问题、重化工业行业负债率问题、银行债务风险、就业问题等诸多危机隐患。
3.第三次过剩
随着四万亿的结束，GDP由2010年10.6%的高位逐步下行。土地供应减少，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深化。居民的住房需求降低，住房空置严重，库存过高。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土地成交面积逐年下降，涉及影响的冶金、化工、水泥、建筑、建材行业突显过剩。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资金逐步逃离实体经济，转向房地产、金融行业。2014年左右股市增长放快，房地产也企在高位，吸收大量资金，实体经济下滑，2015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随着股市过快的增长，资金的杠杆配置范围扩大，2015年6月26日股市暴跌，中产股民大规模受损。由中产带动的需求放缓，高端生活资料（如苹果手机、汽车、服务产品）受到抑制，相关工厂链条订单下降，所涉及到的轻工业减少就业岗位、部分裁撤倒闭，使得低端生活资料需求放缓，经济链条以负逻辑运行。
国际贸易方面，原油、有色金属、钢铁、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东南亚等资源输出型国家对华贸易进口减少，影响国内出口。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来应该是降低生产资料价格，从而刺激重化工业增长，但是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反而加剧国内钢铁、煤炭等重化工业企业竞争，进一步压低产品出售价格，压低了利润率。如钢铁行业，只有宝钢等少数企业处于盈利的地位，其他绝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产能过剩带来的问题凸显，负债率进一步提升，还款能力下降，银行开始选择性的给予企业所需要的流动性的贷款，钢铁企业开始破产，银行坏账率增加，工人失业增加。
面对全局性的过剩，中央开始新的解决措施。2015年提出供给侧产业结构性改革，2016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2017年提出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是指国民经济中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中，从供给方面入手，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两个一批”（兼并重组一批、关闭破产一批），“三去一补一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南北车重组合并、宝钢和武钢重组合并等，水泥行业错峰生产，重化工业朝着行业垄断方向发展，落后产能的淘汰，伴随着工人下岗。2016年下半年，煤炭、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行业利润提高，但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中间消费低迷，大量产能仍不能完全消化。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内涵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基础建设及开发，如铁路、城市规划建设等中高端产业商品的输出。而这又要依靠沿线国家对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亚五国的经济收入除了依靠能源出口外，在俄务工收入向本国的汇款也构成国家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但随着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国际社会对俄采取大量制裁措施，使得俄国内经济低迷，卢布贬值，直接影响中亚五国的经济。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亚、东南亚等国资源价格下降，货币严重贬值，各国经济遭受打击，也直接影响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承接。
在出口乏力，调产能漫长的情况下，雄安新区建设好像能够比较对口的解决增速问题。
首先，虽然雄安新区在地位上比作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但是，我们要看到深圳、浦东在当时所对应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深圳、浦东的主要建设发展时期是在90年代，前文也提到，90年代初生活资料开始过剩，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千禧年后，中国加入WTO,出口逐步占据经济发展的重要体量，但是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已经一改昔日。所以如果雄安新区的建设要把深圳、浦东作为案例，却不具备深圳浦东当时的出口增长的条件，那就很难取得深圳、上海的地位。而深圳、上海本身也已经由制造业转型为金融服务，这时雄安虽然有京津保的区位优势，但也很难达到深圳、上海的地位。
此外，雄安能够建设发展的条件，在于开办工业企业，而新增工业企业，要么增加产能、要么转移产能。增加产能，就进一步会扩大过剩。而转移产能，也就直接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工业产值和经济增速。
最后，雄安的建设，只是“铁公基”的另一个版本。基于给雄安高度的政治地位，全面的开发建设雄安，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消化产能，用雄安这个新“四万亿”来挽救眼前的经济增速。这时就会面临“四万亿”同样的问题。由于建设的扩张，大搞基建，消化重化工业产能，甚至会进一步扩大重化工业产能。短期内增加投资，扩大消费，能够稳定增速，但长期扩大产能，扩张债务。其后果和“四万亿”一样，增加政府债务问题，加重产能过剩，加大银行债务风险。所以矛盾并没有在解决，而是在积聚。等待着我们的，是更大的危机。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房价问题机制
（一）为什么是房地产
1.商品的生产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
这里的公式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房产商通过自由的货币资本和银行贷款得来的货币资本，通过购买固定资本（厂房、机器、设备和工具等劳动资料等）和流动资本（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将货币资本转为为生产资本。通过劳动过程，添加剩余劳动力，进行房产的建设，将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再通过房产销售，将商品资本转化为新的货币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循环、资本的增值。这个循环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都会导致资本变成废墟。诸如鄂尔多斯之类的鬼城，就是出售环节的中断，没有完成资本的实现。
货币资本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自有资金、房屋的预售款、以地皮或者在建房屋为抵押的贷款或信托机构融资。假设房产公司拥有1亿的自有资金，在开工过程中，他可以借贷融资到9亿，这时他实际能够使用的是10亿的资金。而这个10亿的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并进行资本的实现，假设利润率为10%（扣除借贷利率等其他因素），这时他就能够盈利1亿，虽然表面上看利润率为10%,也不算高，但是其实房产公司只有1亿的自有资金，用1亿撬动了9亿，这时，如果按照自有资金1亿来算，房产公司的利润率就高达100%了。更多情况下，总利润率高于10%,而杠杆率也更高，这就使房地产行业成为一个暴利的行业。
2.商品的流通
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
这里的公式是商品的流通过程。在相对较大的一片地区内，房屋建造的成本大致是一样的，因而房屋的价格大致是一样的，随着交通条件、教育条件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构建，基础设施齐全的地区房价比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高，这里就形成了极差地租。而房价差别的出现，拉开了土地供应的价格，进一步拉开了房价。一二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差别、市中心和郊区房价的差别、学区房和非学区房价格的差别、地铁周边房产和远离地铁房产价格的差别，诸如此类种种，都是级差地租的形式。如北京或普遍的城市，房产建设的起步时期，基础设施也并未完全丰富，房价处于低价状态，房价也没有因为区域差别而形成较大的差别，在这时入手房产，是投资的最佳时期。随着区域基础设施的分化，房价也开始出现分化，一二线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这时从购房者开始入手房产到房产现在的价值，翻了数倍甚至数十倍，购房者出租房屋或是出售房屋，能够实现巨大的利润。因为这个逻辑，住房从原来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变成货币增值的手段了，而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通过买房卖房发家致富。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一个群体，炒房团。2010年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海南，2014年京津冀协同、副首都的保定，今天的“千年大计”的雄安。“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并没有太多现实意义。2017年4月1日，雄安文件的出台，当晚，房价就从4千暴涨到8千。而如果对准深沪的定位，房价在5万之上，相对于8千，还有数倍的空间。那如果没有人去雄安炒房，才是怪事。
（二）房地产与雄安又能影响什么
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都是围绕着房产问题，前者引出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后者引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高于工业利润率，以及房地产对整体经济的带动，房地产成为各国主要的经济支柱。而基于高利润率，大规模的建设以至于过剩，高杠杆率，是普遍的现状。为了去库存，房地产公司、银行、政府放大信贷范围，由最初的优质客户发展到次级客户，而随着次级客户的信贷违约，就使整个还款链条断裂，房价泡沫破碎，经济陷入衰退。
2016年开始提房地产去库存、去杠杆，但是效果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仍然上涨，三四线城市库存消化不足。如果意义重大的强调雄安新区，也就是政策性的哄抬房价，连同土地价格上涨，不利于引入产业。在产业尚不完善，地区经济不足以支撑房价，而房价暴涨，带动房租上涨，直接提高雄安地区生活资料价格，也就是还没有享受到产业投资带来的经济收入增长，却首先面临消费开支增长，无疑会导致人口的贫困化。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困难，而雄安又具有房产投资的潜质，也会加大河北其他地区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压力，进而压迫房地产涉及到的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等债务问题。
房地产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消化当前过剩的产能，但是随着产能的保留甚至是扩张，仍会给未来预埋定时炸弹。
三、总结
从改开以来的经济形势来看，是一次又一次的过剩危机，而政府的手段从最开始的投资、消费、出口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丧失了出口这个手段，在四万亿的强力刺激大，又衍生出了更大规模的过剩和更为严重的债务问题。2015年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疲软，股市坍塌，外资外流，货币政策乏力，只能用所谓“创新”的货币政策来提供流动性，到2016年后期，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世界范围内经济依旧不景气，出口乏力，反而热钱外流，影响国内经济稳定。
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出口和消费低迷，就必须用凯恩斯主义，加大政府投资，通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带动经济。但是债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逐步恶化（抵押品价值下降），紧缩银根，又会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信用风险进一步恶化，债券市场抛售，利率进一步上升，投资下降，资金流出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以致泡沫破灭。一旦出现上述循环，将导致经济崩溃。大量资金从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流出，形成通胀和经济衰退并存的局面。
（作者：赵国庆。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