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多年的恶斗之后,台湾人民对围绕着“统独”、“族群”的蓝绿政治日趋厌恶,“阶级”问题开始重新为许多人关注,台湾只有“蓝绿”没有“左右”的局面将会逐渐改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越来越难以按照之前“统独”、“族群”的传统二元对立方式去动员民众,而不得不开始关注“阶级”与“分配”议题。但是两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只会在在野时策略性地空喊口号,而不可能实质上伤害财团的利益以补贴下层民众。越来越多的劳工将会改变对“蓝”、“绿”的认同而对阶级利益认同,左翼与劳工运动将会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

【激流评论】二·二八与台湾族群对立的阶级根源-激流网    一、台湾族群对立的阶级根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严以来,族群政治、认同政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的主流政治形态。这种政治生态的形成,既与新自由主义冲击下世界政治的大环境有关系,也是在国民党三十年独裁统治下,台湾左翼人士被“灭绝性肃清”,左翼传统中断的结果。这种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族群政治,起着意识形态遮蔽的效果。所有的人以自己所属的族群、以“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政治归属,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在阶级光谱中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人群发生撕裂,而转而去认同、追随自己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对立面。这种只有“蓝绿”而没有”左右”的族群政治的后果,就是大资本通过撕裂族群而把下层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消解了潜在的阶级反抗运动。

台湾的阶级政治由来已久。1895年,清朝政府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台湾人民的反抗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台湾左翼在日据时代的抵抗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运动和社会运动,都受到了左翼的强烈影响。1928年4月,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台共虽然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台湾阶级运动的鼎盛时期。台共成立的“农民组合”,组织了三万到五万农民,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斗争。1929年,台共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合”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台湾左翼的第一波浪潮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下失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派遣台湾籍的党员回台建立组织,成立了台湾省工委。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二·二八事件的头号通缉犯,就是后来逃到大陆的台盟主席谢雪红。在运动期间,谢雪红等共产党员领导台湾人民召开人民会议,攻占警察局和公卖局,成立人民政府和自己的武装,对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二·二八事件也推动了台湾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台共从事件前的不到一百人发展到50年代初的1300多人,“台湾进步的知识份子、市民、工农,民族不分汉族和原住民,语系不分闽、客,省籍不分省内外,在台湾参与了内战双方中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边。”但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介入中国内战,国民党政府得以喘过气来来镇压台湾的共产党力量。在领导人蔡孝乾叛变后,台湾共产党的力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台独”的历史叙事中,“二·二八”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民进党在其选举及执政期间,都大肆渲染、炒作、消费二二八及其受难者,把它渲染为省籍和族群冲突,并把五十年代主要针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编织进这种族群政治的叙事之中。但是从当时的历史史实来看,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尚不存在独立的台独政治,顶多有少数几个产生了台独思想的人,台湾人民当时对祖国仍然有比较高的认同。在台湾左翼人士看来,二·二八事件是一场饱受国民党压榨之苦的台湾民众(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统治的阶级运动,是“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冲突”,是“官民矛盾”,而不是“省籍矛盾”。在二二八事件中,被镇压的不仅有台湾“本省人”,还有很多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外省人”。而50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针对的主要是台共和台湾的主要力量,实际上是国共的阶级内战在台湾的延续,而不是像台独所宣扬的那样,是“外省人”对“本省人”的镇压。

【激流评论】二·二八与台湾族群对立的阶级根源-激流网      事实上,台独意识与台独运动的形成,始于土地改革时期,与台湾士绅地主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日本在进犯台北的时候,就已经有一部分台湾士绅为了能保住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主动向皇军投诚。“九二共识”的制定者辜振甫和“台独教父”辜宽敏的父亲就是在为代表这些士绅替皇军带路的过程中,获得皇军赏识,由此发迹,成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其财富与权势绵延至今。日本侵台之后,一方面对反抗其殖民统治的爱国志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另一方面主要依靠、扶植台湾在台湾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中地主维持其统治。日本人给予这些本土士绅以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把部分产业,如化肥,如橡胶,如制糖交给他们信赖的家族,后期更通过“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培育出了一群效忠天皇的“皇民”。皇民主要分布在日据时代的最大受益者士绅阶层中,这些人后来转化为“台独”的中坚力量,李登辉、彭明敏、辜宽敏等台独“教父”都出身皇民家庭。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由于与台湾地主阶级没有利益联系,所以就推行了其在大陆不敢推行的土地改革,以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推动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改革虽然采用“赎买”的方式,但是付给地主的价钱不及地价的三分之一。这就极大地侵犯了台湾士绅地主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普遍不满。再加上蒋介石政权大部分任用外省人,台湾的立法院、行政院及县市长都以跟着蒋介石来台的“外省人”为主,台湾原有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权益就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些本土地主尤其是台南地主就成为台独的主要支持者。这些地主的子弟很多到海外去留学,成为最早的台独组织的创建者。马英九曾经明确指出“今天我们面对历史事实,必须勇敢地指出,台独思想真正起源于对土地改革的不满。”在最早的海外台独人士当中,处于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和嘉义中学的校友比较多,因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变成了海外台独的主力。所以“台独”表面上是族群问题,但实际上起源于阶级政治。对于台湾的地主士绅来说,他们最重视的不是身份和文化认同,而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曾是台湾反殖民主义领袖的雾峰林家的林献堂,当年因为去大陆访问时说了一句“我终于回到祖国”,回来后被日本流氓当众打耳光羞辱。这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旦阶级利益受到伤害,便放弃了民族意识,成为台独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台湾的部分士绅地主在感情上可以接受与自己毫无文化关联的日本,却无法接受与自己同宗同源的中国,只是自身的利益使然,无关乎文化、身份、族群。很多的台独分子之所以有很强烈的“皇民”情结,主要就是自身的阶级利益在日据时期受到了保护甚至扶植,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则受到了侵犯。

二、 族群政治的兴起与阶级话语的失落

在经过50年代白色恐怖的灭绝性镇压之后,台湾左翼在七十年代又开始重新孕育发展。六十年代,在风靡全球的造反运动和美国的民权、反战等进步运动的冲击下,一些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就开始摆脱美国的霸权意识形态,来重新认识被妖魔化的中国大陆。这些人包括金宝瑜、许登源、陈若曦等,他们组织读书会,学习历史和理论,关注时事和社会主义运动。1970年,在美国留学生群体中间爆发了保钓运动。保钓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留学生受到60年代的全球造反运动和文革理想深刻感召,左派学生迅速掌握了保钓运动的主导权。保钓运动不只是一场爱国保土运动,更是一场海外台湾留学生的左翼启蒙运动。

随后,岛内的左翼运动也开始复兴。1976年,《夏潮》杂志开始创办,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1977年到1978年,在陈映真主导下,台湾社会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强调文学要有社会现实性,文学要关怀下层人民的生活。乡土文学论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催生了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七十年代台湾文学全部是左翼乡土派的天下,左翼思想非常盛行……七十年代知识界几乎全部是左翼思想。”乡土文学运动的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御用文人余光中直斥乡土文学为”工农兵”文学,甚至收集了陈映真文章中引用的马列词句向蒋介石告密。

【激流评论】二·二八与台湾族群对立的阶级根源-激流网      与此同时,伴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和台湾本土资产阶级的形成,党外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党外政治运动,其主要社会基础及支持者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医师、律师、 会计师)等。台籍资本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因而大力支持党外运动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虽然在党外运动中也涉及到了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也有部分新生的左翼参与。但是党外运动一开始,主打的就是“本土论述”而非“阶级意识”,“被压迫已久的台湾人对抗外来的专制政权国民党”,而非“基层百姓联合起来打垮党国金权体制”。在八十年代,台独分子完全掌握了党外运动的领导权,而原先支持乡土文学的左倾知识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动上转向台独,左翼思想在台湾社会趋于边缘化。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就迅速开始炒作族群问题。1989年,民进党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四大族群”问题,并在1991年确立了“台独党纲”。之后新党也紧跟其上,逐渐接受了“族群”对立的思维和动员方式,“泛蓝”和“泛绿”阵营逐渐形成。族群政治便成为台湾的主流政治形态,成为台湾政治斗争中的中心议题。

一般将台湾社会的族群分为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四种。这种四大族群的分类,并不是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族群”划分,多党政治操作的产物,具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在所谓的“四大族群”中,“本省籍”的闽南人大多支持民进党及其联盟(“泛绿”),“本省籍”的客家人和“外省人”则多支持国民党及其联盟(”泛蓝”)。双方看似水火不容,但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民进党在成立之前,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过底层的社会运动,包括工运、农运、环保、反核、人权、妇运等等。新潮流系的一些领导人如邱义仁、陈菊等,曾经和以《夏潮》为中心的“泛左翼”的知识分子一起创办过“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后改名为“台湾劳工阵线”)。虽然民进党早期带有一些“草根”色彩,很多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依靠其对抗资本与权力紧密结合的国民党。但是随着其逐步发展及执政,已经褪去了其早期的“反商”情结,和工商界资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早在80年代末,在一些基层群众参与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民进党政客就不断用“咱们都是台湾人”这样的族群话语来平息对财团的抗议。1993年,立法院表決《全民健康保险法法》劳资负担比例条文的時候,民主进步党新潮流系却以「在场却不投票」方式,与其他党派的立法委員一样放水,删除了许多有利于工人的条款,被劳工团体打入「新国民进党」這個「烂苹果家族」。劳阵秘书长(民进党新潮流系重要成员)简锡階在访谈中也不得不承认:“民进党对工运并不重视。尤其是劳工与资方对抗的若干重要抗争,民进党从未用其旗帜支持。民进党是以中小企业利益为主的政党;从辜汪会谈来说,它受到的压力也是来自资方……劳工政策方面,只站在台独立场来反对引进中国劳工(以免台独主张受大陆人海战术影响),却不反对外劳,因为有中小企业主的压力。”

事实上,在台湾黑金政治的大环境下下,民进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党内外企业、财团的资助和支持。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是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家族,早期经常资助民进党的活动,不少知名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接受过黄信介的资金支持。民进党高雄县黑派余氏家族,经济实力更为雄厚,早期余登发将大批祖产用于从事党外活动。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为台中大地主之后,父亲经营房地产致富,后设立高科技电子公司,吴本人也设立JET日本电台。“独派”重要人物辜宽敏也是日据时代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后代,拥有荣星企业等公司。

在陈水扁执政之后,民进党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政商金脉关系支持网络,以权力网络逐步吸引金脉,再以所吸金脉布线巩固权势,形成“以财养势、聚势敛财”。上从“国政顾问团”,下到各类挺扁企业,“第一家庭”与“总统”亲信与财团的关系非常密切。民进党与台湾大财团关系的密切程度,比起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的资本、财团希望通过对民进党的公开支持,以换取民进党政府开放更多的政策,为资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商机与利益。陈水扁也投桃报李,推出了多项有利于财团的政策法规。原先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民进党迅速改变阶级属性,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激流评论】二·二八与台湾族群对立的阶级根源-激流网      所以,台湾民主化历程看似变化极大,但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以本土认同为基础的新兴右翼集团,成功挑战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老右翼集团,但是台湾的根本性政治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蓝绿双方虽然围绕着统独问题争吵不休,但双方的共同点远大于不同之处。这种以族群来区隔政党和政治派系的方式,遮蔽了真正的社会矛盾,导致台湾不能形成真正独立的劳工政治运动。台湾的工人、农民、底层知识分子围绕在各自所谓的“族群”政党(实际上都是资本的政党),而不能形成反抗资本的独立的左翼运动。台湾左派学者吕正惠评论说:“所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一跟省籍问题比,就全部消失了,这是阶级性的社会运动不能产生的重大原因。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虽然台湾岛内经济景气长期低迷、失业率不断升高,泛绿大票仓南部地区的失业率更高居全台榜首,但对泛绿支持者而言,这一切都是可以谅解的。有失业者说“又不是没过过苦日子”;有知识分子表示,“虽然对民进党也有不满,但在情感上仍无法将票投给外省人”,有农民甚至表示“即使是吃盐水泡饭也要票投陈水扁”。族群政治成功遮蔽了阶级矛盾,对蓝绿双方的支持者而言,不论经济有多坏,自己生活有多艰难,但在族群矛盾面前,一切都可以谅解。

三、 国民党败选与阶级政治的复兴

近几年来,绝大多数台湾人已经意识到,族群问题在台湾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并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重要,无论谁当选,都不可能片面地大幅度改动两岸政策。民进党在执政后,逐渐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独立”梦,陈水扁曾公开承认“台独’是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日益频繁,两岸的政治接触甚至政治协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民进党政客也越来越认识到大陆对于台湾的重要地位,陈菊等民进党政客相继高调访问大陆。党内大佬柯建铭甚至建议“正式冻结’台独党纲’,为民进党两岸政策形塑新时代的世界观与格局。”而马英九执政之后,也公开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方针,提出了“台湾前途由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决定”的“台湾住民自决”主张,实质是维持台湾目前现状不变,“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他们真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台湾社会目前支持“急统”或者“急独”的政治势力都几乎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希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维持现状”。统独的意识形态变成了“谁更能守护台湾利益”、“谁更能处理两岸关系”的“执政”能力问题。

在统独问题开始淡化的同时,台湾社会的经济、民生问题日趋严峻。尤其自2008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台湾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2008年至2013年期间,岛内平均经济增长率仅2.7%,在亚洲“四小龙”中敬陪末座。而且无论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都争先讨好大财团以获取支持,执行一系列“利富”而不是“利贫”的政策,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美化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当局所说的“雨露均沾”,反而是财团化的不断加剧,“租税正义”的消失,失业率和贫富差距都越来越严重。台湾失业率从1990年代初期的1.5%,攀升到2009年的最高峰5.9%,而最富10%人群与最穷10%人群的综合所得差距,从2001年的20.9倍扩大到2009年的28倍,创下台湾历史上新高。从另一个数字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高度增长,但受雇者平均实际薪资也同步增长;在1990年代,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6.3%左右,但受雇者平均实际薪资增长率降到3.8%;到了过去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3.4%,但受雇者平均实际薪资增长率却是负增长。2014年前4个月的平均薪资为53769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155元),为历年同期最高;但扣除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实际薪资为52087元(约合人民币10806元),仍不及1998年52810元(约合人民币10956元)的水平。

据台湾“财税资料中心”统计,以工业与服务业工人每人每月平均经常性薪资而言,从2001年至2010年,十年来仅增加4.89%。而同期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却上涨了9.62%,台湾人均GDP与人均所得却分别增长了28.8%及31.4%,可见十年来台湾工人的实质薪资是下降的。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新鲜人”的月工资在3万元(新台币)以上,现在却降到2.5万元,加上物价上涨,初入职场的大学生收入实际上不升反降。根据台“财政部”统计,台湾最富5%家庭收入同最穷5%家庭收入差距,1998年仅为32倍,2003年增至51倍,2008年升到66倍,2013年突破100倍,屡创历史新高。由于贫富差距数字太大,以至台湾财政部门宣布不再公布这一数据。台”经建会”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中,台湾中产阶级数量消失近90万户,其中超过50万户沦为低收入阶层,远远多于跻身高收入阶层的约30万户。《中国时报》民调显示,约80%受访者认为“台湾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消失,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在这样的背景下,岛内民众对于围绕着“统独”、“族群”议题争吵不休的蓝绿两派恶斗愈发厌恶,而这种厌恶不是因为它们太不一样,而是太一样了。民进党新生代天王蔡英文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她执掌民进党之后,逐渐改变民进党传统的“省籍—族群”的认同动员方式,开始回归到社会分配议题。2008 年5月21日,蔡英文在就任党主席的致辞中强调除了完善就业保险、劳工退休、国民年金等社会安全制度外,还必须让福利网络更加完备,使台湾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防止 M 型社会的恶化。2011年蔡英文在接受采访时痛批马英九,说他不顾劳工权益,却只顾和财团搞好关系:”这几年來所有劳工、农民、上班族,不管是蓝领、白領或粉領,日子都不好過。景氣不好,政府应该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劳工、农民及受薪阶级,但马总统挺的却是大财团、和少数”马友友”集团。”在2010年的五都选举及2012年的总统选举,蔡英文都主打”公平”派,塑造平民对抗金权的形象。在选战主轴上蔡英文主打”下一站,公平正义”,主张消弭社会贫富分化,在具体政策上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弱势人群的照顾主张,如提出加码老农津贴权宜,编列特别预算为青年人租房提供保障等”反贫穷方案”等,全力把蓝绿政党斗争的主轴拉向”增长vs.分配”的结构中,努力把民进党描绘成最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党,把自己打扮成财团统治下的弱势群体的代言者,以对抗”倾中卖台”的”两岸财团”代言人国民党,以致一些媒体惊呼蔡英文是要挑动岛内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民进党台南县党部评议委员颜纯左(台南县副县长),甚至提出了将民进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建议。

国民党则明显缺乏这样敏锐的判断力。2012年总统选举最后一周时国民党曾经连续推出在大陆赚的盆满钵满的工商界大佬为九二共识背书,无视岛内民众对于财团的仇视情绪。在2014年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富士康老总郭台铭更是从北到南比辅选力道不输马英九,甚至与候选人合照成为看板指标,频频站台大开支票。国民党的这种竞选策略,更强化了其两岸财团代言人的形象。对于岛内如今饱受财团侵夺之苦,具有强烈”反商”情结的青年人群体来说,只会起到反作用。再加上连战家族坐拥数百亿的财富,连胜文的出身背景更激起了民众的反弹,给他贴上”权贵”的标签而在网上围剿。而且在此次台北选举中,无论国民党打出的”九二共识”、”经济发展”的两岸牌,还是指出柯文哲是”皇民后裔”、”墨绿台独”的族群牌,都无助于选情的改变甚至起到了反效果。蓝营民众已经被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所深深地伤害,以前是”含血含泪也要投国民党”,现在是”含血,含泪,也绝对不能投国民党”。再加上民众已经对十多年的蓝绿恶斗心生反感,号称”超越蓝绿”的柯文哲自然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国民党大溃败后,对这个问题也开始反思,朱立伦在”脸书”上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时,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说,经济与两岸本来是国民党的优势,但执政六年多来,民众却普遍感受到荷包缩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加上少数台商回台后的恶劣行径,加深了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失灵的市场经济与失能的政治体系导致国民党必须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已在台湾显现”。有鉴于此,朱立伦认为,国民党必须重建核心价值,提出各种符合公平正义的财税制度及法令规章,使财富分配更合理,长期重视经济成长的迷思更应转化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

民进党路线的转变和国民党的反思,表明了随着台湾经济形势的恶化与贫富分化的日益严峻,岛内的族群、统独矛盾开始淡化,阶级问题将会逐渐凸显为岛内的主要政治议题。台湾长期以来只有蓝绿之分、统独之争,缺乏左右路线的局面将会逐渐改变。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民进党资深党员吴子嘉接受采访时认为,蓝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处理好阶级问题,”从陈水扁到马英九,蓝绿都没处理好阶级问题,矛盾累积到现在终于爆发,并让蓝军概括承受”,因而民进党即使2016年上台,若缓解不了阶级矛盾,一样面临被赶下台的风险。而实际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已经和财团资本结成紧密的联盟,不会因为在野时候的花哨的政治承诺而改变。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上台之后都不可能解决”阶级”的问题。在族群问题淡化之后,真正的工人政党就有可能改变现在被蓝绿两党挤压的泡沫化状态,获得一定的政治空间。

四、 台湾左翼与工运的现状

1984年5月1日,以左翼人士为主的夏潮联合会与民进党新潮流系前身党外作家编辑联合会合作组建了”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简称劳支会)”,是台湾战后独立工运团体的萌芽。1987年,夏潮人士退出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组建了台湾第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工党”,很多左翼人士如许登源以、蔡建仁、郑村棋、王耀南、 王介安等都积极参与了建党工作。工党在成立半年后分裂,左翼人士另外组建了劳动党与劳动人权协会。

 劳动党是继承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台湾左翼传统和衣钵的政党,其成员既包括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捕的左翼老政治犯和家人(如陈明忠、林书扬等),也包括1987年解严前后开始到今天一直参与劳工运动的工人及领袖。在创党初期,劳动党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台湾工运。但是90年代末,随着劳工立法逐步完善,台湾劳工运动陷入低潮,劳动党逐步将工作重点调整为反独促统,把实现两岸和解和统一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劳动党号称是台湾最”红”最”统”的政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的政党,被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化身。2009年,台湾劳动党中央委员高伟凯以”工人不大,团结最大”为竞选口号,以4736票当选第17届新竹县县议员,成为该党成立二十年代的一大突破。但是劳动党与中国大陆官方的关系受到了来自左翼内部和劳工阵营内部的质疑和挑战。劳动党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一系列路线和政策,将一些大陆政府采纳的资本主义政策之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或”新经济政策”,如陈明忠先生认为,现阶段中国正在进行的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先让中国富强起来,但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政策推出,但都标示这个党还有理想,还有目标在坚持。”而在保钓运动期间接受左翼思想的一代人,由于深受文革思想的影响,激烈地抨击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路线,认为如今的中国自文革结束后已经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劳动党称之为”官府派”。

【激流评论】二·二八与台湾族群对立的阶级根源-激流网      2014年,劳动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权协会在两岸服贸问题上的态度,引起了其他劳工团体的激烈反对。2014年3月26日,劳权会与其他工会代表在经济部前举行记者会,发表了”尽快结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实服贸协议”的声明。声明发表后,其他劳工组织发表共同声明谴责劳权会沦为了两岸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是”鼓励台湾资本前进中国,再让台湾劳动大众和台资’共同分享’中国工人血汗的言论,是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是最分裂台湾工人与中国工人团结的路线。”由于对服贸问题的支持态度,劳权会被”建议”退出了2014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平台。

除了劳动党控制下的劳动人权协会外,台湾目前的主要劳工组织还有:台湾”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级工会、全国产 业总工会、”台湾劳工阵线”和”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其中台湾总工会是原国民党控制下的体制内官方工会,而全国产业总工会和劳工阵线则和民进党关系密切,具有鲜明的”独”派色彩。”

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是台湾一支超越了”蓝绿”色彩,又在工人中间比较有基础和影响力的激进劳工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92年,起源于1992年基隆客运罢工事件。工委会每年11月12日举行”秋斗”游行,是台湾劳工比较重要的抗议活动。上世纪90年代以以来其每年的游行内容大多是针对某些议题或法案——如反”贱”保、反失业等,提出劳工阶层的诉求。进入新世纪后,他们感受到其生活境况的恶化与执政当局的作为密切相关,因而2002年11月他们首次在失业问题之外,提出执政者应重视劳工”赚不起”、”住不起”、”病不起”、”生不起”、”读不起”及”老不起”的现状。与此相关,这一年的斗争口号是”活不起,反贫穷!工人干谯垃圾政府!”以此为开端,劳工”秋斗”的主题开始指向影响其生存状况的政治因素。2003年工委会策划了”百万废票运动”,号召劳工”唾弃蓝绿烂苹果”,并提出”族群平等,反歧视,建立多元共存社会”、”开征富人税,缩小贫富差距”、”选制改革,催生’以上皆非’选项”、”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弱势族群”、”两岸和谈,就业先谈”和”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等要求,鼓励选民在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投票日投废票,力图改变蓝绿两党主导的族群政治,改变普通劳工对”蓝”、”绿”的认同高于对阶级利益的认同的局面。2004年他们发起”人民老大”参选行动,试图推选出能够代表劳工利益的”立法委员”。2005年秋天针对岛内经济景气恶化、执政当局弊案连连,他们发动了”政客还权、财团还钱——人民火大行动”。 2012年之后,”秋斗”活动一改之前只争取具体诉求的作法,明确提出”人民向左转”的口号,抗议台湾政府一味追求经济成长、压低劳动成本、偏向资本家、壮大财团的右翼政策,主张人民应该寻找重视”社会公平、分配正义”的左翼价值,希望集结左翼政治力量,为台湾找到新的方向。

2006年时,工委会成员改组成“人民火大行动联盟”。2011年,人民火大行动联盟向内政部登记为政党“人民民主阵线”。今年12月15日,人民火大行动联盟秘书长赖香伶通过在线投票“I-Voting”的方式被新当选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任命为台北市劳动局局长,成为劳工运动步入主流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五、 结语

经过十多年的恶斗之后,台湾人民对围绕着”统独”、”族群”的蓝绿政治日趋厌恶,”阶级”问题开始重新为许多人关注,台湾只有”蓝绿”没有”左右”的局面将会逐渐改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越来越难以按照之前”统独”、”族群”的传统二元对立方式去动员民众,而不得不开始关注”阶级”与”分配”议题。但是两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只会在在野时策略性地空喊口号,而不可能实质上伤害财团的利益以补贴下层民众。越来越多的劳工将会改变对”蓝”、”绿”的认同而对阶级利益认同,左翼与劳工运动将会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

(作者:林岛。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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