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过河卒子的贺卫方

自从2006年贺卫方以其共产党没有登记是非法社团的爆炸性言论,在网络上一炮走红之后,这些年他本人就如同一只过河卒子、只进不退,在公知群落中间的地位日见上升。

贺卫方暴得大名肇源于2006年在新西山会议上的讲话。这个会议在××机关事务局管辖的五星级宾馆举行,会议的背景很深,据会议组织者高尚全介绍,是国务委员吴仪在“上级领导打招呼”的情况下,要高出面办的,目的是以学者的名义形成意见,再向领导汇报,好在必要的时候实施。贺卫方那些堪称“尖板眼”的说法,似乎就是高级领导期待的学者意见。

很明显,贺卫方之所以公开这么讲,是有高官授意的,目的是服务于官场某个高官集团的需要。据推测,这个吴仪也要称之为领导的人,非常强大,不仅权大而且钱多,是一等一的大粗腿,值得颇具自由主义精神的贺卫方教授,放下身段去抱粗腿。应该说,贺教授为了抱这一大粗腿,本人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贺卫方教授作为共产党员,背叛党章的要求来说那篇极其犯政治忌讳的讲话,显然,是因为大粗腿个人的分量对贺卫方的影响要远超党章要求的分量。贺卫方充当只进不退的过河卒子,由此确立了贺卫方与大粗腿之间的稳固联盟关系。在大粗腿的保护之下,贺卫方这些年来一直拥有着越过法律底线的超级话语权。在这里,我们看到,党章各项规定这种明规则,不敌大粗腿撑腰支持的潜规则,这许多年来,北大党委一直装聋作哑不处分贺卫方,很明显,在北大这个具体的场域,是潜规则压倒了明规则。这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北大党委也认为需要贺卫方的意见,所以暗地里支持他;还有一种可能是北大党委认为大粗腿比党章厉害,因而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需要优先得到尊重。

公知贺卫方的官场大粗腿到底有多么强大-激流网      贺卫方有别于其他公知们的地方,是他明确无误的官场大粗腿背景,其他的公知们在发言时往往标榜自己的民间身份和与官方对立的立场,但贺卫方自打一开始就完全两样。

在贺卫方爆得大名之后,有人在网络上搜索过贺卫方公开发表的论文,发现有好几年时间贺卫方教授没有发过一篇真正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综述一类的文字。这说明,贺卫方教授在充分了解到潜规则的强大之后,早已经预备好了个人努力方向的转型——不再花时间去弄什么学术,而是转型为一个政治化的意见领袖——满足大粗腿的需要。

民间谚语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确实如此,有且只有那些做了最充分准备的人士,能够最先把握到好机会,大粗腿选定贺卫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试问:有谁能够像贺卫方教授一样,提前若干年,就开始做从学术转型到政治的准备了?

二、履行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喉舌功能的公知们

大粗腿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话,再强大和强势也有其极限,但是,官场大粗腿如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就要重新看待了。再如果,大粗腿结合了中国新形成的强大资本集团的意愿,并主动充当资本集团的官场代理人,那大粗腿就是结合了强大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了。

我们知道,中国三十多年来业已形成了掌握着庞大资本的资本家群体,虽然党禁未开,但并不能够阻止这群人的政治化过程,他们业已在各种协会的名义下进行过多年的政治训练,并形成了群体性的政治力量,还提出了自己前后一贯的政治纲领——官学产媒四大同盟。贺卫方的强大,就是肇源于这个同盟的存在及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这个同盟除了有官场强势群体手握政治权力的支持之外,同盟还有能力分配网络媒体和纸媒体的话语权,选择性地传播某些言论同时禁止某些言论,使得整个舆论场出现他们需要的某种一边倒态势。

官场中人支持官学产媒四大同盟,早已经不是秘密,高官中间曾有人公开支持普世价值而获得“政改专业户”的雅称,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据一篇网络流传帖子《瓦解中国很难吗》的分析,共产党高层官员支持改旗易帜,是与海量利润分红流入官场有关的。这篇帖子分析说:在共产党高官中间,根据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性,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间,业已根据为实现商业利润所做的贡献大小,获得了相应数量的分红,这个巨大的分红数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合法的;同时,由于政府手里掌握的国有资产和高级差地租的土地资源的减少,政府权力帮助利润实现的潜力日渐耗竭。此后,政权帮助实权派高官实现分红的潜力在下降,但是,只要是共产党政权还存在,巨大分红带来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就居高不下。由此,官场已经获得高额分红的群体对政权维护的态度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向着试图消灭合法债权人方向集中并逐步地一致起来。这篇帖子还认为,上个世纪末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恰好是符合了官场强势群体的需要(因为他们强势所以获得分红数量最多,面临的风险也最高)因而得到了有意识的扶持并就此兴旺起来了,这个强势群体逐步认定共产党政权不再有助于其发财了,所以需要改旗易帜消灭债权人借以降低巨额分红的政治法律风险。

追溯一下中国官场实权派获得海量利润分红及其保险需要,看一看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茁壮成长过程,然后再对照一下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的公知们的如鱼得水,就知道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论断是何等的精确了:在物质生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将会在精神生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公知们的强势和壮大就是代表了那种与物质生产领域统治地位的一致性要求。公知们的强大不仅表现在话语权份额方面,还表现在发言方式上——贺卫方、邓相超等公知能够长期以造谣传谣方式发言,本身就是其统治阶级的精神生产地位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2008年的零八宪章,都是与这个强势群体的需要高度一致的。贺卫方的强大,其基础也在于此,他本人是官场最强势群体选定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可以逍遥至今。

从那时到今天的演变看,似乎共产党内部还存在着要把共产党维持下去的力量,这一股力量看起来被那些人视为死敌。任志强和一些公知公开而毫无顾忌地抨击习大大,这可能意味着习大大的新政对于“官学产媒四大同盟”有着实质性的损害或者威胁,由此激起了他们认真的反对。

经过官场接近四十年的逆向选择,官场肯定不会存在毛派或者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高官,但是,确实有着很严重的政见对立。其中的主流派应该是要实现共产党非法借以消灭债权人降低风险的沉船派,在这一派的对立面站着的,应该是保船派,保船派意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也就需要采取措施来夯实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夯实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需要两个方面的政策转型:对外需要捍卫民族利益,对内需要向社会的中下层让渡利益并改进中下层的经济状况。这两个方面的转型政策,相信关注政治的网友都能够看到某些重要征兆。

向中下阶层让渡利益,除了少许回馈底层的政策之外,抑制中产阶级生活成本过快上升是很重要的努力方向,目前大城市中间只有重庆做到了,重庆多年来反对高房价癌症在全国具有突出地位。应该说,高房价就其合格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分布看,是一种向中产阶级定向征收的人头税政策,全国只有重庆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重庆的经济基本面远好于武汉但房价只有武汉的一半。正因为如此,重庆得罪了中国的暴富群体及其官场代理人,在采取特务手段制造出国际新闻事件之后,再以新闻效应动员网络公知们的舆论支持,最后对相关政策执行人完成了定点清除。沉船派能够不择手段地玩政治,这也是其强大的一个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官场沉船派具有主导地位,并早就开始了定点拔除战略,应该说,这个手法很强大,足以对一切官场人士产生致命威胁。

在草民看来,站在沉船派对立面的保船派,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与中国大多数人更多些一致性,这就已经算是新时期的健康力量了。

三、公知们遭遇到的两大意外

官场沉船派遭遇到保船派的反对,这是公知们意料之内的事情。真正的意外是这两个:一是公知们在网络上遭遇到了强大的民意反击,二是投机金融资本开始对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部分成员领导权的质疑和收编。最为可笑的是,作为海外投机资本代言人的许小年,前些时还借着邓小平的名头为他们的金融深化改革辩护。

官学机构业已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意味着政权已经处在不受遮蔽的状态之中,这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自认为可以一举成功的希望所在。因为国内阶级矛盾的深化和激化,大量不认同的力量从民间兴起,公知们视为一项可支配的意识形态资源。

就此开始,公知们开始了其“认同操纵技术”的发挥和发展,例如把政治压迫统统归结为一党执政,把经济剥削和不平等归结为国企的垄断,许多以政治和经济学家面目出现的人士,数十年如一日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不缀。这些公知们的不认同操纵,取得很大的成效,信服公知们言论的人士很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是受到阶级政治的压迫和掠夺经济政策的剥削而毫无出路者,因此,寄希望于一种低成本的换班子机制:希望通过这个方式终结强势集团的垄断地位。

公知贺卫方的官场大粗腿到底有多么强大-激流网      官学机构和学官们,实际上完全丧失了党史解释权,在舆论辩论上也完全不是公知们的对手,公知们只是在民众那里遭遇到滑铁卢。早就有高官说过:造反派这样的文革余孽比日本鬼子还坏。从这里,公知们获得了灵感,他们就此向官府机构举报不服收编的民众是文革余孽,说这些人是官府官场四十年来的第一死敌,在敌人排序上远超日本鬼子,试图联手官府中人,以专政手段打压他们无法处置的民心民意。邓相超事件之后,就有一个“北外乔木”的公知,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山东民众批斗过邓相超,这个谣言还被香港的公知网媒中国新闻网置于首页,然后被BBC中文网转发。在这个传播事件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公知们是如何与海内外的媒体资本联手生产和传播所需信息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人们的眼球和头脑。

在公知与民众之间的不和谐,核心问题是信誉破产,三十多年的舆论输灌,网络上的有组织造谣,都未能挟裹到全部民众的信服,问题很有点严重了,哪怕是公知们说得天花乱坠、顽石点头,还是有些老百姓也是坚持一百二十个不相信,这下子问题就大了。准确地说,公知们是遭遇到了自己的滑铁卢,但是公知们说自己只看到了义和团或者文革余孽。这意味着:公知们不认为是自己宣传的说服力不行,而是说服对象不行——是这一届人民不行。公知们不承认自己的宣传有待改进,对自己信誉破产的现实死不认账,这意味着将来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对于不服从的民心民意,只剩下法西斯镇压这样一个选项。

真正的新情况是,由于民众的觉醒和网络技术普及到社会中下层,使得底层民众的声音也能够一鳞半爪地发出来。邓相超事件能够得到处理,首先是舆论上得到了底层民众的大力度支持,来自民众的舆论支持对于官场健康力量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道义授权效果,增强了保船派的行动信心。

公知们无法收编的民意,自下而上地支持了党内保船派的信心,这是出乎公知们意料的新情况。从这一次邓相超受到处置的事情看,党内确有相对健康的力量,这个力量对于官学产媒四大同盟还能够有所节制。这看起来是吴敬琏曾经担忧过的:高层与底层的意见合流,并由此强化了对党内外沉船派的质疑。

对于官学产媒四大同盟来说,在资本市场上最近也出现了预料外的新情况:投机金融资本开始了“打土围子”的过程。要万科的王石出局,实际上是投机金融资本采取手段,在中国实现所谓的“金融深化”——金融深化意味着在公司治理方面要建立起投机金融资本的绝对领导权。这样一来,近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封建土围子”公司治理模式,有可能受到投机资本的根本质疑和否定。在投机金融资本的接管过程中间,“王石到底配不配姓赵”的问题就这样尖锐地提出来了。在王石是否配姓赵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任志强出面力挺说王某就是赵家人——这实际上是希望官场沉船派出面狙击投机资本的收编,保住某些成员自身的优势地位,这个态度与任志强长期一贯地要推墙的态度不无差别,他们骤然发现站在中南海门口等着抢班夺权的不止他们这一拨人。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任志强们榨取全国民众如鱼得水,但是在对抗投机金融资本方面则胜负难料,如果没有名义上的共产党支持他们,他们现在的统治地位是不稳固的。

应该说,在改开搞年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封建化是一个人所熟知的的常识。由于邓小平强调了一把手负责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个人手里,逐步地在官府和企业中间推开了,王石在万科就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这种绝对权威选拔了最符合自己需要的高管,由此形成了一个高度依附于王石个人的封建依附性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内部绝对不容许任何质疑王石的声音。宝能系入驻万科,激起了土围子的反抗,宝能系说王石不在万科工作每年拿数千万薪俸却没有人说半个不字,这是真实的,由此检验了“封建土围子”治理模式的真实性及其涵盖范围。王石在自己被质疑配不配姓赵的质问后,把自己打扮成劳动者试图收获民意同情,遭遇到破土网站刊文反驳:你们本身就是对中国大多数实施阶级压迫和经济压榨的第一执行人,这么装癫很恶心好不好?结果遭遇到官场沉船派关闭网站的处罚。

公正地说,公司治理的封建土围子事实,本身并不能证实投机金融资本的正当性。不管怎么说,土围子治理还关注公司本身的发展和利润目标,也就是说,土围子治理模式对于公司的生产性目标还有较高程度的兼容性。而投机资本的盈利模式,则与此完全脱轨。迄今为止,政策和立法业已开通了全部的投机通道,不管公司盈利还是亏损,投机资本都可以用于保证自身的盈利,为了降低投机资本的风险,对公司确立绝对的控制权则是必须的步骤,那样,就能够配合公司基本面信息的发布,来扩大庄家与小散之间的信息差距,从而保证资金长期而系统地从弱者之手流入强者之手。据美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斯威齐的研究,美国与金融深化配套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许多上市公司的高管不是因为其管理方面的专长,而是因为他们与华尔街的特殊关系才得到任命的。

在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才刚刚展开,潜在的势能尚未充分释放,只有一些重大案例让人民偶然瞥见那被揭开的一角内情。在“打万科土围子”时充当前锋的宝能系,其资金到底是哪里来的?不仅民众不知道答案,连官府都未必清楚。除了打万科土围子案例之外,在中国金融领域攻城略地的安邦,其资金和股权归宿问题则另外一个重要案例。南方系媒体曾依据官府的注册资料,查看了安邦设计的六层持股结构,追踪股权到最后却只看到成都郊区一间破败的办公室,这种股权高度复杂化的设计,其目的就是不让人们弄清楚到底是谁持有其股权的。

看起来,官场有些沉船派与投机金融资本的关系更为密切,与王石和任志强等人产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导致了同盟媒体组织了“揭老底战斗队”出来活动,提出严峻问题让全国人民参与思考:安邦背后的真老板到底是谁。应该指出,投机金融资本与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或者反过来说,官学产媒四大同盟从来就不是统一的,其中一部分人要以损害另外一部分成员的统治地位为代价来推进金融深化的改革,在中国确立投机金融资本对于产业资本和资本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而被损害的一方,则通过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南方系媒体,刊文追问安邦的幕后老板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被南方系的报道提出来之后,确实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高度买办化的那部分官场沉船派的手脚,在董明珠土围子挨打的时候,就争取到了官府出面支持。

应该说,揭老底战斗队提出来的问题依然是有效的,老田至今仍然希望知道,安邦背后除了初期的美国资本标准投资之外,还有些什么人持股?前些时候,微信圈流传一篇为宝能系资金来源洗地的文章,说宝能系背后的资本与所谓的潮州帮有关系,这个文章一看就是假的,目的就是掩盖宝能系背后的真正老板。许多老百姓都期待着真实答案:在中国推进金融深化改革并强力打土围子的资金,老板是些什么人?来自美国还是中国?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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