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最近在整理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南水兮”公号无暇打理。今日在微信朋友圈与朋友讨论当前当局提倡的“乡贤”。有些儒家朋友深受鼓舞,从自己角度做了许多浪漫主义想像。针对某些观点我谈了一些看法,现整理出来并略做扩展。

1,“乡贤”的前提之一,是形成“乡贤”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之一的乡村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既能保障所谓“乡贤”拥有诸多资源来维护这一乡村利益结构,也能保障所谓“乡贤”因此具有强大心愿来维护这一乡村利益结构。有朋友把吴仁宝视为乡贤。吴仁宝是集体经济,不属此例,而且恰恰是不把他视为此例才提倡所谓“乡贤”的。

2,最近所谓“乡贤”观念的复活,是乡村集体主义制度被抛弃的产物。有儒家朋友以为通过再定义,提倡“新乡贤”,便可依托“乡贤”重新激活乡村集体主义制度。这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的一厢情愿行为,也是根本不考虑经济基础和社会经济结构,以为复活几个传统文明观念便能更化拯救乡村和中国的幼稚行为,而最终只是圣化乡村和中国新的不平等利益秩序的行为。我曾在一文中指出,在新的不平等利益秩序中,新的统治集团内部新的权力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新的知识精英一旦达成初步团结,对这一不平等利益秩序的圣化运动就会启动。

3,历史上的“乡贤”,大多本来就同时是地方恶霸。“乡贤”与“恶霸”在古代和近代,基本上是一体两面。对这一点历史缺乏基本洞察,就会陷入到“乡贤浪漫主义”想像中。“乡贤”同时是“地方恶霸”,是由“乡贤”之成为“乡贤”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一两个书生的善良愿望所能避免的。所谓政治经济条件,在经济上“乡贤”必须维持自身处于乡村不平等的金字塔利益结构的顶端,只有这样他们才拥于维持和治理乡村所需要的资源;在政治上,乡贤必须承担当局最后一级准官员的准行政职能,帮助政府治理不平等利益秩序中的乡村。

4,“乡贤制”的附产品之一,是对“刁民”“恶民”的形象塑造。只有建立起关于“刁民”的形象和观念,“乡贤”观念和制度的建立才算基本完成,“乡贤”的地方恶霸这一面才会被遮蔽,书生式儒生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歌颂“乡贤”。在“刁民”形象成功塑造的条件下,没有人会认为“治理”“刁民”是恶霸行为。这种行为还会构成“乡贤”形象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刁民”的存在和难以治理,是当局承认和依赖“乡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对“刁民”形象的塑造则在“乡贤”观念和制度建立之后,成为“乡贤”制度和观念建立基本完成的标志之一。因为一开始推动“乡贤”制度和观念的公开理由,是强调他们的公益性,并力图掩盖政府准备低成本对付“刁民”的实质。一旦如此对待“刁民”,则表明一种“普遍的对立”已经初步形成,需要采取圣化形式来治理。

5,“乡贤”制度和观念的另一条件,是为小恩小惠而感动的“顺民”的普遍形成。他们视积聚大量资源的“乡贤”为“成功者”,具有治理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们自怨自艾,认为自己因为愚笨和运气不佳而没有成功,应该认命,应该为这些小恩小惠而感激涕零。他们认为那些不认命的“失败者”和“倒霉蛋”是贪得无厌的“刁民”,应该被当局和“乡贤”治理。“刁民”与“顺民”的同时存在,成为“乡贤”与“恶霸”一体两面的合法理由。

6,有朋友认为,“乡贤”并不容易当,地方政府对他们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从他们那里榨取不少。“乡贤”与政府的矛盾从来如此。在和平和繁荣时期,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在经济衰败和萧条时期,“乡贤”毕竟是统治集团最低层的“贵族”,也会成为上层统治者盘剥的对象。这时也往往是“乡贤”带领乡民造反的时期。一部水浒既说尽“乡贤”与“恶霸”一体两面的历史,也说尽“乡贤”被政府盘剥而不得不造反的历史。

7,有朋友说这只是当局权宜之计。其实对“乡贤”的评论有三个层次。一是对“乡贤”制度和观念的一般构成和一般条件的评论。一是对当前当局“乡贤”具体政策的评论。一是不同思潮对“乡贤”制度和观念的想像和主张。第二个层次不可视为权宜之计,而应与当局最近关于“抓住关键少数”的顶层设计关联起来。执政党“抓住关键少数”的顶层设计与乡村推动“乡贤”建设的基层设计,是两极相联的两个方面。在这个关联中,我们可知当前当局的用心所在。如果再联系“监察委”的设计,更可知当局的政策设计原则。这三者关联起来,相信诸位不会想不到青天白日。这样做会不会成功,则是另一问题。

8,60多年前,毛泽东对一部电影《武训传》发起轰轰烈烈的批判。一直以来,不仅党外,而且党内,有一大批人无法理解毛泽东为啥对一个做善事、兴义学的大善人如此大动干戈。60年多后,今上力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由此应知当年批判武训的政党现在已经变成“武训党”。再从“抓住关键少数”,到“监察委”,到“乡贤”等方面看,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武训党”。此时,如果还有谁不理解毛泽东当年发动批判《武训传》的真正意义,则此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作者:范仄。来源:南水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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