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亡国奴之殇:985的高富帅们为什么要上街散步?-激流网

十年前,清华的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房子的问题,如果连清华的学生都买不起房子了,那么这个社会就离崩溃不远了。十年后,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

前些天,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985、211大学生为何愤懑焦虑:“预备中产”之殇》,文中指出,今年九月份开始的这一轮房价暴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社会情绪,就是“预备中产阶层”的绝望感。自从90年代末推行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以来,大学生就业难和无产化的困境已经被讨论了十来年。但是之前被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以寒门子弟为主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是被中产掌握话语权的主流舆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的态度来关注和讨论的。而最近这轮社会情绪的表达,则蔓延到了“中产阶层”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在残酷的高考竞争中拼杀出来、处于现代科举制度的金字塔顶端,自我定位为“中产”后备军、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焦点在房产),“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985、211高校毕业生群体。最近几个月在朋友圈流传的几个100000+,包括《一个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等,集中表达了这种“预备中产阶层”“转正”的渠道被凝滞的困境和绝望感。

这是今天“985名校”精英学生的烦恼,而在81年前,民国名校的知识精英们,则面临着另外的痛苦和迷茫。与五四运动包含了学生、工人、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群众不同,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主要是大学生。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看下民国时期的统计数字。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而学生的数量是41768。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15年清华大学在校学生总人数是37650个,也就是说,现在清华一个学校的学生数量几乎相当于民国时期全国在校大学生的总和了。当然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总数是4万万,现在已经14万万了,排除掉人口因素的影响,三十年代的任何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如果放到现在,都是妥妥的top5名校高材生。

在一个遍地是文盲的社会里,读个小学出来都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如果放到前清,那至少是举人这个层次的,属于一毕业就能进入统治阶层的一群人。而且这群人不仅学历高长得帅,而且一般出身也都很好。据统计,当时一名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而1932年一名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是普通人平均生活消费的十倍。如果换算成现在的物价标准,那也就意味着每年上大学的费用至少得十万以上,四年读下来的花销得几十万。

这也就意味着,在被民国粉们美化了的那个“民国范儿”的时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早在1923年,就有统计指出,“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当时有一些报纸就指出了这种现象:“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

那么这群学历高、出身好、学习用功的民国高富帅大学霸们,为什么不好好在学校读书,偏偏要出来搞事呢?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的前校长蒋南翔同志在当时写的一份《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就知道了:

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由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国民党忽悠学生的办法,不外乎“读经”、“尊孔”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套。可是“国学”学得再好、孔夫子捧得再高、“民族复兴”的口号喊得再响,解决不了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一群名流、学者、要人忽悠同学们说学生的本分是“安心读书”,解决社会问题是“当国者”的事情。可是,华北之大,还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

预备亡国奴之殇:985的高富帅们为什么要上街散步?-激流网       一二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当时清华生物系有一名叫薛公绰的同学,是一个很用功的好学生,他本人想致力于生物科学的研究。在宋哲元军队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照常到生物馆的实验室去做实验。在晚上十一点回宿舍的途中,遇见宋哲元的军队,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捆走了,被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学校。薛公绰一出来,头发指甲都长得很长,立即对当时的左派学生何礼说:“老何,我要参加革命!”何礼就介绍他参加了“民先队”,因为他感到“书”的确“念”不下去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最优秀的一群学生,最后都放弃了学业,投入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很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走向延安、投奔了革命的同学中,包括了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姚依林、黄敬、宋平、邓力群、谷景生等。“清华牌”干部在中国政坛中的地位,基本是一二·九时期奠定的。

也有一些同学选择了继续学业、留学美国,后来在各自所耕耘的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们也承认:"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著名史学家何炳棣,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候正在清华大学读书。西安事变之后,“一心埋头读书”的“同方派”和左派学生发生了严重冲突,何炳棣作为“同方派”的代表,带人“捣毁学生会所”,包围了清华学生会会长王达仁,还欲殴打王达仁,这就是“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何炳棣语)。而即使是当年站在反对学生运动第一线的何炳棣,在后来他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今日反思其意义,即近现代世界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的青年运动能像中国学生运动那样直接有效冲击旧制度、催生新政权。”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再到解放后的一系列学生运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直走在时代大潮的前沿。几代中国青年付出了青春、热血与生命,才使一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凤凰涅槃”,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八十年代的某场风波之后,整整一代青年人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20世纪中国青年澎湃激扬的理想主义传统就此中断。尤其是92年之后,在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之下,广大青年日益“去政治化”和娱乐化,变成了一个只关心自我享乐和“个人奋斗”的原子化个人。在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连”预备中产阶层“也难以找到出路的今天,只有打破这种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认清自身所处的真实境况,将“个人”的出路与底层的命运、时代的要求联系起来,青年们才能释放出本有的潜能,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同时,也为人类探索一个新世界的可能性。

就像我们某位长者最喜欢的《毕业歌》中所唱的那样: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房价的高涨。同学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吧!

(作者:林岛。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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