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尹帅军:中国农村怎么办?-激流网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超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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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民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很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各方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展开了大讨论。改革虽是共识但怎么改却莫衷一是。

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未曾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社会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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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是结构性危机

1980年代中国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跃性发展。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2000年后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方针仅20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却缺乏操作主体。新农村建设由谁来搞?怎么搞?以家庭联产为单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无力建设新农村。不得不承认,农村发展见效慢,产出少,许多地方宁愿卖土地搞房地产,也不愿意对农村长期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次强调千方百计,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产量出现9年连增,但粮食问题、粮食危机却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当农民看不到前景,当工人也前途堪虞。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中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我国企业低利润的现实导致无法给工人更高的报酬。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3.91亿人,下降到2009年1.5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后”青年不会种地,“90后”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58.9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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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人民公社。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

《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

“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

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

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大跃进”。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科学种田和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由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或者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采取先进的节水、节肥、高产、生态、环保的科学技术来经营土地和农业,是趋势之一。从农民的收益角度来讲,在确保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的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私营资本为主导的种田大户、公司农场还是会与农民争利。

中国要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新技术的作用将愈来愈显著。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改造为高质量的有机农田、生态农田,重点用于种植粮食、油料作物。中国的粮油自给率仅有80%,粮油作物种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储存,更可以用于粮食外交。粮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中国不必担心粮食过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种植则不能太多,过剩了,菜贱伤农。

目前,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设施建设。

《2013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文件要推动科技下乡。

笔者以为,不管是公益性服务机构,还是经营性服务机构,都难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形式相对接。科研机构难以与9亿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小农也缺乏意愿应用先进的技术,既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也缺乏经济动力。土地集中之后,农民可以与一些科研机构、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国家也可以给予政策扶持,在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实现真正的科学种田,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也应该予以整合,根据中国国情、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情况来进行研究,关注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太过分散、实力太小,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反而容易被跨国公司利用。

农民的出路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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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提高城镇化率,在统计数字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些方法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两条方案需要一齐实施。

在中西部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

第一个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创建一批企业和工厂,提供工作岗位,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仅靠东部沿海解决全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将失去国防纵深。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这个任务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重建模式值得借鉴,东部发达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区,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互补。

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建立城乡供销流通体系

第二个方案,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整合资源,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供销流通体系,将合作社、企业和市民对接起来。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提供给农民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让农业可以获取较大利润。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进行食品分级。农产品的质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供货专业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间地头。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有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建设,将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农民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权力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则可以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经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华西村仍然坚持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

“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对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作者:尹帅军    来源:北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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