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戚本禹同志生前在和“红色中囯”的同志交流当中,对于文革历史问题,曾经反复表达过这样一个态度,“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戚本禹回忆录》出版后,因其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立场,他本人和他这本书也受到了两种极为对立的政治评价:或者是对他忠贞于毛泽东思想和事业的全面肯定;或者是对全书史学价值与意识形态倾向的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时代的“党史权威”,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就在《炎黄春秋》2016年第10、11期连续刊登文章,以所谓《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为名,企图否定《戚本禹回忆录》的真实性。

我们赞同戚本禹生前好友彭伟先生在驳斥逄先知时的一句话:你可以不认同戚本禹和回忆录的观点立场,但你不能编造谎言诋毁别人。观点可分左右,事实只有一个!

我们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位曾与戚本禹有过近距离接触,并被戚本禹定性为“中右”的朋友,从他自己独立的视角出发,所刻录下来的戚本禹印象。

作者也坦承自己的“中右”观点,但相信看过这篇“观点可分左右,事实只有一个”的历史记录,读者自可体会出,到底是戚本禹说谎,还是逄先知可笑?

作者东夫先生,本名王东渝,成都著名作家、学者。早年下乡知青,1970年入伍当兵,曾任连队指导员,后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原成都军区《战旗报》资深编辑,转业后为四川某杂志主编。东夫先生代表作有《麦苗青菜花黄》,探讨四川大饥荒问题。

一个“中右”眼中的戚本禹-激流网

 作者(左二)陪同戚本禹回访当年的试验田

(一)

《戚本禹回忆录》是在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敖本立先生与都江堰市彭伟先生等众多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完成的。

伟公(指彭伟先生,下同——编注)最初曾邀请本人和王炎先生(原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江波先生(原都江堰市电视台记者)参与,并于2011年11月到海口与戚本禹见面。

这是我第一次把文革中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与眼前八十出头的胖老头联系起来。我知道他坐了十八年牢,妻离子散,出狱后在上海图书馆当管理员,退休工资一千多元,生活清贫,埋头著述,出版了多本历史著作。

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这位历经上天入地大起大落的耄耋老人,仍然思维敏捷,谈吐清晰,记忆力非凡,而且当年的立场观点毫无动摇,未见与时俱进。

我对文革左派干将并无好感,戚本禹当年那些雄文,如今看来不过帽子棍子满天飞的反面教材。加之手上还有点活儿要做,也就是开开眼界、探点秘闻的心思。好在戚也十分小心,怕不熟悉的人参与进来会坏事,我也就顺水推舟主动告退。

伟公后来告诉,戚将我定性为“中右”,可见幸好没有参合进去,否则多半费力不讨好。

不虚此行的是,他听说我在研究四川大跃进,说他曾在川西农村呆了半年。我一听来了劲,专门请他谈了这段经历,他也无所保留一一道来。

1959年2月,田家英率中央办公厅干部戚本禹、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慧,到老家新繁县崇义公社蹲点,其间抵制省委的极左政策,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史料多有记载。

这次通过戚本禹了解到更多情况。如他受田家英之托,搞了一份全国先进新繁县新民公社搞浮夸的调查报告,送到庐山会议上揭了李井泉的老底;李井泉派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到新民公社追查,公社党委书记罗世发勇敢承认是自己提供的情况;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后工作组如何紧急撤离等,都是闻所未闻的重要史料。

随后我将他所谈的情况写了交他审查,他小改后寄回,算是认同,并如约寄来他保存的调查报告原文复印件。

这使我感到,避开政治观点不谈,他对事实本身是诚实的,包括与我判断不符之处。如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在四川期间他见过农民吃不饱饭、在小食店里乞讨的情况,但没有见过饿死人的情况。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证明四川饿死人的情况被夸大了,但我认为他并没有说谎。

原因在于,工作组在四川是1959年2月至8月,而四川饿死人最严重是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底至1960春,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其二,他们所在的新繁县崇义公社(田家英改名为大丰公社),地处全川最富饶的都江堰灌区,工作组又没有按省委的规定,而是推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做法,如向全体社员传达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反对荒唐密植,鼓励实报粮食账,允许部分社员自己开伙等等,省委也不便制止,多给了农民一些生路。其三,饿死人的事,当时从上到下唯恐掩盖不及,人人钳口结舌,戚本禹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跑跑,且不是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没见到饿死人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将他审查过的材料,原样补充到拙著《麦苗青 菜花黄》修改稿中。

(二)

大约发现我这种“中右”分子,也对他在四川的这段经历给以肯定,增加了他重访故地的信心。

2012年4月,在伟公帮助下戚本禹回四川一游。第一站就是他们当年下放的新繁县崇义公社(如今为新都县大丰镇),本人陪同参加。

大丰镇是田家英的老家,大跃进时又带工作组到家乡做了许多好事,当地百姓尤其亲历过的那一代有口皆碑,没齿难忘。田家英工作组的人包括“老戚同志”,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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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丰镇与50多年前的老相识见面

镇上热情接待了这位当年的好人、后来大名鼎鼎的“坏蛋”。迎接的是镇党委办公室的周主任,她是戚本禹当年经常一起劳动的一位女青年——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的女儿。

她见到戚本禹十分亲热,将一行人带到戚本禹当年一起拉过粪的老宋家,老宋后来当了多年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宋”、“老戚”见面那副百感交集的模样,尤其老宋对老戚说的“我从来不把你当坏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从老宋家里出来,周主任带我们到周围转一圈,当年的田舍如今已是杂乱街区,除老宋外村民们并不知老戚要来。

然而奇迹出现了,街上一位老太婆盯盯地看了戚本禹一阵,突然兴奋地叫道“哎呀,是老戚同志得嘛!”上前抓住他的手,如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

这一幕让我惊叹:戚本禹当年不过27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头,面目全非,那老太婆当年也就十多岁的女娃娃吧,时隔50多年,居然能一眼认出,还能肯定地叫出名来,人的记忆真可怕!也可见他们在那个非常年代的所作所为,给农民留下多么深刻的记忆。

说着老太婆又带他去见了几个老相识,也是亲热得很。一位老人交谈中突然冒了一句:“我们不在乎你后来咋个了,我们只记得你们做过的好事”。

看来他们都知道老戚同志后来的命运,如此态度无论人们如何解读,这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宽容、感恩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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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感交集的“老宋”(右一)和“老戚”,左一为彭伟先生

戚本禹问起他当年种过的那块试验田,他们带他去看,那块田居然还幸存着,地里的油菜正在开花,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当年一起劳动的情况,还在地里留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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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过的田里和乡亲们合影

镇上催着去吃饭,戚本禹和乡亲们匆匆告别。镇上安排了丰盛酒席,书记镇长都到了。

镇长讲话,感谢当年中央工作组给大丰人民的功德,说因为田家英做的好事,当年大丰公社没有饿死一个人。

我听了大为吃惊,温江专区大跃进时期人口净减60万人以上,新都(含新繁)人口净减4.75万人,减少近14%(《新都县志》),农村饿死人相当普遍。

田家英们做的好事,主要是按毛泽东党内通信办事,反对高度密植,反对浮夸高征购,鼓励讲真话,允许社员自家煮食等等,因为他们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省委不便干涉,只能跟下面打招呼,说大丰是田家英在搞试点,各地不得效仿。因此使一个上万人的公社没有饿死人,足见死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一代大丰人心中,田家英工作组有救命之恩,他们是把戚本禹当田家英工作组的人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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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镇干部等合影

上世纪80年代,大丰干部群众自发集资在镇上建了一座田家英纪念碑,后来城镇改造撤除,另建于新都桂湖公园。饭后一行人前往瞻仰。

一路摆谈中我说,有传言田家英是被汪东兴的警卫打死的。他说那是“胡说八道”,田家英的后事是他亲自处理的,他是在毛主席的书房里上吊死的,还喝了酒,身上又没有弹痕,哪来的枪杀?当时就做了结论。

我又问田家英为何寻死,他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田家英支持刘少奇的包产到户,主席就不理他了,他很苦闷,借酒浇愁。直接原因是主席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在整理文件时把关键的话删了,“这个太严重了”,中央对他撤职审查,他受不了……和后来《戚本禹回忆录》里面讲的大致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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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田家英纪念碑

(三)

4月13日,我陪同戚本禹及好友游杜甫草堂。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到杜甫草堂一游,还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诗。

戚本禹告诉我,一定要到主席走过的地方看看,我看出他的兴趣正在于此,就据自己所知带他逛。最后来到“情系草堂”陈列室,这里展出建国以来中外大人物参观的留影和题词,最前面当然是毛主席,接下来是邓小平。

戚本禹看完主席的几幅后就转身出了陈列室,用不屑的口气说“不看了,都是些小人!”

大约见我有些诧异,又说:“主席英明一世,最后被这小矮子忽悠了。”又说,“主席就是信了他那个‘永不翻案’,主席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掌握了主席的心理。”

出大门是浣花公园,我换了个话题,指着湖对面浓荫中的别墅群介绍说,那里是在职省委领导的房子,一些老干部反应很大,给中央写信告状。他听着突然冒了一句:“到时候都得吐出来!”又吟了一句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如今也是一介寒士。

中午在成都名小吃“龙抄手”用餐。餐间扯起“两头真”人物,我说中共老革命实际上是两类人:一类是抗战前的老革命,那时候中共的政纲是共产革命,所以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一种是抗战后参加革命的,那时中共的政纲转为民主革命,所以他们是民主革命者。如今共产主义者死得差不多了,还活跃的都是民主革命者,所谓“两头真”是民主革命的“两头真”,非共产革命的“两头真”。

戚的朋友听了竖起大拇指,他未吭气,分手时说了一句:“你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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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者(右二)等游桂湖公园

(四)

新版《炎黄春秋》2016年第10、11期连载《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以下简称《谎言》),其中一段为“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以当年工作组成员逄先知、李学谦的话和材料,对戚本禹所述情况进行揭露批判。

就此谈一点看法。

逄先知称,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有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事情”,戚本禹也从未种过田,其回忆“纯属编造”。

在我看来,戚本禹种的是不是“试验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种没种过田。而我目睹的事实是,当年跟他一起劳动过的社员带他去看他种过的田。我也是种过田的,相信戚本禹所述那些细节,没种过田的人是编造不出来的。

李学谦说她没听说过试验田,但并没有否定戚本禹种过田。当时“工作干部”种的田,一般都被称作“干部试验田”。既然工作组有心要弄清粮食的真实产量,最好的办法就是亲力亲为,戚本禹拿自己种过的田做标本,即使工作组没有明确规定种试验田,他叫做试验田又有多大问题呢?

《谎言》公布逄先知5月12日至6月29日的日记,称日记中“压根儿没提到‘试验田’三个字”,证明戚本禹的试验田是子虚乌有。

实际上日记“压根儿没提到”的事情太多了。

例如:毛泽东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后,省委不允许传达到基层,为此田家英在有关会议上与省委领导多次发生争执,日记里有一个字没有?田家英不顾省委禁令,把“党内通信”在全公社反复广播后,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大会小会议论纷纷,这种情况日记里有一个字没有?这期间戚本禹、史敬棠(陈伯达秘书)、李学谦找罗世发了解粮食浮夸情况,写了《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日记里有一个字没有?6月下旬田家英参加庐山会议前,在公社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宣布向党讲老实话的同志们放心,有人打击报复就到北京来找他(刘冠群:《田家英在大丰》),日记里有一个字没有?

难道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工作组成员有三男二女,戚本禹说,“田家英经常要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戚本禹回忆》(上)182页)对此逄先知并未否认。

我算了一下,逄先知公布的44天日记中,只有7天参加了劳动,约占全部时间的六分之一,其余都是开会、调查之类,按照没提即无的逻辑,证明他参加劳动是不多的;日记无一处提到种田,证明他确实没种过田。

戚本禹住在下面的生产队,逄先知在日记里也没提到去过,他怎么知道戚本禹没种过田?凭什么说戚本禹所说“纯属编造”?

两位女同志骆文惠、李学谦能力有限,实际劳动最多的是戚本禹,即便是“自我吹嘘”也有“本钱”,值得大做文章吗?

戚本禹说他种的早稻试验田只打了500多斤,证明当地报亩产两千是浮夸。逄先知称:“戚本禹说的完全是假话,当时新繁县包括大丰公社种的都是中稻,根本不种早稻”;戚本禹8月上旬就走了,那时中稻还未收割,所以只能编造种了早稻,“结果露出了马脚”。

这是无知之言。

四川1956年就开始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新繁县所在的温江专区是全省水稻主产区,推广双季稻首当其冲,大跃进中更是大面积推广,县县社社都有硬指标。新繁是全国全川的红旗县,岂敢不从?

对此本人可以提供一堆证据。简单点,查查《四川省志 农业志》、《新都县志》(新繁县1965年并入新都县)即可。

四川早稻最迟7月下旬收割,否则晚稻彻底泡汤,戚本禹8月上旬离开,是能够得知早稻产量的。

逄先知又说,“如果早稻亩产真的达到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过千斤了,那样,大丰公社就不是虚报浮夸,而是瞒产了。”(同上注)这又“露出了马脚”。

四川日照量少,所以有“蜀犬吠日”之说,传统上只能种一季中稻,川西平原当时亩产六七百斤。

双季稻是典型的瞎指挥产物,早稻一般只能收三四百斤,晚稻两三百斤就不错了,颗粒无收屡见不鲜。早晚两季加上即使勉强能超过中稻产量,加上种子、肥料、劳力等消耗,纯粹得不偿失,农民喻之“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四川传统一年只种两季,搞双季稻后变成三季)。

当年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就是因为写内参反映这一事实,当了20多年右派。大跃进后四川继续推行双季稻,文革一度达到高峰,直到70年代赵紫阳主政四川,才下决心终止了这场历时20年的败举。

逄先知的两季产量算法,正是搞瞎指挥的人鼓吹的,判断还停留在五六十年前的浮夸宣传上,是不是有点滑稽?

还有许多,待逄先知《谎言》载完,有空再说。

(作者:东夫 来源:红色中囯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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