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与李世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李只是提供了一种改革时代的去政治化叙述方式,他无法解释这种去政治化的叙述与革命年代的阶级史观的断裂,从而无法把这两种史观统一在一种叙述方式中。而马平所要做的恰好是这一点,既然不能把阶级史观延伸到改革年代,那就只有把去政治化的史观延伸到革命年代,把中共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去政治化的政党,中共革命年代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承诺就被“现代化”问题给置换掉了,从而给当代的去政治化的叙述(遮蔽现实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建构了更大的法理性基础。

马前卒式“翻案史学”与中共“合法性”问题的重述-激流网

马平(马前卒)此文名为影评,实质上是探讨中国革命为何能取得胜利的问题。对于《智取威虎山》这样一部以娱乐为主的贺岁片,本不应该做过多政治上的解读或批评,那是对导演和编剧的无意义的苛求。但是马平既然借《智取威虎山》来重构中共的革命史,那么笔者也就以此为切入点作出回应。

按马平的说法,解放战争研究共有五重境界。在这五重境界中,第一重“好人VS坏人”和第三重“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境界比较Low,马平没有做重点分析,笔者也直接排除,直接分析马平所重点分析的第二重“土改”、第四重“组织”、和第五重“狠挖思想根源”的问题。

第二重的“土改——保卫胜利果实”是中共的传统革命叙事逻辑。在马平看来,这种叙事逻辑本身是有问题的。他认为,翻身农民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在得到土地之后更容易倾向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而不是像现在的宣传中所说的那样为了1%的胜率拿着枪去打仗。瓦解掉“土改决定论”之后,马平找到了更为根本的力量,这就是“组织”。他认为,有组织才有战术,有基层才有资源,有团结才有战略,相比于土改,组织是更为根本的力量。然而问题又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继承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体系,同根同源,而为什么最后共产党会赢呢?

马平找到的答案是——“人”,因为组成组织的人是不一样的。组成共产党的是什么人呢,马平列了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懂得“全国”和“世界”;第二是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又来源于现实主义。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却未能提供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做替代,这逼迫考虑现实问题的人转向理想主义,转向寻求社会革命这个全面的解决方案。那么最后问题又转变为谁能提供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可行方案?而共产党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方案,所以共产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总结起来,马平的逻辑是:谁能提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案,谁就能争取千千万万个有宽阔视野又有理想主义的人,有了这些人就有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先进组织,而有了先进的组织才能有战场的胜利,有战场的胜利才能保卫土改的成果。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让有想法的中国人争相选择当共产党,选择为所有同胞做一个好人”。这样,马平从第一重“好人VS坏人”的境界出发,经过分析之后又回到了“好人VS坏人”的逻辑,不过这一次是“基于社会现实,结合国内外经验作出的宏大战略”。

笔者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和笔墨,只是为了梳理清楚马平混乱表述背后的逻辑,然后我们就能发现问题之所在。从所谓“组织论”、“谋略论”的角度来讲,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的。中共军队之所以能够有马平说的超强的团结凝聚力和战斗力,靠的是农民出身的士兵对中共的高度认同,而这种认同是通过土改以及与土改相关的政治教育实现的;中共军队能够有效掌握农村基层政权获取剩余,也是以土改为前提的。而中共的“谋略”能够得以实施,又与土地革命所激发起来的军民鱼水情分不开。中共早起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发展起来,靠的就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共的战略战术就不可能有效实施。土地改革把中共和农民结合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农村的翻身农民来说,不支持共产党,自己就随时有被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可能,不仅是分得的土地会被剥夺,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中共有效的政治教育和完善的拥军优属政策的辅助下,农民自愿参加解放军是一个合乎历史和逻辑的现象,不是靠撇开当时历史背景的简单逻辑推理能够否定的。

曾在山西张庄参加过土改工作的国际友人威廉·韩丁描述他当时亲眼看到的现象:“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大搞坚壁清野,骚扰和埋伏奇袭,把敌军指挥官弄得沮丧万分。土地所有权是形成一道堵住敌人耳目、切断敌人情报的隔音墙的基础,它使正规和非正规的革命部队都能灵活自如地集中、分散、进攻、撤退。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

土改问题是当前“翻案史学”的重点领域,说明了即使是反对中共革命的人也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否定掉土地革命的合法性之后,以阶级革命为核心的中共历史也就被否定了。而马平表面上自称是要给“土改决定论”加上“组织”、“谋略”的层次,实质上是要以“现代化”问题为基点来重新构建中共的合法性,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就不再是阶级代表性问题,而变成了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提供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方案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讲,马平和李世默的叙事逻辑是一样的。在否定了所谓的“土改决定论”之后,中共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不再是通过土地改革动员起广大农民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在于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现代化方案吸引了无数视野宽广的理想主义者。“思想”取代“利益”之后,阶级就退场了,革命的主体也就被置换了,“好人”取代了“阶级的人”成为革命的中心(从马平提供的两个标准来看,资本家、地主、买办出身的人要比农民有更高的革命性,因为他们能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会有更高更宽广的视野,会更容易脱离自己狭隘的物质利益而满怀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主义情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中共提供的方案,更像是马平所说的组成中共的“好人”)。中共就不再是一个代表被压迫阶级实现阶级解放的政党,而仅仅变成了一个站在超阶级的“好人”的立场上,使国家摆脱半殖民地泥潭、实现现代化的政党。被压迫阶级在这个将要建立的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就不再是革命的主要问题。

马平与李世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李只是提供了一种改革时代的去政治化叙述方式,他无法解释这种去政治化的叙述与革命年代的阶级史观的断裂,从而无法把这两种史观统一在一种叙述方式中。而马平所要做的恰好是这一点,既然不能把阶级史观延伸到改革年代,那就只有把去政治化的史观延伸到革命年代,把中共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去政治化的政党,中共革命年代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承诺就被“现代化”问题给置换掉了,从而给当代的去政治化的叙述(遮蔽现实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建构了更大的法理性基础。

接下来我们回到《智取威虎山》。马平认为,徐克的这部电影实际上利用了第一、五重解释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讲述了一个好人打倒坏人的故事。因而用马平自己构建的革命史观来衡量,即使略过了中间的土改等环节,这部电影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电影。但实际上,在原著《林海雪原》里,剿匪问题是和土改的大背景联系起来的。许大马棒等土匪头子本身就是大地主,剿匪问题的背后是农民和地主围绕土地问题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取消土改这个大背景后,整个故事就变成了马平所说的红色侠客团保卫夹皮沟的神奇战史,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治安保卫战。作为这个治安战主角的“好人”,可以是中共,也可以替换成侠客或者是国民党的保安团。没有了阶级的纬度,革命本身的意义就消解了,从而变成了一个徒具革命形式的红色武侠片。

笔者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好是在海淀的工人文化宫。这种以“工人”命名的建筑,是革命年代嵌入这个社会的遗产,反映着中共革命的阶级性质及其改造社会的承诺。不过这种遗产的实质意义早就丧失了,正如《智取威虎山》是一部消解了革命意义的革命影片一样。革命年代的遗产与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宪法第一条就是这种反差的集中体现。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讽刺与耻辱。

(本文作者: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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