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关注英国穷人的生存状况。
根据报告，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全国最贫困的1/5人口财富的20倍。英国由此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
这1%的人口占有全国23%的财富，而最穷的20%只拥有0.8%。
英国的穷人活得究竟有多糟糕？
英国人也因贫困而死
走在伦敦街头，你总能看到这样的反差：身着西装的商务人士在街上大步流星，他们的边上就躺着衣衫褴褛的乞讨者。
不过，能活着对于有些穷人已经是万幸了。有的英国人因为贫穷甚至失去了生命。59岁的英国人大卫•克莱普森在2014年被发现死于家中。他临死时，银行账户里只有3.44英镑。克莱普森患有糖尿病。他死于酸中毒，一种糖尿病的致命症状。如果有足够的钱注射胰岛素，他或许就不会死。
据克莱普森的姐姐说，克莱普森本可来应该获得国家的资助，但是他仅仅因为错过了与福利局的一次面谈，而被削减了福利。
无独有偶，43岁的克雷格•孟克也被发现死于家中。他的死因是自杀。
孟克因为一起事故被截肢，失去了一条腿。尽管他是残疾人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在获取国家资助的过程中却仍然不得不面对许多麻烦的审核程序。
最后，孟克失去了希望，上吊自杀。
还有一对姓穆林思的夫妇，新婚不久，却因贫困而自杀。两人每周仅有57英镑的生活费，甚至不得不步行12英里去施粥场领取免费的食物。
把这些穷人逼上死亡道路的是英国越来越严苛的福利制度。在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的带领下，英国在2012年改革了福利制度，警告失业者如果拒绝工作、靠领取救济过日子将面临处罚。上述这些穷人的死亡，或多或少都与福利被削减有关。
据政府统计，2012年到2015年间，已经有40起穷人因福利问题而死。
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改革方案使穷人和失业者的处境恶化。
虽然政府的初衷在于，借更为严格的福利制度提升就业率，但事实上，政府一方面削减福利，一方面却未能解决缺少合适就业机会的现状，这才导致惨剧接连上演。
贫富差距问题是历史重演
英国的基尼系数目前为0.404。
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则是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英国眼下的状况似曾相识。原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贫富分布与如今居然如出一辙。那时（1867年），英国的基尼系数是0.49。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农业社会被瓦解，生产力的提升带来急速的工业化。财富滚滚涌入企业家的口袋。但随之带来的恶性循环，却是贫困的人越来越穷，富有的人越来越有钱。
1905年，英国自由党议员L•C•莫尼出版了一本书名曰《富与贫》。书中一句话与如今的英国如出一辙：联合王国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国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
根据学者的研究，1801年，1.1%的最富有国民占有GDP的25%。这个比例到了10年后已经飙升至35%，到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GDP的40%。
反观穷人，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
当时的英国政府并非没有作为。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通过《济贫法》,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济贫制度。工业革命期间，英国还颁布多部社会救济和劳工保护法。19世纪初，英国政府每年拨款700万英镑的济贫费。然而，这一切对于当时激烈的贫富冲突仅仅是杯水车薪。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自由党才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在财富分配领域中逐步实行国家干预，这才缓解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1906年，“学校就餐法”授权地方当局向家贫的学童提供免费午餐，31000名穷人的孩子从中获益。
1908年的“养老金法”规定向70岁以上，每年收入不到26英镑的老人发放每周1先令的养老金，这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生活补助的第一个举措。
1909年，政府将对年收入5000镑以上的人则征收超额所得税。与此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补助金，从实际上减轻穷人的负担。虽然需要缴纳超额所得税的人在全国只有12000人，但这种征收富人税补贴穷人的做法，却带有革命性。
社会福利体系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了1960年代，英国的基尼系数一度徘徊于0.25的低位。
可是眼下，英国的基尼系数再次升高，甚至远远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0.346。以此为依据，英国人的收入水平在欧盟中分配最为不平等，葡萄牙仅次于英国，成了欧洲中第二个收入分配不均的国家。
事实上，英国的贫富差距从30年前就已经逐渐被拉开。为什么20世纪初，英国曾引以为傲的“福利国家”如今已辉煌不再？
经济复苏的两面性
从80年代开始，英国的基尼系数又开始不断增长。奇怪的是，那时也是撒切尔政府上台执政，进行经济改革的英国经济复苏期。
撒切尔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共存的经济“滞涨”局面。她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国企私有化、削减福利制度、开拓海外市场等。
虽然撒切尔的经济改革委英国争取到整个80年代超过3%的经济增长，但在这一过程中，却牺牲了原本较为较小的贫富差距。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英国，财富高度集中，寡头横行，几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再现。为了营造自由的经商环境，当劳动者和企业发生矛盾时，政府往往站在企业主一边。1980年的《就业法》规定，如果雇员声称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雇员在两年内遭解雇甚至不属于不公正解雇。
1997年，工党上台。在其执政期间，英国的传统经济支柱制造业面临巨变。从1997年到2007年，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从20%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2.4%。2001年，金融部门超越制造业，成为最大的GDP贡献者。
一个经济部门的萎缩自然会带来失业。从1980年到200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下降了超过30%。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贫困人口的上升。
2010年，刚经历金融危机的英国迎来保守党执政。就像30年前的撒切尔，卡梅伦在经济衰退、高失业率的压力下，努力推行着她的“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这为本已堪忧的贫富差距问题再次施加了压力。
2011年，英国从伦敦开始爆发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其导火索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警察强杀黑人，但背后却是埋藏已久的贫富差距问题。
事件发生地托特纳姆区虽然距离伦敦市中心仅仅数英里，却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在当时由于社会福利被剥夺，就业率下降，民众积怨已深，这才因为一起枪杀事件而爆发。
英国应该怎么办？
巨大的贫富差距甚至已被认为是英国选择“脱欧”的原因之一。贫富差距让人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机会渺茫，没有经商或从政的机遇。而广阔的欧洲大陆还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涌入英国，让英国的穷人感到巨大威胁。
新官上任的特雷莎•梅将把“脱欧”进行到底。但不知，面对如此严峻的贫富差距，她应该怎么做？经济学家给出以下建议。
首先，应当激励企业给予劳动者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社会福利制度也应该重新设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救济金领取者应当有机会接受教育，习得一技之长。
其次，高收入者应当被征税，而低收入者应当得到补偿。
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收问题，企业偷税、漏税的情况应当被严查。
这些举措能够缓解贫富差距都是公开的理论。做与不做，都只在政府权衡各方利益。
不过，一旦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势必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矛盾升级再着手改革，平衡穷人和富人的财富，就将为时已晚。
（作者：浦润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