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纪念李大钊?-激流网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

 想要理解一个不同时代的人是困难的,想要理解一个不同时代的伟人,就更为困难了。我有些怀疑,在今天,真的还有人能够理解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人吗?

真的还有人能明白,一个高高在上的北大教授,为什么,会为了“愚蠢的”、“不努力奋斗的”、“不够聪明的”、“低贱的”,农民、工人、黄包车夫、流浪汉,献出自己的工资,再献出自己的时间,最后彻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呢?

要想理解一个人,首先要在精神上变成那个人。可是在今天,即使在精神上,好像也已经看不到能变成他的人了。

1933年,他44岁,作为一个教授,正值壮年。可惜他已经死去6年了。五十多岁的鲁迅编撰他的文集,鲁迅先生说他的理论未必精当,但是鲁迅先生又说:“他的遗文都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先生编的这本《守常文集》,是这个思想者的第一本书。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创立的共产党,12岁的共产党,已经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政权,这个政权的宪法上写着“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这是他的梦。

1927年4月27日,他38岁。他的尸体躺在棺材里,北大的师生和他的好友抬着他,准备安葬。师生们唱着国际歌,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小哭,有的男生也哭,一边哭一边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公葬队伍行至西四,遭遇政府枪击。师生友人们仍然将他的尸体送至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和一块刻有镰刀斧头的墓碑一同下葬。镰刀,是农民的符号;斧头,是工人的符号。用工人和农民的符号来给一个知识分子盖棺定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嘉奖呵?

我只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1926年,他培养的学生们,大批地去到农村、工厂,共产党员快速地增加起来。奉系军阀开始对共产党员下手,他感受到密探常常跟随着他。他的表姑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 ?”

他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 到处都撒遍了, 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 还有那儿长出来, 没有关系 !”

他的学生受他派遣,开始南下了。

1923年,他带着邓中夏,去北京蒙藏学校,给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这些学生,成为了后来内蒙古解放的重要力量。其中一个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人,叫乌兰夫。他和学生们共同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

这一年,他参与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吴佩孚政府迫害工会骨干。他组织工人举行了浩大的“二七罢工”。吴佩孚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屠杀。史称“二七惨案”。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工人运动遭受打击。北大的一个学生,在打完网球回来的路上,对周围的同学说,“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证实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从这个学生旁边走过,他也想,工人运动,会从此一蹶不振吗?

但是他见过工人,他熟悉工人。他还见过工人的血,工人的力量。他用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来回答那个学生。文章说:“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他号召:“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

这一年,他还领导建立了“工人同志会 ”,将工人组织起来。一些进步的工人,由于他的工作,从无产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两年后,“工人同志会 ”改组,成立北京总工会。这是中国工人最早的政治组织之一。

1922年五月一日,他在五一纪念会上演讲。他挥动着自己的手臂,对身边的工人和学生说:“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

这一年,他的同志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场罢工。湖南军阀逮捕了他们,立即枪决。黄爱活到了25岁,庞人铨也活到了25岁。他说:“(黄爱、庞人铨)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 先驱遇验, 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

这一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但他的屋子,和以往一样,那些“肮脏的”的工人依旧自由地进进出出。

1919年春天,他去唐山,他去哪里结识煤矿工人,和工人一起铲煤。他带着一身煤灰,拿起手中的笔,写下工人的境况,他说,这里需要一个工人组织。

这一年,他指导许多杂志创刊和运行,《国民》、《新潮》、《晨报副刊》、《每周评论》,他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年,他还参加了一个被称为“五四”的运动。他到处呼吁:“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1914年,他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劝退。一个原因是长期参加政治活动,缺乏时间学习。国家处在贫穷困顿之中,底层人民普遍遭受着饥荒、疾病和战乱的煎熬。他没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在抗议日本政府的集会上,总有他的身影。

1907年,他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遇到史地教师白亚雨。3年后,领导滦州起义的白亚雨被捕,杀白亚雨时,白亚雨不愿下跪,他说“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被杀的革命党,不过是社会的loser。但是他尊重白亚雨,而且决心要比白亚雨做得更壮烈。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反思国家的前途何处,写下《大哀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之流)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 “

1900年,他问他的老师,“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饭吃?”

这一年,他11岁。

他是一个另类。

和北大教授们一起聚餐,恐怕其他人是要嘲笑他的。他每个月一百四十块大洋,那时候北京黄包车夫每个月平均能挣六块大洋,但是家里却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单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每月就拿出八十大洋。

和北大教授们一起聚餐,恐怕他是要嘲笑他们的。老百姓受苦,被剥削压迫,教授们却长衫绸缎,和各色官员混得熟透,处处可以分一杯羹。这样的人格,他是看不起的。

多年之后,他所教导的一个人,在延安成为了工农领袖,依旧是粗茶淡饭,补丁泥腿。

我时常想起他们那一群人。

在他们这些人的故事里,无论是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个人生命力的爆发程度,还是这些故事留给后人的价值,都要胜过古希腊的悲剧,荷马的史诗,甚至是莎士比亚的鸿篇巨著。

文学、哲学或是历史学,都不足以描述这些生命所展现出的绚丽与斑斓。

这种绚丽和斑斓的生命花,绽放于鲜血淋漓的北京城,绽放于黑暗而穷困的旧中国。绽放在一次次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之中,绽放在一天天伏案阅读、一次次登台演讲,一次次工厂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他的灵魂对于这个阶级来说,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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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