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唐家岭——“蚁族”离去,“拆二代”一夜暴富?-激流网

北京海淀郊外,唐家岭。

这个地名一度为人熟知,是因为这里曾是“大学生蚁族”的聚居地。曾经,这里不少房间只有5平方米,租金160元左右。因为“蜗居”和生活不易,数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访唐家岭时,落泪。当年的唐家岭,和大多数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类似,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私搭乱建,违规建筑达到合法建筑的5倍,四处都有火灾隐患,拥挤不堪。若开车从村南到村北,短短一段路,却要花1小时。毕竟,数千名本地村民,接纳了超过5万名外来人口,包括1.7万名大学毕业生。

突然间,当地青年,都被贴上了“拆二代”的标签。从2010年开始,唐家岭村整体改造成唐家岭新城,农户搭建的出租房没了,还配套了风情街、文化广场、小学和幼儿园;道路宽广,还有许多围起来的建筑工地。用唐家岭人的话说,拆迁后,人“上了楼”,但生活环境并无太大改变。原本家里的物件,基本上腾到了新房,只是多少添了些家具,吃穿用一如以往。

类似的城镇化,在各大城市不断推进,与拆迁相关的新闻也层出不穷。曾有媒体报道农民拆迁获补偿后的怪事,一是“开着好车扫大街”,二是邻居们跟风“换车换房”,三是被赌博和情色场所吸引,没几个月,“富翁”变“负翁”……不少新闻当事人,都是“拆二代”。

他们常被人误解,又令人羡慕嫉妒,还带着神秘感。记者发现,在“拆二代”心里,别人的看法往往让他们不是滋味,一声“你是拆二代啊”包含了太多复杂的信息。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他们,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被关注。因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周晓春团队花了一年的时间,深入访谈唐家岭22位青年人,并收集了354份当地青年的调查问卷,认为这群年轻人处于“能够被推一把会更好”的状态。记者在周晓春团队的研究基础上,探访唐家岭——

不见“开着豪车、挥金如土”,或是“无所事事”的“拆二代”;只见一群年轻人努力干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一样抱怨着收入,关心着父母养老和下一代的教育。

他们曾是普通的农民子女,城镇化阵痛忽然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理应是需要被支持、被理解、被“推一把”的群体。

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最高的,是“抽烟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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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专题研究了一年“拆二代”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周晓春。 陈凯姿 摄

跟当地年轻人一提“拆二代”,他们显得有些烦。“谁说拆迁就有大钱了?有大钱就不在乎那点小钱了?”张斌反问记者。

此前对话中,27岁的张斌一直很平静,并没有兴奋地喋喋不休,也没有因为排斥而寡言少语。绝大多数唐家岭的年轻人都是如此,一提“拆二代”,普遍表现出反感。

张斌的家在2010年拆迁,在唐家岭新城分了3套房子,补了100多万元,算是“比较一般的”。他如今在唐家岭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不清楚媒体和网络上的“拆二代”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反正他感觉不好。

从他的角度看,“拆二代”应该是拆迁后肆意挥霍的那一群,但这样的人真的多吗?他觉得肯定有,但他认识的人中真的没有。

那如果有人拆迁后乱花钱,赌债欠下上百万元,你怎么看?

“败家子!”张斌脱口而出。社区的社工赵爽告诉记者,拆迁后青年人“挥霍、赌博”的现象,“都是听说,从没见过真人”,偶尔和居民聊起时,无一例外,对方的反应都是“离这类人远一点”,或者“我可没有这种败家子朋友”。

即便记者在社区里再三打听,也没找到参与赌博和吸毒的年轻人。而周晓春团队找了一年,发现虽然有些“暴富”的家庭,因为家庭结构简单,分到房子较多,但几乎没有“恶劣行为”的个体。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拆二代”中,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最高的,是“抽烟喝酒”。

可是,研究团队也在深度访谈中听到一些负面的案例——唐家岭,玩牌的人不少,至少比拆迁时候多;唐家岭及附近的村庄,每个村总有一两位“赌钱输掉一套房子的”;一位青年讲了一件发生在本小区的事,拆迁后小年轻得了100万元,还拿了一套房子,结果短短几个月,钱花没了,房子也卖了。

但这些仅是“听来”的极端个案。周晓春坚持认为,在各种被反感的“二代”里,“拆二代”是最“无辜”的,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如果不是经济发展和拆迁,他们依旧是农民子弟。

“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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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岭的“拆二代”张巍如今在居委会工作。 陈凯姿 摄

唐家岭最典型的大笔支出,是汽车。

据记者观察,在城乡结合部的唐家岭社区,大部分车价位在20万元左右,也有很多10万元左右的紧凑型轿车,以及少量豪华品牌轿车。一位唐家岭的年轻人小华(化名)曾在汽车销售服务店工作,村里不少人买车都找他。他记得,拆迁之前,谁也不会买30万元以上的车,可拆迁后他去看看朋友们的车,多是60万元左右的好车,甚至有人买了百万豪车。

张斌自己没车,他觉得没必要换太高档的车,“比奥拓、QQ稍微贵几万元,自己喜欢就行了”,但他也发现了用拆迁款买车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买了豪车之后,却是去“趴活”,做“网租车”。

不可否认,唐家岭有些年轻人拿到拆迁款后,消费明显高了。

据周晓春的调研,在唐家岭及附近一些村庄,在拆迁之初确实出现过问题——有位当地青年回忆,他们村在刚拿到拆迁款时,很多人坐车进城去买金饰,一下子买好几万元,回来一看都是“特别粗的镯子、链子”;还是这个村庄,刚搬进楼房时,特别流行实木家具,装修比以前的平房豪华多了;还有一位年轻人讲了一个身边的“不能理解、特别可怕”的故事,一位姑娘拆迁前“从不认识牌子”,可突然有钱了就要去买“限量版的特别大的包”;另外,不少年轻人的手机、衣服、结婚随的份子钱,都水涨船高。

唐家岭拆迁开始于6年前,近几年,类似的现象少了。或许,当初“上百万的拆迁款和数套房子”让人一时膨胀,过了些时间,他们自我调整了。

周晓春告诉记者,对于“拆二代”,生活环境变化越大内心越不容易平静,就像挤公交车,开始总要挤一阵,越到后来越感觉宽松平和。周晓春也发现,有的年轻人拿到钱后一开始也热衷买车,两天不见手指上全是金戒指,“这或许和个人的文化水平和性格有关,总得躁一阵子”。于是,媒体上就有“拆二代”报道,说他们有钱了,去超市偷东西找刺激、飙车等等。“实际上,他们或许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参与调研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高新利注意到另一个现象——拆迁是分好几批进行的,第一批拆迁的人往往会羡慕后几批人,因为后者得钱更多,而后几批拆迁户往往会从之前的拆迁者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在理财上显得更理性,心态也更平和。

精打细算,“甚至比拆迁前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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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2010年拍摄的北京唐家岭地区的城中村;下图为2014年8月拍摄的环境得到改善的唐家岭地区回迁楼。 新华社 发

记者见到的“拆二代”,个个精打细算。

30岁的陈超给记者算账,他列举了搬到唐家岭新城后的生活成本:住平房时不需要交的物业费、车位费,还有每年的汽车保险、水电煤、网费,每年至少要2万5千元。他觉得,这消费水平,和他们两口子挣的钱不成比例。

拆迁之后,他显得很辛苦,一边在居委会工作,晚上下班后,还要在网络上做些搭建数据库的兼职。他的爱人,原本希望能找个离家近的工作,月工资4000元左右就行,可陈超盘算了,觉得她的工资标准应至少到6000元以上,于是网上四处投简历,等找到工作,两口子才安下心。陈超给自己定了目标,要在每年前3个月,就必须把全年的汽车保险和物业费两笔钱挣出来,否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张斌也努力,他是退役运动员,周末会去柔道馆兼职教课。他的设想,是努力考出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能在社区做一份“长久的工作”。他讲起在唐家岭的老同学们,拆迁后这几年,个个都在努力,学计算机、考证、给人开车、开小店铺做买卖,生活一如既往,甚至比拆迁前更努力。

记者听了有些吃惊,你们不是有房子和一大笔拆迁款吗?可细细聊下来,将心比心,又觉人之常情。

大多数人家,拆迁款是不太动的,毕竟大城市生活成本也高,要留着“防大事”和养老。“讲难听点,就算赔了100万元,也就够一家人花5年。”有人跟记者说了句真心话。

张斌家的百万拆迁款下来,家里甚至没买车,那笔钱就存在那儿。父母的想法是等张斌结婚时,才拿一部分出来用,唐家岭虽然是新城,但结婚还是农村习俗,要摆流水席。至于多出来的两套房子,则出租,每年有7万元收入,这个钱是归父母的。陈超家也是,拆迁之后分了几套房,父母住一套,爷爷奶奶住一套,小两口住一套。至于拆迁款?陈超“想都不敢想,那是给父母的”。

33岁的唐家岭居民张巍也希望能澄清社会上的误解。她认为:“拆二代”其实早就理智了,拆迁款毕竟是一次性的,这钱大家都觉得要留给父母养老,不能乱花。

陈超还坚持用一个旧手机,按他的计划,两年后才“允许自己”换当下流行的大品牌手机。他几乎取消了所有的朋友聚会,把结婚时父母给的红包,以及近些年攒下的共10万元交给朋友理财。他对未来有点愁——以后小孩的奶粉、尿不湿要多少钱?幼儿园每个月又要多少钱?

“诉苦”

确实,未必每位年轻人,都能在拆迁中受益。

在周晓春团队的调研中,拆迁对青年收入的影响较为多样。有人说收入增加、生活宽裕,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有人觉得拆迁前后收入没啥变化,唯一多了一笔,可能是拆迁款的理财所得;还有人说“穷了”。

不同的评价和感受,实际上来自不同村庄的青年人。比如东北旺村拆迁较早,当时获得现金补偿有限,不少人没有得到房子,因而不能伴随土地升值享受房产升值带来的收入提高;而东玉河村,享受了较好的拆迁补偿政策,收入变化不大;而大牛坊村拆迁最晚,或许对拆迁户收入影响也最大。问卷调查显示,拆迁之前,青年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高达80.3%,拆迁后下降到59.5%。单独居住无疑提高了青年的生活成本,并减少了出租房屋获得收入的机会。

单就唐家岭而言,在拆迁之前,这里就不是种地的地方,基本每家都以房屋出租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造为社区之后,虽然大家获得了一定的房产,但是新房产除去自住部分,租金收益普遍远低于改造前,因此拿到拆迁款后,大部分家庭选择了细水长流的财富支配方式。其次,拆迁前,房屋基本都登记于父母名下,拆迁款也主要由父母支配。还有,青年自身也处于成家立业、养育儿女的人生阶段,消费趋于谨慎。

数位唐家岭的年轻人跟记者“诉苦”——陈超家在没拆迁前,他想聚餐就出门,想换手机就换;张巍家当年并不想拆迁,就是预料到未来大笔房租收入要没了。

知情人告诉记者,老早之前的唐家岭租房,是按“间”租,投入30万元盖房子,可以分成好几十间租出去,最快一年可以“回本”;而今都是商品房,出租也只能规范地成套租。

周晓春坦言,据他的调查,唐家岭的“拆二代”群体或许算不上“暴富”。

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特殊漩涡口

唐家岭及附近的城中村改造,对其它地方的拆迁工作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对越来越大的“拆二代”群体——他们处于“能够被推一把会更好”的位置。

他们处于城镇化进程一个特殊的漩涡口,趁他们年轻,政府和社会轻轻推一把,或许就能更好地融入新社区,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唐家岭的青年,已经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和记者最初的设想相反,拆迁前处于失业的41位青年,如今至少有16人有了稳定工作。这一方面源于“房租收入减少”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当地镇政府有意识地引导这批青年走向物业管理、社工等岗位。调查显示,拆迁以前,收入来源主要是父母补贴,占到17.5%,如今只有8%;青年自己和配偶的经营收入从18.7%提高到25.9%。陈超和张斌,即便在采访间隙,他们也在居委会上楼下楼,忙得不亦乐乎。

唐家岭村已成了唐土社区,环境比原先的城中村好了很多,垃圾少了,冬天供暖不用自己烧火了,配套的学校硬件一流。社区成立青年会,尝试仿照香港的社区机构,为当地“拆二代”提供一些服务和指导。

青年会的社工赵爽,并非唐家岭人,却也是一位北京“拆二代”。她和唐家岭青年打了3年交道,最大的感受是人的变化。比如说,拆迁前青年似乎对下一代的教育没有太多规划和想法,如今对“拆三代”尤其舍得投入;以前城中村里的本地老人,一些人即便有租金收入,也习惯性地捡塑料瓶去卖,如今他们爱旅游了。

可以确认的是,赶上拆迁的这两三代人,在真正融入城镇化、对社区建设发挥更大作用之前,最初的一步,应该是避免妖魔化、消除误解。

赵爽至今依旧会被别人有意无意地“酸一下”,比如单位有绩效考核,工作出色时会有奖金,领钱时候旁人会说:“你们拆迁户不在意这点钱吧……”赵爽回答:“我们也是该赚钱就得赚钱,怎么就不在乎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

(作者:陈凯姿 孔令君。来源: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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