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方面军过草地出甘南的同时,一方面军也组成了西方野战军,准备打宁夏战役,夺取宁夏,作为立足之地。当时的态势是,二、四方面军在最南边一线,往北是国军胡宗南、王均集团,再往北是西方野战军,最北边是东北军何柱国部和毛炳文等部。所以,当时中央和军委的想法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以一方面军主攻,二、四方面军配合,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左右,打开北上通道。这样,红军就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合兵北上,或者按照张主席所说的,一方面军独立取宁夏,四方面军独立取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二方面军居中应援。根据这个想法,彭德怀主持制订了一个海打战役计划,即准备歼灭胡宗南一个师左右,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

但是这时张主席在是否北上与中央汇合问题上再次动摇,所以无意配合这一战役计划。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坚决支持中央的计划,但是张主席不同意,朱德最后只好独自向中央发电,如果四方面军不按中央计划北进,那么造成的后果他不能负责。如果说张主席准备全力配合,那么当然应该命令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迅速北进,准备配合一方面军作战。但是,张主席不仅没有下令继续北进,反而突然下令四方面军主力后撤,准备继续与中央讨价还价。等到张主席与中央电报往来了几天之后,战机已失,而这一计划也就流产了。

在中央的坚持斗争之下,张主席仍然在最后同意北上了,穿过了胡王所部的防线,与一方面军接近了,但两军并没有汇合,而是继续呈犄角之势。这时,张主席再次与中央讨价还价。当然,此时三个方面军即使汇合也不能缩回陕北,必须北进宁夏或西进河西或南下出豫陕鄂,而且,此时一方面军十五军团已经进至陕南,主力也在三原一线准备策应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但中央此时的主要打算仍然是准备夺取宁夏,因此力主三个方面军会合,朱张所率红军总司令部到陕北,前线则或交彭德怀指挥攻取宁夏,或一方面军进取宁夏,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攻取青海。张主席仍不同意这个方案,打算二、四方面军一起西进,置中央于不顾。于是下令四方面军准备独立西进。毛主席对此极失望,所以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里说,让他们去吧。

但中央见四方面军西进已成定局,不能挽回,只好转而支持。毛主席得知四方面军自己能够造船,但是缺少铁钉后,马上命令在陕北留守的部队调发当地铁匠,准备南下与四方面军汇合,专门去给他们打造铁钉。而四方面军却出师不利,渡河没能成功,刚过了两个军,就被国军关龄征部阻击,未能全师行动,被分割为两部分。朱张所率总司令部及两个军北进,剩下的2.2万人则由徐帅与陈昌浩率领独自西征。实际上,此时中央仍未放弃让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汇合的意图,所以主张徐陈率所部或迂回渡河与一方面军汇合,或暂避敌锋等待一方面军主力接应再渡河。但徐陈在张主席的支持下,仍决定独立西征。毛主席得知后,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努力,问他们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最好还是按中央所希望的去做。而徐陈奉张主席令,坚持西进,认为完全有把握独立西进,夺取河西甘州、肃州,接通苏联,取得援助。毛主席无可奈何,只好同意让他们去。

按照徐帅在回忆录里的说法,西路军孤军远征,本来就已很不利,加上军委指示飘忽不定,所以他们无所适从,以至最后全军覆没。所以后来的同志们一直说是军委四方面军西征的,也就有了后来的毛主席借刀杀人的说法。但是,这些同志们没有搞清楚,徐帅所谓的军委前后是有变化的。

中央下设军委负责军事工作,军委又设总司令部。但实际上,总司令部在与军委失去联系后,就总是在以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的。草地分裂后,中央和军委北上,而总司令部则留给了四方面军张主席,所以张主席在命令二方面军北上时,用的就是军委的名义。四方面军北上到甘南后,中央对军委进行改组,以毛主席为军委主席,张主席和周恩来副之,红军总司令部仍以朱德任总司令,张主席为总政委。西路军西进后,朱张始率总司令部到陕北与军委汇合,中央再次改组红军指挥系统,在军委与总司令部之外,另设前线总指挥,以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直到这个时期,中央军委才与总司令部的命令渐趋一致。

西路军西进之初,行动较顺利,所以军委干预不多,但毛主席曾多次提出,西路军应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一部,然后迅速西进,取得苏援,或者折向东进,向一方面军主力靠近,协同作战。而且毛主席一直明确说,徐陈应有决心,或北进活东返,都应速下决心,而不能徘徊于河西一带,求战不得,求进不能。但是徐陈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按照徐帅的说法,就是陈昌浩精神负担太重,所以总是拿不定主意,只是机械执行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所以西路军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但是他们不熟悉毛主席的指挥方式,毛主席一般是不会给死命令的,而是提出几个方案,由前线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个执行之。徐帅在这里把责任推到陈昌浩头上是不对的,既然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他作为军事主官,就应拿出明确的意见来,而不是只是催促陈昌浩早日拿定主意。

西路军西进遇挫后,中央曾多次计划西援,并曾打算让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策应西路军东返。但是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担心一旦发生战争,红军必须策应张杨部,因此暂时取消西援的命令。此后,徐陈又向中央提出,让原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合了的部队西进,支援他们。中央也同意了,并任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任政委,进至陕甘交界处,随时准备待命出发。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在善后时前途不明朗,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中央始终不能判断。而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在西北的部队编为两个集团,准备夹攻西安,为此毛主席还曾电示周恩来博古,让他们转告杨虎城,迅速将东北军、西北军的战略物资移向陕北,准备以陕北为后方作战,并让出几个县城给东北军与西北军。其中,西集团为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由顾祝同统一指挥。西集团夹在西路军与一方面军主力之间,隔开了两军。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和蒋介石下令二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始终是谈判的重要问题。嗣后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中,在西路军未被大部消灭之前,毛主席也坚持要周向蒋方要求,将徐陈部独立编为一个师,并划定相应防区。而且,还曾要求东北军向西路军空投粮弹和饷款,甚至曾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提出,如果顾祝同和蒋介石无法制止二马向西路军进攻,则应向西路军空投粮弹饷款,并让出一条路,让西路军迅速东返。

但是,因为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徐陈始终未能下定决心东返或西进,坐失战机,最终兵败河西。最后才决定将余部分三千余人分为几路,分别游击,徐陈返回延安。这时毛主席发给徐陈的电文中曾说到,他们对自己以前的错误到底有怎样的认识。由于徐陈是张主席最主要的支持者,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主席这是要求他们做一个政治检讨。其实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希望他们能够检讨西征以来举棋不定的错误,拿定主意,或西进或东返,都应该迅速作出决定,全力执行,不能再这么徘徊下去了。

整体而言,毛主席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反对西进的,但是四方面军对他来说,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不好过多的指手画脚,只能由着张主席支配。张主席怂恿徐陈西征,徐陈起初信心满满,以为凭四方面军的能征善战,打掉二马接通苏联取得援助不成问题,哪知道最后却遭遇失败。一直到打了败仗,他们才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这时又一下子变得很灰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指望中央,无论西进还是东返,都要求中央给他们以有力支持。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听长辈的话,惹出了祸,结果却要长辈出来收拾烂摊子,长辈虽然竭尽全力,但因为自顾不暇,最终未能援助他们,最后反倒成了他们的责任,而作为惹事的孩子,却一点责任都没有了,真真是岂有此理。

所以,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么首先应该是张主席负责,其次就应该是徐陈负责,而中央和毛主席并无太多责任。

(作者:萧武。来源:国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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