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坠毁以后，毛泽东又重提了《诗经·大雅·荡》那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话（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善终）。他告诫全党，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节。

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毛主席要我们为他标点和注释过谢安、谢玄、桓尹、刘牢之四篇《晋书》中的人物传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那篇《刘牢之传》，毛主席在我们标注的四篇传的合订本上，批了“请政治局同志一阅”。

到了一九七四年末，毛主席再一次要我们上送这四篇传，当然包括《刘牢之传》在内，到了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又一次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标点注释《晋书》中的《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这是第三次要我标点注释《刘牢之传》给他老人家看了。这次我没有完成任务，迄今心里仍有一份负疚的心情。

毛主席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们标点注释《晋书》相关人物传记时，都提到刘牢之这个人物的传记呢？它与为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操守有关，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人口头上说的，而是要人们终身躬践履行的事。也许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如林彪、陈伯达一类都是刘牢之这一类型的人物。我们读一下《晋书·刘牢之传》或许会有所收获。 

刘牢之是东晋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将，他是北府兵的重要将领。从“靡不有初”讲，他人生的起点并不错。刘牢之是彭城（今徐州）人。当年曾是谢玄手下的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史称其“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他在前方与苻坚的军队相持时，打过不少胜仗。在淝水之战中，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起了关键的作用。史称：“（苻）坚将梁成又以二万人屯洛涧，（谢）玄遣牢之以精兵五千拒之，去贼十里，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然后两军决战于淮水之南，谢玄与谢琰率晋军进击，苻坚军又败，“坚中流矢，临阵斩苻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在溃败的苻秦军队看来，那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可见在这场淝水之战中，刘牢之的起始还是非常光辉的。

然而此后刘牢之在东晋王朝内部的纷争中，成了一个倒戈将军，原来刘牢之是王恭的部属，王恭是东晋驻守京口的军事首长。以刘牢之为其军府之司马，东晋孝武帝去世，安帝即位。朝政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所擅，重用奸佞小人王国宝，王恭起兵讨伐王国宝，迫使司马道子杀佞小人王国宝及王绪，于是王恭对刘牢之恩礼有加。而司马元显则暗中使人策反刘牢之，于是刘牢之乘王恭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背叛王恭，把王恭置之死地，刘牢之取代王恭的地位，成为东晋在京口驻军的军事首长。当时东晋在长江上游荆州地区有桓玄举兵逼京师，要求诛刘牢之以为王恭复仇，结果桓玄受召回师，刘牢之则退居京口。以后刘牢之又奉司马元显之命出兵以讨荆州地区的桓玄，而桓玄又遣何穆策反刘牢之，于是刘牢之又与桓玄联手反对司马元显，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父子皆为桓玄所杀。于是桓玄以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而刘牢之此时又欲起兵反桓玄，集部众大议，其部属云：“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即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即司马元显），今复欲反桓公（桓玄）。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不可信也。《论语·为政》载：“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于不守信用的人，是难以共处的啊！所以这次会议的结果佐吏多散走，刘牢之最终是自缢而死。

毛泽东三读《刘牢之传》，难道还不是有感而发吗？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我船还没有沉，你老鼠先搬家，还不是活生生一个刘牢之的形象吗？类似刘牢之那种反复折腾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不只是陈伯达一个人，在庐山会议上跟着林彪讲话起哄的也不只是林彪手下的几位虎将，大军区好几个司令员都曾写信给林彪，这件事到一九七三年还没有解决。汪东兴何尝不是一位倒戈将军？

毛泽东不能整治所有曾经倒戈的人，所以只能搬出《刘牢之传》来告诫有心病的那些部属和将军们，真要说什么政治操守，我们党内过去确有一些领导人操守不佳，在党的领导层内瞎折腾，而且不择手段。折腾的结果，他自已左右不是人，内外都是他错，我想将来历史自会给他们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一个领导人，在关系国家大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守信用，那可是最为要害的问题。所以真要说什么政治伦理问题，不是在制度层面上的问题，而首先是为人品德上的操守问题。千万不要为了个人权势和地位去瞎折腾。我们党再也折腾不起了啊！

林彪当年的战功要远远高于刘牢之，不管怎么说，他出走最终摔死在外蒙古，应该说是晚节不终吧。尽管林彪的悲剧相当大的因素是叶群和林立果促成的，林彪本人还是有责任的，他没有管好妻儿啊！老年少妻得子并不一定是幸事。故当年毛泽东举《诗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作的告诫，对我们许多同志而言，迄今仍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必须时刻牢记在心啊！决不要再重蹈覆辙。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虽然讲的只是晚节问题，但与此相关的还要讲气节和大节。节，是古人出使时的凭证。《汉书·苏武传》讲到汉武帝“遣（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留在汉者”，这个节便是使者出使时的凭证。苏武在匈奴时，单于曾逼苏武降匈奴，苏武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这个“节”便是苏武作为使者的操守。于是匈奴单于把苏武流放到贝加尔湖边牧羊，史著称其“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是借汉节显示苏武为人之节操。李陵奉命对苏武劝降时，苏武宁死不屈，说明古人把个人的操守看作比生命还重。在一九六五年夏，讨论《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我们用罗思鼎署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大节、气节、晚节》。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国家，那么人自然都有一定的政治属性，所以为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操守。

所谓气节，那就是说话做事要遵守操行，一以贯之，不能见风使舵，《史记·汲黯列传》讲到汲黯为人能“好学，游侠，任气节”，说他讲气节的根据是什么？《汉书·公孙弘传》有一个故事，汉武帝时汲黯与公孙弘共事朝廷，公孙弘与汲黯曾“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弘）皆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从此可见公孙弘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滑头，而汲黯遵守约定的建议，故司马迁称其能任气节。

大节，那是指对敌斗争中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汉代的苏武使匈奴是这方面典型的范例。苏武在家破人亡、自己被羁押的情况下，对祖国仍忠心耿耿。故班固在其传末赞语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爱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这才是为人应有的道德品质。

晚节，是指为人要终其身遵守操行，决不能晚节不终，一个人要晚节有终也不易。记得当年毛泽东读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自述时，便说此人不足为训，因为他晚节不终屈服于曾国藩的压力。知道自已必死无疑，还要写给曾国藩献计献策那样的自述，还不是毁了自己的一生？

在为人的行为操守上，不仅对活着的人，即使对于逝者也要信守自己对逝者生前的承诺，这也是为人必备的原则。《论语·学而》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终是指逝者，慎是讲逝者在生前为人要有始有终，慎也是指生者，它包括逝者生前的同事和子女，以及朋友，要慎重对待逝者生前的嘱托和承诺。追远，是怀念，是对列祖列宗功德的纪念，领导人如此做了，老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历史上这方面的故事很多，《史记·晋世家》讲了春秋时，晋献公临终，要立其幼子奚齐为君。他对荀息说：“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回答说，他能够做到，献公问他有什么凭证。荀息回答说：“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在晋献公去世以后，荀息便立奚齐为君。结果献公未葬，奚齐便为晋世卿里克所杀。荀息复立奚齐之弟悼之为君而葬献公，而里克又杀悼子于朝，荀息便以死相殉。这个故事说明荀息不负对逝者的承诺，甚至以身相殉。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曹操执政时，《三国志·魏书》的《刘表传》注引《傅子》称刘表的谋臣蒯越，曾佐刘表平定境内。曹操得荆州后，给其谋臣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可见曹操非常看重蒯越之才能及其在荆州地区的社会影响，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蒯越临终，写信给曹操，托以身后门户之事。曹操回信说：“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曹操这封信是蒯越去世以后回复的。这两个故事是逝者去世以后，生者对逝者生前所作承诺的态度。我想这两个故事所讲的是我们民族古老的为人行事中一种应该遵守的伦理传统吧。

是什么促使我想起这两个故事呢？我们许多老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和经历过毛泽东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解放运动，建国后三十年他们也经历过在毛泽东领导下，摸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如何走自己的道路的历程。一个人要忠于自己曾为之奋斗的思想和理念，这是一个人为人的操守和坚持政治伦理上不可缺少的东西吧！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曾提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故出尔反尔可是为人之大忌啊！也不是没有人这样做，如那个出身于国防大学的辛子陵那一本《红太阳是如何坠落》不就是出尔反尔的典型嘛！我想国防大学可不是以反毛反共为其政治思想的吧！辛子陵他那本书不就是极其能事地丑诋毛主席的形象吗？我不知道他是在为哪个国家设防啊！他持的是汉的节，还是别的什么节？对于这样不堪入目的作品居然有一位很有资格的老同志为其作序。借《炎黄春秋》那个舆论平台为其张扬！其结果还不是万人唾骂遗臭万年。这些年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不以那样的背叛为耻，反以为荣。所以，说一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读一下《刘牢之传》，回顾一下当年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讨论，还是很有意义的。真要说什么政治操守的话，这些人才真正有一点缺德呢！

我希望有些老同志能管住自己的嘴，《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讲到了“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也就是不说或者少说一些辟辞、淫辞、邪辞、遁词，好好用心培养自己的正气。有的老同志已经去世了，人们还想着他，我想着屈原《招魂》中有一段向西方为其招魂的楚辞，其云：“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兮！恐自遗贼些。”西方并非极乐世界，魂兮，还是归来的好。

从逝者的子女讲，慎终，追远，就是好好继承自己父祖先辈们的革命传统，多想想和讲讲自己革命先辈对自己的教诲。撇开孟子说过：“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那句话不说，至少“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章句下》）感恩使人不能不知羞耻。一个人如果没有羞耻心的话，那就真的会变成无耻之徒了。

我真希望我们的“衙内”、“公主”、“驸马”们，可要警惕那些在身边千方百计攀龙附凤的陆虞侯和安福们，他们日日夜夜地在利用你们的无知、幼稚和好奇，通过软刀子来割你们的脑袋；千万要远离这些以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为手段的小人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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